中央即將啟動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有很多路徑選擇，如擴大社會保障面、抑制壟斷滋生的不公、運用稅收調控手段等等，但是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所有這些措施都將圍繞增加社會公平進行。
5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研究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和規范收入分配秩序問題。對于此次改革的方向，中國社科院社會政策研究中心唐鈞研究員說，無論是其中的哪一條措施，都將在社會上產生重大影響，這不僅僅是因為改革的影響面廣，更主要的是，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增加社會公平，已經到了不得不為的時候。
已經到了強調公平公正的時候
近年來，民生問題和社會公平問題一直是社會關注的熱點。
首先是我國貧富差距擴大的速度過快。有一個國際通用的衡量貧富差距的指標，叫作基尼系數，最小是0，表示所有人的收入都一樣；最大是1，表示所有的財富都集中到極少數人手中。
中國在上世紀70年代末的基尼系數是0．16，非常平均；到上世紀90年代中后期，已經達到0．40以上。這表明中國的貧富差距已達到國際公認的中等水平和警戒線。
同時，上世紀90年代后期，由于城鎮居民失業、下崗，農民的收入增長緩慢，社會分配的“兩極化”趨勢變得愈加明顯。而在富起來的這部分人中，又有少數人是通過不合理或不合法，甚至是犯罪的手段致富的，他們并沒有得到社會的認可。
所有這一切，都成為潛在的社會不穩定因素。因此，提起收入分配改革，中共中央黨校社會學教研室教授吳忠民很激動，“收入差距已經到了不解決不行的地步，現在到了強調公平公正的時候了。”
吳忠民給記者提供了這樣一組數據：我國目前低收入及中低收入者占總人口的80％，中等收入者也僅占15％。“這樣就導致居民購買力明顯降低。”吳忠民介紹說，目前我國消費率降到了改革開放以來的最低點，而與此同時，投資率、經濟對外貿易的依存度卻達到了改革開放以來的最高點。“這對國家經濟發展非常危險，因為對我國來說，內需拉動才是最重要的。”
日前，中共中央黨校2006年春季學期進修一班學員的一項課題研究成果指出，目前中國收入分配相當不均，更為嚴重的是起點不公平。根據該研究成果，目前中國反映收入分配差異的基尼系數為0．46，收入分配相當不均。
唐均研究員說，如果考慮居民個人財富差異的基尼系數，要比反映居民收入分配差異的基尼系數還要高。不久前的一項研究表明，在2004年，占城鎮居民20％的高收入群體獲得了城鎮全部可支配收入的40％強，而占城鎮居民80％的中低收入群體只獲得了城鎮全部可支配收入的60％，收入分配嚴重地向高收入群體集中。
據曾參與分配制度改革問題調研的全國政協委員李永海等人調查，10％的最高收入家庭，和10％的最低收入家庭，年可支配收入已經擴大到8．8倍。“這樣的倒三角形結構顯然不穩定，理想的應該是橄欖型：低收入和高收入家庭都是社會的少數，而中等收入人群占社會的大多數。”北京大學中國保險與社會保障研究中心研究員高書生說。
縮小社會貧富差距成為社會各界共識
收入差距拉大也給國家、社會帶來了一些負面影響。比方說，影響了國家的安定團結。“這些年群體之間的信任度明顯降低。一旦富人、官員出了事，網上輿論一片喝彩，這是不正常的。”吳忠民說。
此外，收入差距拉大也引發了社會安全問題，他說：“廣州社會治安差就跟貧富差距過大有直接關系。”
盡管收入差距不是衡量社會公平的最佳尺度，但在吳忠民眼中，這卻是衡量社會公平的最直接的尺度。他認為，我國收入差距已經邁入世界上最嚴重的國家行列。
目前，中國社會不和諧現象時有發生，經濟的高速發展所帶來的失業、腐敗、社會不公、貧富不均、城鄉收入差距等問題相對突出。種種跡象表明，貧富差距的加速擴大已經成為構建和諧社會亟待破解的難題。
正因為如此，縮小社會貧富差距就成為社會各界的共識。
“中國社會形勢分析與預測課題組”去年年底對在中央黨校學習的百余名地廳級領導干部進行問卷調查結果顯示，20.3％的受訪者表示，今年我國要特別注意解決好的問題，就是“居民收入差距問題”。在2006年領導干部最關注的問題中，“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也以29.4％的關注度名列榜首。
分配秩序比較亂，很大一部分原因歸咎于壟斷行業
“目前分配秩序之所以比較混亂，很大一部分原因應歸咎于壟斷部門或行業的存在。”高書生說，不少單位自行設立了津貼、補貼及福利項目，這些工資制度外的收入名目很多，來源隱密，不易監控。很多壟斷性行業中的普通員工，如司機、清潔工的收入，都遠遠高于勞動力市場的價格，甚至高于其他行業的技術工人。
他談到，他在對一家銀行進行調研時發現，由于銀行走的是事業單位體制，其單位的司機月工資為2000元，而同期如果到市場上招聘一名司機，則只需提供1000元的月工資。
長期研究收入分配問題的高書生還介紹，與改革開放同時起步的收入分配改革，最初的考慮是為打破平均主義和“大鍋飯”，選擇的是非均衡發展戰略，鼓勵“效率優先”。在這種情況下，勞動力素質差異、資本占有數量差異、經濟全球化時代的區域差異等市場化因素便很快產生出初次分配上的差距。
他認為，如果說這部分差距是社會發展必須接受的“代價”，那么因隱性福利、行業壟斷等產生的初次分配差距，與社保、稅收等方面的政策失衡產生的再分配差距，則受到了越來越多的非議。
唐均研究員也有類似的觀點。他說，這些具有壟斷地位和性質的單位，不僅自己給自己提供過高的福利待遇，比方說電力部門職工免費用電、交通部門職工免費坐車等等，而且這些單位利用壟斷地位，幾近蠻橫地獲取超額利潤，而不經討論和公示。就拿此次五大商業銀行聯手收取跨行查詢費來說，根本就不理會社會輿論的反對。這樣做的結果，只能是進一步擴大貧富差距，因為要使用這些壟斷資源的絕大多數社會成員，他們原本就不富裕，因此又要多支付額外的費用。
我國在基本民生的投入占GDP比例比非洲貧困國家還低
目前，國家仍缺乏兜底兒的東西。“我國的社會保障體系至今還沒有建立起來”，吳忠民說，老百姓本來錢就少，由于沒有社會保障，就更舍不得花錢。我國居民儲蓄量一直上漲，就是因為人們只能自己給自己保障，不敢消費。
李永海委員特別提到了下崗職工和失地農民的社會保障問題。他說，這些人在為國家奉獻了大半輩子后，很多人在生命的中晚期成了徹底的“無產者”，加上社會保障沒及時跟上，成為這個社會向貧困滑行最快的人群。
“限高的東西也沒有。”吳忠民說，目前的個人所得稅制度讓大多數中等收入者、中低收入者繳稅，而理應多繳稅的高收入者卻繳稅很少。
“還有就是沒有規則，潛規則盛行。”吳忠民覺得，現在很多行業都是這樣，沒有固定的規則，往往是誰的實力強大，政策就對誰有利。
其實鄧小平當年提出兩個戰略構想的時候，已經發出警告：“社會主義的目的就是要全國人民共同富裕，不是兩極分化。如果我們的政策導致兩極分化，我們就失敗了。”盡管對于我國目前是否出現兩極分化，學界還有爭論，但事實卻是，收入差距正在越來越大。
“可以說，政府一定程度上對鄧小平的第二個戰略構想重視不夠。”吳忠民說，這個追求公平的第二個戰略構想是有時間表的，也就是在20世紀末就要開始。
吳忠民認為，改革的大方向無疑是必須要堅持的，但改革中出現的問題也必須正視，“我國在基本民生方面的改革，以不成功為多數。”社會保障、義務教育、公共衛生、住房的改革也在其中。
吳忠民曾經測算過，我國在基本民生方面的投入占GDP的比例在全世界排名倒數第一，“我們比歐美發達國家低也就罷了，但比非洲那些貧窮國家還低，就說不過去了。”
政府要在收入分配中肩負起應有的責任
在今年的兩會上，李永海委員說：“政府要在收入分配中肩負起應有的責任。”
李永海說，社會保障、醫療和教育費用的急劇增長是制造貧富差距、加劇社會不公的重要原因，尤其是中低收入家庭和弱勢人群，更是飽受其苦，如何快速構筑起一道社會保障屏障，保護低收入家庭不被拖垮，更是政府當下要盡快解決的問題。
建立初級的社會保障體系、使稅收政策落實到位、建立各種規章制度，是吳忠民對收入差距過大開出的藥方。但是，這些藥方，都離不開政府的強力支持。
據介紹，美國在1935年、英國在1945年相繼建立了初級的社會保障體系，“我國目前的公共財力已遠遠超過當時的美國和英國，是有能力建設初級社會保障體系的。”吳忠民說，這個初級社會保障體系低標準、廣覆蓋、有實效，能夠覆蓋所有農村、城鎮所有勞動者，而政府只需要投入3000億元就夠了。“要知道，去年我國財政收入已經達到3萬億，是完全有能力做到的。”
吳忠民認為，在調整目前的個人所得稅，提高高收入者繳稅比例的同時，還要出臺一些輔助措施，如增設遺產稅、建立各種類別的慈善基金等。
“目前人們對行業壟斷怨聲載道，只要建立了規章，這個問題便能解決。”吳忠民認為，政府對壟斷行業的調節不成問題，怕的是政府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吳忠民解釋，某市移動公司的老總曾向他訴苦，其實他們很想把價格降下來，但無奈當地發改委不同意。“在這個問題上，政府角色是缺位的，有時候甚至錯位。因為通過行業壟斷，地方政府能夠增加稅收收入。”
全國政協委員孫繼業說，收入分配問題，實際上是公平和效率的問題。公平和效率問題如果解決不好，必將嚴重影響我國經濟和社會的健康發展。為了在公平與效率之間尋找最優平衡點，求得社會和諧，需要在政策上有所調整。要加強對壟斷行業收入分配的監督和管理，加快推進電力、石油、鐵路、民航、電信等行政性壟斷行業的改革，放寬市場準入條件，強化壟斷收益分配管理，調整壟斷行業的利潤分配制度，建立壟斷超額利潤上繳制度，將壟斷利潤收歸國家財政。
唐均說，我們要進一步走向2020年“全面小康”的目標，就必須運用社會政策和社會立法的手段，進行必要的利益調整，其中當務之急就是收入分配調整，重啟分配制度改革的大幕。（本報記者 李松濤 萬興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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