貨幣和財政政策需繼續完善
《瞭望》：1-4月份近5.2萬億的新增信貸，對此市場一直很擔心，特別是近期大宗商品強勁上漲，通脹壓力加大，對貨幣政策的爭議越來越多。這個問題如何看待？
賀力平：現在CPI、PPI增幅還是負的，仍然帶給很多人通縮預期，相應地給擴大消費和投資的決策帶來困難，有連續向下走的影響。為了保增長，在貨幣政策上保持寬松的姿態，是非常正確的，而且其政策效應正在發揮和顯現。在今后一段時間以內，政策效力仍會進一步顯現。
我并不認為，這些信貸資金會導致通貨膨脹。原因在于，上半年的信貸資金，相當一部分是短期融資券性質，企業貸到這些資金中的很多部分又用于生產和庫存等，用于財務管理的相對較少。因此，通貨膨脹在短期還看不到。
毫無疑問，石油等大宗商品價格的上漲，會形成一定的通貨膨脹壓力。但是，我們必須看到，目前我們還沒有走出金融危機，國內消費價格指數仍然為負。因此，一定的通脹預期并非壞事，它對扭轉通縮預期有好處，客觀上起到一定的積極作用。這就考驗政策層面的智慧了，一定要緊跟形勢變化，保持政策的靈活性。
宋國青：行政命令導致信貸增加的問題的確存在，但目前看來不是很嚴重，基本是企業和銀行主動的行為。進入股市的企業資金有所增加，但考慮到去年股市迅速下跌，目前的恢復尚屬正常，進股市的資金絕對量也不是很大。
目前擔憂通貨膨脹是有道理的。但同時，生產水平仍然低于潛在生產能力，貨幣量增加、總需求擴大會帶來產量增加，而不是價格水平上升。從全社會尤其決策層的角度看，人們主要擔心經濟能不能恢復，因此貨幣投放量不大可能出現明顯收縮，全年新增貸款可能達到9萬億至10萬億水平。
由于目前貨幣供應量迅速增長，環比增速已經達到歷史最高水平，今年四季度政府進行某種程度上的宏觀調控的可能性很大，再不調控，可能就過了。如果四季度政府視內外部條件變化，開始積極有效地調控，中國通貨膨脹水平到明年會比較合適。對通脹問題，沒有必要過多擔心。
馮科：就算信貸放松，中小企業依然得不到充足的貸款。中小企業的融資問題也不可能靠信貸擴張或緊縮去解決。信貸大部分流入了大項目。要解決中小企業融資問題不靠信貸擴張來完成，那要配套一系列的改革。信貸繼續擴張并不能解決緊迫的問題。
現在的問題是，國內的經濟危機主要是國外需求銳減引起的，外貿水平下降，這屬于制造業危機，國內制造業本來就產能過剩，信貸再擴張資金也難以進入實體經濟，那么消化不了的資金就會流動到股市、房地產。下半年信貸應該有所考慮，回復到一個正常、平穩的水平。
賀力平：現在，貨幣政策方面出臺大的或新的政策未必有必要，但是一些微調或許可以。舉例來說，如何從長遠角度改善民生？利率上，尤其是貸款利率，針對普通中小企業面臨的實際利率仍然相當高，如何在貸款條件貸款利率上，進一步減少其融資障礙？在此方面，值得進行深入的探索。
《瞭望》：今年前四個月累計，全國財政收入下降9.9%，而未來的投入任務仍然繁重，積極財政政策面對的壓力在不斷增加，財政政策是不是也需要進一步改進？
楊志勇：在財政收入下降的同時，財政支出增長較快。1-4月份，全國財政支出同比增長31.7%。支出增長會增加財政壓力，但這是積極財政政策貫徹落實的正常表現。而且，值得關注的是，第一季度，財政收入同比降幅一直在收窄。1月份同比下降17.1%；2月份下降1.2%；3月份僅下降0.3%。這顯現經濟有回暖的跡象。但4月份，財政收入同比下降13.6%，降幅進一步擴大。這說明經濟增長的不確定性因素依舊存在，積極的財政政策還不能松勁。
現在，需要關注的是，已有的擴張性財政政策對民間投資的拉動作用有限。其中的主要原因是，民間資本仍難以進入一些投資領域。積極財政政策的政府投資如何更多地帶動民間投資，在方式上仍有改善的余地，一些投資完全可以采取政府提供資金，民間資本配合的形式進行。當然，這也包括中小企業發展的問題，財政政策也要有所考慮。
積極財政政策仍要繼續，具體應對措施要根據未來的數據來作進一步的判斷。擴大支出仍有空間。財政收入下降下的減稅政策是一大挑戰，但如果能對中小企業采取更合適的減稅政策，那么對于經濟的穩定和未來發展，都將是利大于弊。財政收入下降宜通過擴大赤字規模來解決。國內儲蓄較多的現實，決定了發債仍是可行的選擇。
另外，一些國有資源、國有土地和國有經濟的市場化，一方面可以增加政府的可支配財力，另一方面還可以拉動民間投資。同時，財政改革應穩步進行，對中長期發展有利的改革措施應選擇好的出臺時機。特別要注意的是，在經濟尚未完全企穩的背景下，任何直接增加稅收負擔的政策都不宜出臺。
充分估計國際環境的嚴峻性
《瞭望》：現在，最難琢磨的可能還在于外部環境，這方面認識的深度和準確性可以說直接影響國內政策的決策。盡管近期國際環境有趨于穩定的跡象，但不確定性仍然沒有大的改觀。
劉煜輝：看當前的外部形勢，三個事情要始終了然于胸。即便日后經濟數據波折起伏，形勢判斷也不能出系統性偏差。
其一，全球經濟再平衡的過程不可逆。所謂“中國生產、美國消費”的搭配在過去十年扮演著全球流動性的主“水泵”，美國消費變成中國儲蓄，然后通過購買美國債券流回美國。在美國，資金暖流順著其復雜的金融加工系統，讓美國的房地產和股票水漲船高，極大地提高了美國家庭和社會的財富，這些財富再循環到消費市場。中美合在一起，全球經濟才能變得均衡；分開來看，都是嚴重失衡的。
在未來數年中，中美經濟體一定會有一個再平衡過程。美國高達72%的消費率將會重新回歸到1970-2000年的65%。中國的工業增長也會從20%以上的高位回到10%甚至以下。與美國通過金融手段引發的“消費泡沫”類似，中國通過壓低要素資源價格的“出口泡沫”，現在是到了臨界點的“清算”時候了。
事實上1929年美國扮演的角色，恰是今天再平衡運動中中國的角色。在產能過剩的危機中，順差國(生產國)往往更加脆弱。因為再平衡的拉鋸戰，對順差國意味著產能收縮，對逆差國則意味著產能擴張。順差國(生產國)要承擔更多調整的成本。從1930年的例子看，當時的貿易順差國美國，比貿易逆差國英國所受到的打擊，要沉重得多。
其二，這是一場典型的債務-緊縮型危機。在經濟異常繁榮期，隨著資產的迅速膨脹，資產負債表變得越來越好看，過度負債的本質被深深地隱藏了起來。一旦經濟增長趨緩，債務大量浮現，債務清償導致資產廉價拋售。負債價值是不會掉的，但資產價值卻快速萎縮——在硬的負債和不斷下落的資產價格的雙重壓力下，所有部門資產負債表迅速惡化，全社會突然面臨急劇的信用收縮。
美國家庭負債率2007年攀上了114%的頂峰(占GDP的比例)，而十年前這一數字是64%。美國國家負債率2007年是350%，而十年前是250%。若回歸十年前，意味著美國政府、企業、居民和金融部門至少要減掉6萬億美元以上的“贅肉”。
由于信用緊縮和資產價格下降，被暴露于過度借貸的危害中的美英消費者所能做的唯一選擇，就是增加凈儲蓄，以緩沖家庭凈財富的萎縮，而這只能通過減少舉債或提高儲蓄率來實現。以消費的放緩為代價的儲蓄增加，反過來進一步加劇了實體經濟基本面惡化的速度和程度。
失業增加，收入下降，消費者又要進一步緊縮開支，一個惡性的循環。這注定是一個漫長而痛苦的經濟行為的調整。歷史證明資產負債上的衰退通常是長期持久的，而其后的恢復過程也是緩慢無力的。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教授保羅·克魯格曼說世界可能跟日本一樣要進入“失落的十年”，并非虛妄。
其三，這是一次全球經濟長周期增長的謝幕。20世紀80年代以來，主要發生在美國，以信息、網絡技術革命為主要內容的“重大創新活動的群集”，大大促進了美國經濟的繁榮發展，“新經濟”由此而出現，并推動世界經濟30年的長周期上升階段的出現。
世界經濟目前所面臨的問題根源還在于：過去十年中，世界的科技水平總體原地踏步，經濟增長最本質的動力失去之后，一旦借助房地產投資和信貸消費的泡沫化推動資產型經濟模式不能維持，世界經濟必然陷入到一次嚴重下滑中去。
帶領世界經濟進入下一個長周期的載體在哪里？現在還看不到，美國也在尋找。“奧巴馬新政”正在做的就是，帶動創業活動的集群式迸發，用新的財富創造機制去填充天量的債單。依據公允會計準則計算，美國聯邦債務總額高達65.5萬億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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