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如何來具體理解已經出現的這些好消息？
梅新育：5月份出現了很多炒作，拿各種各樣的數字來說話，尤其美國人說他們經濟有復蘇的跡象，銀行做出的各項數字也比預期的要好看得多，第一季度的財報都比較好看，我認為這些都是靠不住的。去年危機形勢非常嚴重的時候，會計準則剛好在那會兒改變，會計記賬辦法改變了，對不良資產的處理放寬了很多，以前要求減值的資產現在不減了，這個差價變成了利潤顯示在了報表上，這是典型的會計魔術。股市和初級產品市場的形勢好轉一部分是由于會計變的魔術，一部分是為了救市進行的大量資金投入，大范圍的新增貸款，活躍了資本市場，但實質上經濟運行并未好轉。
對此，我們要認識清楚，不要當真。從美歐各國看，居民消費都還沒有恢復的跡象，失業的情況也沒有好轉，企業和個人破產還在增多，投資和消費根本沒動力，人們不會消費，都還在還賬，投資也沒見到有可投的地方。
美國現在新的支出項目很大部分都有“作秀”嫌疑。比如新的經濟刺激法案里的高速鐵路投資項目，美國政府拿出了100億美元，也即700億人民幣，想要建立全國性的高速鐵路網絡以改進交通運輸狀況，相比我國僅上海京滬高鐵就用了兩千多億人民幣，令人非常懷疑這個經濟刺激法案對經濟的拉動作用。以此來看，美國所謂的經濟復蘇水分太大。
彭真懷：國內來看，所謂經濟回暖跡象，主要是靠中央大項目的財政投入和地方配套資金推動，而不是消費拉動的內生型增長。從今年各地區的施政措施看，最突出的一條是擴大大項目投資，認為可以在危機中搶抓新機遇，在困境中實現新跨越。這些做法是否符合我國經濟的實際情況，是否利于本地乃至全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值得研究。
比如，據初步統計，十個產業振興規劃的關鍵詞中，“加強技術改造，提高自主創新能力”出現9次，“推進產業重組，支持企業兼并重組”出現6次，“淘汰落后產能”出現4次?？梢娛畟€產業本身都存在著生產方式粗放、結構不合理等深層次矛盾，都表現出產能過剩、科技含量低和附加值不高等普遍性弊端。而一些地方政府以產業振興為幌子，掌握資源配置權力，繼續投入土地、資本營造“形象工程”和“政績工程”。如果不及時糾正，后果很嚴重。
祝寶良：當前，促成經濟反彈的主導力量來自存貨調整和政府的經濟刺激政策，需求面依賴外部經濟的局面還沒有根本改觀，而外部環境低迷不振和國際金融危機對我國的不利影響還在持續；中小企業、民營企業經營困難還在延續，社會投資增長乏力，經濟內生的增長動力非常脆弱，經濟實現持續增長的困難較大。可以說，經濟運行仍未形成穩定復蘇的趨勢。
重視“調結構”的戰略意義
《瞭望》：“保增長、擴內需、調結構”在具體實施過程中，往往看到更多體現為“保增長”的措施，而給予生產力升級轉型重任的“擴內需、調結構”卻執行得不理想，可能是當前宏觀調控面對的重要問題。
祝寶良：從2002年年底開始，我國進入長達五年多的經濟擴張期，連年大規模固定資產投資積累了巨大的生產能力?，F在，從經濟周期的變化看，經濟從收縮期轉為穩定復蘇期要經歷“去庫存化”和“去產能化”兩個階段，這其實就是調結構的重要內容。按照經濟周期的一般理論，“去庫存化”只是經濟收縮的初期階段，這一階段基本要持續半年左右的時間，然后進入產能調整階段，這一階段一般要持續半年，甚至長達一年半以上的時間。只有當產能利用率恢復到正常水平后，企業才會進入新一輪投資，真正的經濟復蘇才能到來。經過去年第四季度和今年一季度的調整，我國“去庫存化”過程已基本結束，從二季度開始，我國隨之進入“去產能化”過程。
范劍平：其實，這也是為什么中國經濟會是U型調整的原因所在。經濟下滑的過程基本上表現為去庫存化的過程，中國經濟去庫存化的階段基本結束，也就是說U型調整的左半邊已經結束。而U型底部調整的過程是一個去產能化的過程?，F在，全球經濟調整，外部需求大幅下滑，很重要的一個內容就是要把過去在繁榮時期大量建設的生產能力給消化掉。只有通過去產能化的過程重新建立起產需的平衡，去產能化的過程才能結束。
而現在，我國大多數行業仍然是一個供過于求的局面，去產能化的過程才剛剛開始，大量落后產能并沒有真正被淘汰，在這樣的情況下，只要需求稍微回升，產能馬上就會恢復，產品的價格又會大幅下跌，企業的效益就不可能好轉。所以，對中國來講，要真正擺脫此輪調整的陰影，成功地走上復蘇之路，其中很重要的一個前提條件就是要完成“調結構”的過程。
根據我們的估算，我國的工業產能利用率水平目前只是正常時期的60%。改革開放以來，30多年工業增長速度平均是在13.3%，而今年以來，增長速度最快的3月份增長速度也只有8.3%。如果說13.3%是我們工業增長的潛在速度，那么這就需要供求在一個合理的狀況下，而這個增長速度也是合理的。
未來要把各行業的產能利用率的水平從現在的60%提升到正常水平，一方面需要擴大內需，另一方面要把供給當中的高污染高能耗的落后產能淘汰掉。每個行業只有在產能平衡點上重新尋找到新的需求，才能獲得新的投資空間。當產能過剩的時候，企業是沒有信心進行大規模投資的。
《瞭望》：從世界經濟歷史經驗來看，就像“化蛹為蝶”一樣，這是一個非常痛苦也是不得不經歷的過程。
范劍平：首先是任務沉重。連續五年的經濟高增長，這一輪經濟擴張期所形成的生產能力規模太巨大了。新增生產能力中，相當大的一部分是不符合未來經濟發展需求的。高污染、高能耗和低技術的企業未來是沒有生存空間的，但是其淘汰的任務非常繁重。過去五年堆積起來的產能，其消化大體需要三年甚至更長的時間。
其次，這一輪去產能化的過程復雜。如果僅僅是淘汰落后產能，只要政府下決心應該還能做到，但是現在卻面臨一些新問題。過去長期為出口而定制的企業，其一直瞄準的方向是國外，而現在國外需求大幅萎縮了，這類企業也就缺乏市場需求了。而這些企業并非落后產能，其大多屬于高技術甚至是最先進的企業，這就造成了高端的產能過剩。
比如鋼鐵行業中的造船專用板以及電子行業等其他一些行業中的許多企業都是如此。對于這些企業，政府前期投入了較大的資金，而在金融危機困境下，政府擴大內需的政策對其影響不大。過去新增的生產能力里面很多都是瞄向出口需求。針對此，到目前為止還沒有什么好的辦法，只能寄望于世界經濟的復蘇。
彭真懷：必須指出，我國經濟存在著產能過剩的歷史和現實基礎，并有螺旋式加劇的嚴重態勢，需要高度重視調結構的戰略意義，應當有“斷臂求生”的勇氣，對化工、鋼材等高污染、高耗能和資源性產品出口企業主動關停并轉，形成參與國際競爭的新優勢。如果繼續采取增加出口品種、提高出口退稅率等刺激政策，就是對當前經濟形勢的嚴重誤判，不但不能挽救出口下滑，而且會在誤區中越陷越深，不利于改善我國經濟可持續性發展的總體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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