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天勇：中國企業的高成本寒冬
2007年，周天勇提醒，2008年中國企業的高成本時代真正來到，中國企業將要度過一個高成本的寒冬。與此同時，2008年的就業形勢也更加嚴峻。
周天勇是中央黨校的知名學者,對中國的經濟、政治、社會等各方面問題有著深入思考和獨特見解,一直為人們所關注。
不久前,朋友們收到周天勇群發的一條短信息:“最近有一篇極左文章《中國的危機》,盜用我名在新華社專供報告上發表,責編xx,審稿人xxx,請轉發各位朋友告之。”可見這一事件對他頗有干擾。
《小康》記者此后對他進行專訪,他談到自己最近十分關心的一個問題是:中國企業將如何渡過一個高成本的寒冬。
《小康》：全國大批的中小企業現在陷入了停產或倒閉困境。而在去年的時候，你提出，2008年中國企業的高成本時代真正來到。中國企業面臨哪些現實困境？
周天勇：2008年是一個重要的宏觀調控之年，調控的手段是用各種貨幣政策控制信貸規模；控制土地供應，關緊土地閘門；加大項目審批和環評力度，控制投資規模等等。中國企業面臨多方面的困難。
首先是勞動要素成本的上升。新《勞動合同法》實施后，勞動成本普遍上升。以前很多企業不上保險，現在不上肯定違法。另一方面，農民工的生活費用在提高，工資標準也要提高。
其次是資金要素成本會上升。央行提高存款準備金率之后，整個信貸的規模受到限制，資金會非常緊張。資金緊張以后，到黑市上拆借的資金成本也在提高。廣東、浙江那一帶的中小企業還稍微好一點，因為有地下錢莊可以融資，但是山東、東北那些民營企業就比較麻煩了。
匯率也在提高，每年上升5%—6%到7%—8%這樣一個幅度，基本上外貿企業、出口企業的利潤都要受到影響。另一方面，出口退稅也在減少。出口退稅的額度在下降，出口退稅率下降，有些甚至取消。這對一些企業的壓力非常大，本來出口退稅就是他們的利潤。
還有國際市場的蕭條，比如說美國經濟的萎縮導致需求的下降。
以上三個因素就導致外貿企業，特別是與出口加工有關的企業生存艱難。
再一個，就是通漲，原材料成本上升。在中國，原油價格與成品油價格倒掛格局非常明顯，煤電價格倒掛也由來已久，水資源的價格也過低，一些礦產資源的定價不能反映供應與需求的格局。2008年開始，逐步地理順資源價格體系。另一方面，國際油價居高不下，而且上升的勢頭不減，這些都直接推動企業用原材料價格的上升。另外，由于世界糧食價格的上漲，也會誘致國內糧價上升，導致用農產品做原料的各類企業的成本上升。
《小康》：中國企業能否熬過難關，取決于什么？
周天勇：從總體上看，中國企業2008年在成本和利潤方面遇到的挑戰可能大于機遇。能不能減少破產倒閉歇業企業的數量，企業能不能正常運營，取決于：從宏觀經濟看，國內需求擴大到什么程度，宏觀調控的程度和持續時間如何；從微觀方面看，技術和機器替代勞動力的程度，工藝流程能否改進，企業技術和管理創新如何，能不能在品牌和標準方面有所進展，提高土地和設備的利用率方面有沒有改進，能不能選到新的朝陽型的投資領域，勞動生產率提高能不能消化成本提高因素，項目選擇是否為國家支持等等。
《小康》：中小企業可能面臨的問題更突出，有沒有什么好的解決辦法？
周天勇：確實，中小企業受到的沖擊更大。金融機構在信貸投放上，將會保大企業壓小企業，保國有和國有控股經濟壓民營經濟，保政府項目壓社會項目，保重大建設項目壓規模較小的項目，其結果是不顯著增加就業的領域將會得到貸款，而顯著增加就業的個體微型企業、中小企業、民營經濟、中小加工服務業或建設項目，得不到貸款。
沒什么好的解決辦法。如果不收緊銀根，經濟發展的速度就起來了；可一旦收緊銀根，肯定是收中小企業的銀根。因為給了小企業，大企業就沒有貸款了，銀行就要虧損了。銀行不可能專門放中小企業的貸款而不放大企業大項目的貸款。
問題的關鍵與我們的銀行體制有關。美國3億人口，有4萬家銀行，互相獨立。我們13億人口，也就800家銀行。大銀行是不會給中小企業貸款的。這是一個鐵的定律。整個銀行體制不改那是沒用的。現行的銀行體制和貨幣政策就是損害就業而不是促進就業的。
《小康》：這樣可能導致的最壞結果是什么？
周天勇：企業倒閉，就業困難。發展速度提高不一定增加就業，但發展速度降下來的這部分是中小企業，就一定影響就業。速度和就業實際上是這樣一種關系：如果你掉下來的是第三產業，掉下來的是中小企業，那一定影響就業。如果增長的是大項目大企業，那跟就業沒什么關系，因為大資本大項目增加不了幾個就業。
經濟放緩帶來的最大問題就是就業問題。當然，我不是說，以往的依靠投資拉動的就業結構是對的。但是，投資規模壓縮后，過去依靠投資拉動的就業結構如何調整，是一個需要考慮的重大問題。
《小康》：我們該如何平衡速度與通漲？
周天勇：這是經濟運行中的兩難。現在的問題是，你要選擇速度快的情況下的通貨膨脹呢，還是要速度放慢的通貨膨脹？而且速度放慢，通貨膨脹不一定就消除。因為無論是工資成本、糧食價格還是能源價格，這些東西并不取決于你的速度高低。所以速度降下來不一定能抑制通漲。
我認為今年甚至到明年的麻煩正在于，速度壓下來了，不一定物價就能壓下來。因為物價漲價的因素跟速度沒關系，勞動力成本提高也跟速度沒關系。
今年的CPI可以壓到6%就已經不錯了。
《小康》：你怎么看下半年的走勢？
周天勇：下半年的問題肯定挺多。第一，經濟增長速度可能會下來，就業會更加困難。速度很大的一個作用就是促進就業。速度上去不一定增加就業，但速度下來肯定影響就業。第二，整個控制通貨膨脹的壓力也比較大。國家形勢怎么走也很難判斷。
《小康》：有沒有可能出現大的起落？
周天勇：如果宏觀調控不好就有大落的可能。避免大落最好的辦法就是改革那部分阻礙投資、創業、經營、就業等經濟發展的政治體制：減少收費，減少收稅，徹底改革注冊登記制度。不再要什么工商登記，工商、質檢、城管、消防、安檢，交通行政、衛生防疫等行政收費通通停下來；再一個就是少收稅。改革的著眼點是要發展經濟、鼓勵創業和擴大就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從目前和今后一個時期，與經濟發展相關的政治體制改革問題包括：將目前還帶著計劃、行政、生產建設色彩的政府轉變成公共服務型和公共管理型的政府，大幅度地減少阻礙經濟發展、降低辦事效率的行政審批、許可、收費和壟斷。
如果這些事情不解決，其他的事情很難解決。
通脹：到底是誰惹的禍
筆者認為，此次通貨膨脹到底是“太少豬肉”還是“太多金錢”造成的，還需要看接下來幾個月的數據才能蓋棺定論。
★文/《小康》特約撰稿Michael Pettis
中國的通貨膨脹問題是近來最受矚目、也是專家們爭論得最火熱的一個經濟問題。
對于造成此次通貨膨脹的原因，學術界和政策界中都存在兩種截然不同的解釋，也相應地存在著各自不同的政策建議。
一種解釋認為此次通貨膨脹都是“豬肉惹的禍”。
“豬肉論者”通過指出一系列確鑿的數據(大部分消費者物價指數的上升可以由20%的食品價格上漲來解釋，且非食品商品的消費者物價指數繼續保持在2%以內)，結論出中國目前的通貨膨脹實際上只是由暫時的食品供應短缺所造成的，并將隨著食品供應問題的解決而得到緩解。
然而，“豬肉論者”卻并不認為中國政策制定者因此可以高枕無憂。他們認為，數月的高物價可以導致人們對通貨膨脹預期的變化，當這種預期的變化改變了人們的日常行為的時候，真正的通貨膨脹就很可能到來。溫家寶總理也表示了同樣的憂慮。在這種情況下，政府需要制造能夠使食品供應盡快轉上正軌的動力，并且盡可能地消除人們對通貨膨脹的預期。
與“豬肉論者”的觀點截然不同的，是“貨幣論者”。《金融時報》曾發表了美國麻省理工大學Keneth Rogoff教授的一篇文章，稱“那些認為造成中國目前的通貨膨脹的原因是‘太少豬肉’，而非‘太多金錢’的觀點，是嚴重錯誤的。”
“貨幣論者”認為，中國目前的通貨膨脹是由過于放松的貨幣政策所造成的。
中國人民銀行要保持人民幣的兌換水平，就要大量地購買涌入中國的外幣。這些購買是靠制造更多的人民幣或各種債券的形式來實現的。這些新制造的貨幣或債券通過各種正式的或非正式的渠道流入國內投資市場。國內投資的旺盛轉化為工業生產的旺盛。剩余的生產能力轉化為出口的增加，從而為中國的貿易順差又添一筆。
正是在這種循環的效應中，中國在過去的5年里不斷出現了高水平的貿易順差與高額的外匯儲備。這造成了中國出現了過于放松的貨幣政策下所有可能出現的癥狀：過低的真實利率、過高的投資水平、過熱的股市，以及最終可能帶來的通貨膨脹。
然而“貨幣論者”如何能夠辯駁“豬肉論者”雄辯的數據呢？
“豬肉論”的邏輯中有一個漏洞，即非食品類商品的價格雖然上漲不大，但并沒有下降。按照經濟學的理論，食品價格的上漲會引起人們在非食品類商品上花費的 一部分轉移到食品上來，從而會造成非食品類商品的價格的下降。
在理想的狀態下，非食品類商品的價格下降總量應該等同于食品的價格上漲總量。這種理想狀態在現實生活中雖然并不準確地存在，但確實存在著一種把非食品類商品價格向下壓的力量。
在中國目前的通貨膨脹中，非食品類商品的價格非降反升，即使上升幅度不大，也暗示了很大的問題。
筆者認為，恰恰是食品供應的短缺掩飾了貨幣政策所帶來的通貨膨脹問題。換言之，正是由于這種非正常的食品價格的大幅上漲，通貨膨脹才未在非食品商品的價格中立即顯現出來；一旦食品價格停止大幅上漲，通脹壓力將在更廣泛的商品與服務價格上顯現出來。
筆者認為，此次通貨膨脹到底是“太少豬肉”還是“太多金錢”造成的，還需要看接下來幾個月的數據才能蓋棺定論。
如果結論不幸地證實“貨幣論者”的觀點正確，那么這幾個月的繼續放松的貨幣政策將給中國經濟造成更加困難的局面，而到時候唯一的解決方法——貨幣的大幅調整——也不是奉行漸進主義的中國財經政策的決策者們愿意接受的。
采寫/《小康》記者 郭芳 杜娟 蔣衛武 孫曉青 宋近雙(特約撰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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