調查的日子提心吊膽
當地政府對記者采取了嚴查的措施。萬一泄露記者身份，會被“請”出婁煩。
“我在班車距離當地的檢查站還有數百米的時候就下車，步行進入了婁煩，進入婁煩后，我住在工地上。在整個采訪的過程中，我都是喬裝采訪。到事故現場的路上，也有三道關卡進行盤查，我只能繞遠路，繞過關卡到現場進行采訪。”孫春龍說，“婁煩戒備森嚴，很警惕地盯著形似外地的人，一旦被懷疑，必將前功盡棄。”
在婁煩縣城的入口處，每輛進入縣城的班車都會受到嚴格的檢查，這個奧運期間的例行檢查，也被賦予了更多的職責，在有陌生面孔出現時，常常會被問及“是不是記者”。
事故現場已經被鐵絲網圍了起來，進入事故現場，需要經過三道檢查崗。一位來自北京的記者身份暴露后，當地政府派專車將其送到太原。
孫春龍想方設法混到遇難者家屬中間，看到的和聽到的一些細節讓他觸目驚心。
一位叫趙永林的男子說，他和個別家屬到婁煩縣政府上訪，要求政府盡快找到遇難者的遺體，結果被轄區的城關派出所民警帶走。在寫了不再到縣政府鬧事的保證書后，三人于當天晚上9點鐘被放回，他被警方扣押長達8個小時。
而來自交城的兩位遇難者家屬則沒有這么幸運。8月2日，趕至事故現場的200多名家屬來到尖山鐵礦要求面見礦長時，和尖山鐵礦派出所民警發生沖突，民警被打。8月6日，兩位毆打民警的家屬被警方帶走，直至8月17日下午才被釋放。這兩位遇難者家屬說，他們在里面被警察狂打，“把三根警棒打得沒電了”。
家屬們十分恐懼地向孫春龍證實了被打的細節，但當他提出進一步采訪時，遭到斷然拒絕：“我不敢說了，我也不敢再鬧了，我馬上就回交城老家，要是我再被抓進去，肯定沒命了。”
而家屬的一舉一動，都受到當地政府人士的監控。孫春龍采訪遇難者家屬時，每隔兩三個小時就會有當地政府人士打電話詢問他們在哪里。一次，孫春龍和幾位家屬在大街上有過短暫的露面，隨后，一位家屬就接到電話，被問及身邊的那個陌生男人是干什么的。
有的遇難者家屬告訴孫春龍： “那么多記者來采訪，怎么后面就沒有報道了呢？”孫春龍感到很難堪。
在和遇難者家屬小心翼翼的接觸中，孫春龍通過一個家屬來聯系另一個家屬，通過這樣的隱蔽方式他接觸到了幾十個家屬。
“我讓數十名家屬把遇難親人的名單寫出來，有的當地政府已經和他們簽了賠償協議，很早，8月4日就簽了。為了核實沒有簽協議的名單，我的同事王曉還一個個打電話到所在的村委會去問，最終確認了這份41人的名單，而且是準確無誤的。”孫春龍說，“當時并沒有挖出來，還只能說是失蹤，所以在法律上，我們并不能明確說他們就是瞞報，而且他們也是說還在搜救階段。我們只是把這個事實寫出來：我們了解的情況，是41人遇難，而當地對外報道的，一直是11人。”
艱難的舉報沒人受理
事情比想象的更重大，也更艱難。出于對真相的負責，孫春龍決定盡一切可能把淹沒的事實公之于眾。
事發后，國土資源部的專家曾前往現場勘察。在國土資源部門戶網站上，孫春龍發現一則信息稱，8月6日，國土資源部召開地質災害防范工作視頻會商會，副部長、中國地質調查局局長汪民指出：“要提醒礦山企業注意尾礦和廢渣堆放點的安全。8月1日，山西省太原市婁煩太鋼尖山鐵礦就因礦渣堆放不當，導致黃土滑坡，造成重大人員傷亡。”
8月17日，孫春龍和搭檔王曉以舉報人的身份，分別撥通了國家安監總局、山西省以及太原市安監局的舉報電話。國家安監總局接線的工作人員告訴他倆，山體滑坡事故發生后，勢必引起各種猜測，但傳言并不可靠，還是應以目前地方上統計的死亡數字為準。而當地政府給出的，是11人遇難。該工作人員同時客氣地對孫春龍的舉報表示感謝：“如果有準確、翔實的資料，可再與我們聯系。”
山西省安監局的接線人員明確告訴孫春龍：“我們了解到的，只有11人死亡。再說那個地方由于礦山排渣，已經是無人區了，關于死亡人數增多都是道聽途說。”
孫春龍又致電太原市安監局舉報該事故時，對方表示，“好像是有這么回事，具體情況并不是很清楚”。
而國家安監總局新聞辦表示：“一般來說，事故死亡人數超過30人時，安監總局的相關人員才會到達現場，我們現在還沒有人去現場。”
8月18日，孫春龍在婁煩縣幾家安置遇難者家屬的賓館看到，大部分外地的家屬已經離開。而當地政府對家屬的公關工作也明顯加強，每天下午5時，都會有政府人士召集仍然滯留的家屬開會。家屬們的唯一要求是，見到親人的遺體。這個愿望在政府的冷處理下開始變得越來越遙遠。
舉報這條路看來走不通了，現在唯一的途徑是讓自己的調查盡快刊登出來，以引起輿論的關注，使真相大白。在離開婁煩的路上，孫春龍很是失望和無奈。
稿件和給省長的信都被刪了
8月底，孫春龍和王曉共同采寫的文章——《婁煩：被拖延的真相》發表后，被很多網站轉載，對輿論抱有很大期望的孫春龍驚奇地發現，僅僅一天，所有轉載文章的網頁都打不開了。而且一些針對他的壓力接踵而來。
想通過輿論來促進真相大白的想法遇到了挫折，還有什么路可走？苦思冥想中，時間來到9月14日，這天是中秋節，當一家人晚上團聚時，孫春龍想到了婁煩事故中遇難者家屬。“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時。”他們大都無家可歸，親人們的遺體還掩埋在冰冷的礦土之下，“每逢佳節倍思親”，此刻的他們一定是悲涼的。
那天晚上，孫春龍開始了給剛剛從安監總局局長到山西省任代省長的王君寫信，他想以這樣的方式重新開啟一扇通往真相的大門。
孫春龍在信中寫道：“我只身去了婁煩縣，在幾天的調查中，我落實整理出了一個死亡41人的名單，有名有姓，甚至家住哪里都一清二楚。而且我相信，我所能整理打探到的遇難者，不會是全部，甚至可能只是一小部分。”
“這個事故的發生是尖山鐵礦礦渣山的突然滑坡，事故發生時正值深夜，遇難者除了山腳下的村民外，還有那些上山撿礦石的外地人。晚上撿礦石的人都戴著礦燈。一位現場目擊者被我詢問到死亡人數時只說了一句話：滿山的燈，一下子都滅了。真正死了多少人，這不是我一個小記者所能查清的事情，但我已經落實的人數已經證明，這已經是一個特大事故。所有的跡象都顯示，這起特大事故被瞞報。”
孫春龍告訴王君：“這是一封舉報信，你對這封信的處理，是一次行政行為。我是一個遵守法律的人。我是一名記者，我有責任用各種手段去讓真相顯現，我們都有著同樣的目的，就是讓這個世界和這個國家更加美好。”
9月15日早上，孫春龍的搭檔王曉，從河北石家莊用特快專遞寄出了《致山西省代省長王君的一封舉報信》。為引起更大關注，孫春龍把給王君的舉報信掛在了自己的博客上，但同樣不幸的是博客上的文章被刪除了。
郁悶。
令孫春龍沒有想到的是，他在博客上的舉報信并沒有隨著刪除而石沉大海，而是實現了婁煩事故從“自然災害”變為“重大責任事故”的巨大逆轉——溫家寶總理和國務委員馬凱對他反映的問題做了重要批示，國務院調查組隨即成立，9月19日，孫春龍應調查組邀請赴山西婁煩協助調查，封鎖真相的大門開啟了，相信隨著調查的深入，關于婁煩事故的考問也即將來臨。
良知、責任及其他
孫春龍說，披露此事，僅僅因為良知。
“我在婁煩采訪的時候，很多家屬都失聲痛哭。他們在最初的時候并不信任我。他們說，很多記者都到婁煩去采訪了此事，但是都沒有發表報道。我向他們承諾盡最大的努力來披露此事。”孫春龍說，“我忘不了家屬們眼巴巴地看著我，希望我能夠幫助他們的情景，如果我不披露這件事情，就是我作為一個記者的失職。”
當然令孫春龍感動的事情也很多，他坦誠自己不是“一個人在戰斗”。
“從舉報信發表至今，我接到了數百個電話和短信，再一次感謝你們對我的支持。”孫春龍說，“有的網友對我的安全表示出極大的關心，其實，我并不是在戰斗，我沒有敵人，我也沒有假想中的敵人。縱觀整個事件，我的心思其實和所有人一樣，包括那些被我們假想為敵人的人，他們和我們一樣，都是希望這個世界更加美好。”
孫春龍坦誠自己“處事原則也很圓滑——能改變的就改變，不能改變的就適應，不能適應的就寬容，不能寬容的就放棄。但只是這一次例外，我沒有放棄”。
“作為一名記者，對真相的渴望是職業病，是良心活。”孫春龍說，“在山西的數次大的災難現場，我見過很多尸體，他們死得很沒有尊嚴，有時候看到的只是一只手，挖著挖著就成了一個人，有時候看到的手僅是個殘肢。”
孫春龍是個追求真實的人，很少做夢，但從山西回來的60余個夜晚，他經常做夢，夢境與手有關，要么是無助的手希望你的幫助，要么是淹沒在泥漿里的手期望救助，要么是一只又大又黑的手從天而降，要么是無數的手在面前晃來晃去，令你不寒而栗。
孫春龍說他忘不了交城縣的武三奎，自己的老婆和兩個兒子被埋在了下面，這位老實巴交的農民，一夜之間，滿頭白發。他拿著孩子愛吃的香蕉和面包，跪倒在地痛哭，他想把自己至親的親人運回老家安葬，但是，距他和親人6米的距離，救援停止了，他的哭聲撕心裂肺……他還忘不了趙永林，為盡快挖出自己親屬的遺體，到當地縣政府上訪，但被民警帶走扣押長達8個小時，有的人還遭到毒打……他還忘不了災難現場的一只狗，始終趴在土堆上不愿離去，它的主人全家被埋……
“如果再有來生，我希望他們幸福。”說這話的時候孫春龍淚流滿面。 (記者 史佳) (本版圖片由孫春龍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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