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設資源節約環境友好型社會是世界各國的共同責任。全球傳統的經濟社會發展模式導致了資源的高消耗和污染的高排放，資源短缺和環境破壞已經成為兩大全球性問題。世界各國主動承擔起節約資源和保護環境的責任，既是本國健康發展的需要，也是促進世界健康發展的必然選擇。人類發展模式必須實現從“資源高消耗、環境高污染”向“資源低消耗、環境低污染”的轉變。全球資源的總量是有限的，由于先天自然環境、地理位置的差異，各國的資源稟賦存在較大差異，存在著資源分配的不公平；另一方面，多數發達國家在進行產業革命的過程中，以掠奪殖民地的生態資產為代價，實現了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鄉村社會向城市社會的過渡，實現了本國環境、經濟的雙贏，但卻造成了全球范圍更大的不公平、不健康、不和諧。發達國家在工業化初期，不注意節約資源，資源利用效率較低，造成了資源的大量浪費和污染物的大量排放。盡管各國的自然稟賦存在差異，但應該擁有均等的發展權力，在發展過程中應當相對公平的享有資源。發達國家在過去的發展進程中，經濟、社會等方面取得了巨大進步，但同時也消耗了大量資源，包括以種種方式從發展中國家獲取的資源，導致全球范圍內資源占用的巨大不公。發達國家消耗了大量資源，而發展中國家卻成為資源短缺的受害者。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在資源占用系數上存在很大的差異，如，美國人均資源占用系數為4.318，巴基斯坦人均資源占用系數為0.318，美國相當于巴基斯坦的13.6倍。在當前面臨全球性資源短缺的背景下，各個國家都應該減少資源的使用，提高資源的利用效率，發達國家應該承擔起更大的責任，發展中國家也不能走發達國家以大量消耗資源為代價的老路，應當尋求更高效的發展方式，走資源節約環境友好型的、新型工業化的綠色發展之路。
溫室氣體大量排放導致全球氣候變暖已經成為一個客觀實事。根據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預測，溫室氣體濃度以目前的趨勢增加，將引起進一步變暖問題，從而導世紀全球氣候系統的更多變化，這些變化可能要比20世紀觀測到的大得多。實際上氣候變化發生的速度比我們想象的都要快，而且氣候變化對每一個國家的各個方面都產生重要影響，每一個國家每一個個人其實都與氣候變化有關，因此每個國家都有責任和義務去遏制這個變化。全球每年由于燃燒化石燃料排放的二氧化碳一半來自高收入國家。不同國家的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相差很大，從科威特的22噸、美國的20噸到乍得的0.016噸。從當前溫室氣體的排放量來看，前25個國家的排放量占到了全球排放總量的83％，后140個國家的排放量僅僅占10％左右；從二氧化碳的累積排放量來看，在1850～2000年間，美國一個國家的排放量占到了全球總量的29.3％，前25個國家的累積排放量占全球總量的90％，發達國家占到了76％。通過比較可以發現，排放量較大的國家大多有較大的經濟總量或者較大的人口總量，排放量最大的25個國家的人口占世界總人口的70％，GDP占世界總量的87％。值得注意的是，一些排放總量很高的國家，人均排放量卻可能較低，比如中國和印度的排放總量很高，但由于人口巨大，人均排放量還處于世界較低的水平。中國在過去的二十年當中，GDP增長是204%，同一時間二氧化碳排放僅增長了33.5%，和世界相比增長是低的，因為世界經濟每增長一個百分點，需要增長0.48個百分點的二氧化碳排放。另外，中國二氧化碳排放排放量的快速增加是由于中國作為“世界工廠”生產向西方國家消費者出口的廉價商品所造成的，有關研究結果表明，2004年中國的凈出口產品生產所排放的CO2量占中國CO2排放總量的23%，相當于同年日本CO2排放總量，比英國CO2排放總量的2倍還多。
環境污染對人類的生產和生活造成的諸多負面效應已經開始顯現，世界各國應主動承擔起保護環境的責任。一方面要在本國大力推行可持續發展戰略，調整生產方式，提高資源的利用效率，減少污染物的排放，加大環境治理的力度。環境污染對本國的影響比較直接，所以多數國家已經意識到了環境污染問題的嚴峻性，開始逐步增加在環境治理方面的資金投入。很多國家還將保護環境上升到國家戰略的層面，將可持續發展作為本國的基本國策。另一方面，由于環境污染是沒有國界的，減少污染、治理環境需要各個國家共同努力，世界各國必須在地區或國際層面上尋求比較有效的解決途徑。建立多邊環境協定可視為當前較為有效的國際環境保護機制，國際組織、國際會議、國際公約以及國際首腦會議等在這方面發揮了非常積極而又十分重要的作用。但由于這些環境協定不具有強制性，在具體實施的過程中還面臨種種困難。
（摘自科學出版社出版的《國家健康報告》 楊多貴 周志田等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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