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從未曾遠離全國人民的視線。對深圳速度和奇跡的贊譽也好,對深圳被誰拋棄的質疑也好,深圳無疑是國內輿論的一座富礦。此次,深圳被關注的是“居住證”。
在運行了20多年后,深圳的暫住證終于退出歷史舞臺,居住證制度自8月1日起全城推行,由此開啟了一個嶄新的外來人口市民化時代。
同城待遇 “居住證”任重道遠
本報訊 本報記者 黃超 述評：居住證的全面推行,引爆了社會各界的觀點交鋒,爭論的焦點集中在居住證和暫住證到底有多大區別。
市公安局的解釋是,居住證強化了服務功能,使來深建設者和戶籍人口同樣享受到了“同城待遇”。居住證被賦予的一系列功能,也成為居住證和暫住證在理論上的最大區別———暫住證只注重“管理”,而居住證是重管理更重“服務”。
中國戶籍制度改革專家、北京理工大學人文學院教授胡星斗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表示,深圳居住證消除了對外來人口的歧視感,包含了賦予他們“國民待遇”的深刻含義,體現了社會觀念的進步。
與官方和專家的樂觀不同,市民的反應卻遠未如此熱烈。記者在居住證辦理已經逾90%的試點區鹽田采訪時,幾乎所有的受訪對象都表達著同樣一個觀點———這些服務功能除了出入關時利于身份確認以外,目前并沒有發現和暫住證有太大的區別。
這樣一種反差的背后還有全國各地網友“拍磚”的推波助瀾。“換湯不換藥”,在新浪、搜狐等門戶網站以及深圳本地的奧一、深圳新聞網等網站的論壇中,網友對居住證的質疑幾乎成了壓倒性的聲音。
所有的質疑實際上仍然聚焦到了居住證產生與存在的依據上———“管理”和“服務”,誰是本源?而社會對于居住證的質疑也在于對其的期望值過高與居住證目前承載功能有限之間的矛盾。
在28年的快速發展中,深圳從一個邊陲小鎮一躍成為人口達1400萬的國際性城市,很多人在這座城市奮斗了很多年卻仍然無法落戶,仿佛無根的浮萍,又似冬去秋來的候鳥。所以,即使是一字之變,還是有不少人激動不已。但不必“暫住”,離真正成為深圳市民仍然有相當大的距離,畢竟居住證提供的服務數量是有限的,而且不少服務現在還似漂在天上的浮云,讓來深建設者可見而不可及,因此很多人的失望是可以理解的。
官方的解釋說,深圳的居住證制度還需要一步步完善,目前只是暫行條例,等到運行成熟的時候會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來。專家也用公共服務的覆蓋是一個梯度實現的過程來為居住證目前存在的缺憾辯解。
在這些思想和觀點的交鋒中,有一點是確定無疑的:雖然居住證和暫住證在管理功能、服務功能、理念、信息含量上都大相徑庭,但二者在目前的初步實施階段還沒有本質上的區別。欲享受到與深圳市民同等的待遇,千百萬來深建設者大軍仍然只能翹首以盼。
背后深意 戶籍制度堅冰待破
居住證制度只是一個過渡性措施,幾乎所有受訪專家都不約而同地承認。
居住證,連接了幾個不同的時代。這頭是從1984年開始實施的暫住證時代,那頭是取消戶籍制度之后人人自由遷徙的時代。在中華大地自由遷徙,這是很多人夢寐以求的,也是很多城市和地區在小心翼翼探索、一步一步靠近的過程。
在深圳之前,上海、成都、昆明、沈陽早已經進行了“居住證制度”的嘗試。2002年4月,上海市政府開始實施居住證制度,但僅僅局限于引進國內外的人才方面,申請者需“具有本科以上學歷或者特殊才能”；2004年8月,上海市政府將居住證的辦理范圍從“引進人才”調整為“在上海居住的非本市戶籍的境內人員”。截至2007年底,上海全市辦理居住證件的外來人員已超過433萬人,2008年覆蓋人群將達到700萬以上。
成都、昆明、沈陽的居住證分別在2005年2月1日、2005年10月、2006年5月1日正式開始實施。成都居住證的服務功能僅限于“用于辦理或者查詢接受教育、人口和計劃生育、衛生防疫等方面的個人相關事務和信息”,昆明的居住證覆蓋了申辦就業或求職、參保、申請證照、子女入學等多項公共服務,而沈陽的居住證可以提供子女就讀、勞動就業、計劃生育、衛生防疫、社會保險及證照辦理等6項服務。
在全國各地的相關改革中,有一條軌跡愈來愈清晰———非戶籍人口的權益正在日益受到重視,公共服務和社會保障的覆蓋范圍也在日漸擴大。這些變化的背后有招工難等復雜的經濟和社會因素,也有著深刻的制度需求———讓全民享受社會主義發展的成果。但與被壓抑了多年的公共服務需求相比,這樣漸進的步伐顯得太過于蹣跚。
深圳的加入,為全國流動人口數量最大、比例最高的珠三角地區撕開了一個口子。流動人口問題,不僅僅是困擾著深圳,也是廣州、東莞、佛山、中山等一批珠三角城市需要共同面對的社會管理難題。先行先試的深圳,不管居住證制度的改革成功或是失敗,都必將成為珠三角人口管理體制改革的探路者。
一直以來,珠三角都對流動人口延續著“管制”的思路,一方面從內地招入數以千萬計的勞務工支撐經濟社會的高速發展,另一方面卻將他們排除在社會公共服務體系之外。深圳的居住證明確地喊出“服務流動人口”的口號,這不能不說是對現有人口管理體制的詰問和糾偏。
但值得注意的是,在推行居住證制度的同時,深圳市公安局也一直在強調,居住證不等同于戶籍,持有居住證的年限和加入深圳戶籍沒有必然的聯系,而持有居住證和加入深圳戶籍又存在著聯系。
這種模棱兩可的說法背后,依然凸顯著深圳在戶籍改革方面的彷徨與猶豫。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的院長劉開明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深圳的戶籍人口應該再增加500萬是比較合理的,但如何將這變成現實,深圳的官方沒有明確的結論,各地專家在現有機制框架內亦束手無策。
深圳的彷徨和無奈同樣折射出中國戶籍制度已然走到了十字路口。戶籍對經濟、社會發展的制約早已成為不爭的事實,但如何打破戶籍制度的樊籬,需要大勇氣和大智慧。在關系全局的戶籍制度堅冰尚未打破的時候,深圳需要做的不僅僅是在修正具體管理制度以在戶籍制度和社會現實之間尋求最佳的平衡點,更肩負著表達改革迫切性意見的責任,以推動戶籍制度改革進程的加快。
深圳,能在打破戶籍堅冰的進程中有何作為,我們拭目以待!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