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事裝備制造業的浙江民營企業家葉先生最近在家鄉買下一塊地，準備興建六層樓的房子，按三星級酒店標準建設養老院。前不久，正當葉先生躊躇滿志地將房屋規劃及用途向周邊居民進行公示時，一位經商的朋友卻向他善意提醒道：“當心套牢！”
浙江民政部門一位業內人士分析指出，現今，長三角“老齡化”的步伐有加快之勢，包括養老院在內的養老服務業市場龐大，但目前長三角的民營資本投資養老服務業卻頻頻出現“圍城現象”。
“城”內“城”外兩重天
幾乎沒人會懷疑老齡產業的龐大市場。據記者了解，上海作為全國最早邁入“老齡化”的城市之一，已將每年新增1萬個養老床位作為目標。浙江僅次于上海，目前60歲以上老人占浙江全省人口的14.5％，按現在的老齡化發展速度，到2030年，浙江“銀發族”將達1500萬人，即每3個人當中就有一個是老年人。
沖著老齡產業這塊誘人蛋糕，近年來，蘇浙滬三地的老齡辦等部門不斷接到民企老板的電話，咨詢投資養老院的相關事宜。
但另一頭，那些先行試水養老業的民企老板卻怪自己“太草率”。寧波一位已進入“圍城”的養老院投資人告訴記者，民辦養老院本身已是微利，而且與公辦養老院“起跑線”不同，若要與公辦養老院展開正面競爭，“肯定不是對手”。他說，“公辦養老院由于主要靠政府補貼，往往不計經營成本，而我們又不是慈善家，至少要維持日常開銷吧！但很多來參觀的老人自然而然地要把我們的價格和公辦養老院作比較，這是不是有失公平啊？”
據介紹，民辦養老院多是租借場地，年租金在幾十萬元到百來萬元。“同樣的租金，如果換作是經濟型酒店，收益可能是天壤之別。辦養老院，一個床位每月是幾百元到一千元左右的收費，而經濟型酒店一間房一晚的收費就至少是100多元。”無奈之下，少數頭腦活絡的民企老板想到了對策，即將養老院部分房間改造為星級酒店標房。但這是否超越了養老院的“經營范圍”？
此外，令不少民營投資者望而卻步的，還有民辦養老院被定性為“民辦非企業單位”這一因素。如此定性之后，養老院的盈利部分無法取出，須繼續運用于福利事業，這對于追求利潤最大化的民營資本而言，無疑是另一重尷尬。
難在養老院性質定位
記者就此采訪了浙江和上海的民政部門。相關人士介紹說，一般而言，目前民間資本投資養老院等養老服務業有兩種登記方式：一是以“民辦非企業單位”方式登記，那么投資者在土地、稅收、水電煤氣等方面均享受一定優惠。既然在前期已經享受了各種優惠，那么在養老院產生盈利之后，利潤就只能用于福利事業；二是直接在工商登記，那么所有稅費均按照企業標準執行，享受不到優惠，投資人也自然沒有盡慈善事業的義務了。一位人士說：“有得就有失，這其實體現出權利和義務對等的關系。”
“優惠”并非最佳選擇
浙江省社科院社會學所副所長楊建華對長三角養老機構的嚴重不足表示擔憂。“西方國家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后才出現的老齡化問題，在我國已提前出現。這帶來的挑戰在于，公共財政還不足以‘包辦’養老機構，亟需社會力量提供‘準公共產品’。”
浙江省老齡科研中心副主任王先益表示，政府扶持養老服務業，不一定要以“優惠”方式來推進，而是可以采取以下兩種方式：一是完全開放市場，由市場興辦養老機構，然后以政府購買服務的方式來進行；二是以補貼的方式。王先益認為，“政府購買服務”以及政府補貼床位的方式，是“實打實”的，能增加透明度，杜絕政策漏洞。
在眾多民營老板對投資養老院尚猶豫不決之時，在上海楊浦區開養老院的女民營企業家陳琦卻把生意做得紅紅火火，開業不到8個月，一期全部住滿、二期床位50％以上被預定。陳琦認為，托兒所和養老院，一個是頭，一個是尾，不久的將來，把老人送進知名的養老院，應該就像把孩子送進重點學校一樣，是件光彩的事。為此，她專門培養名牌大學的高材生做“院長接班人”。她說：“盡管現在養老院利潤比較薄，但只要多向國外同行學習，琢磨出一套標準化管理模式，然后開連鎖，降低成本，形成規模，養老院的收益還是很不錯的！到時候，民辦養老院拼的是資金是否雄厚，管理是否先進，是真正實力的競爭！”（李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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