調查人員一般是中年人
調查人員都經過專門的培訓，一般是中年人。年紀稍大一些，會給人一種可靠感。年輕人就顯得有些不合適——一個20歲的調查者，去問一個40歲的人關于性的問題，可能會遭到對方的輕視。“他會覺得，你一個20歲的人知道什么呀!”
中年人也比較禮貌，容易理解人。在潘教授看來，“現在不講禮貌的多是年輕人，中年人至少說話比較客氣。”
態度最關鍵。平等待人，在社會調查中是最起碼的一條。中國人民大學社會學專業的學生，從一年級就開始被教育這一點。“什么是社會調查？就是求爺爺告奶奶，把這一條給我記住。人家沒有任何義務回答你的問題，你去了是給人家添麻煩的。哪怕你給人家小禮物，給人家一點兒錢，但人家需要嗎？”
這次調查會付一些報酬，一般20元左右。不過潘綏銘表示這僅僅代表感謝，他否認這對吸引調查對象有多大作用。“在北京給你20元錢，問你的性生活，你會到我們的訪談室來嗎？”
絕不能上去就說“請你配合”之類的話。憑什么配合你啊？“很多社會調查都犯這個錯誤，跟人家說話的時候，盛氣凌人，居高臨下，那肯定玩完。你想做調查那是你的事兒，跟我沒任何關系，我沒有義務給你打工，我有選擇權。”
在潘綏銘看來，一顆感恩之心很重要，“人家告訴你這么隱私的事，你應該感謝人家。不信你到大街上去問人試試，看誰理你。”
越是底層人越不好意思拒絕你
這次性調查遍及全國，包括四川、陜西、寧夏等省區的一些偏遠山區。比如四川阿壩地區一個較窮的縣，就在這次調查被抽中。即便在這樣的窮山僻壤中，人們對性調查的接受，也不成什么問題。
主要的困難來自另一個方面。這些農村人沒有閱讀習慣，不少人說自己初中畢業，但他們看電腦上的文字時，速度極其緩慢，一句話都能盯著看很久。而且常常對有些問題無法理解。這是讓調查員們最費勁的一個難題。
從2000年第一次調查之后，潘綏銘就有一個感覺，中國人遠沒有人們想象得那么保守。關鍵是采用一種讓人舒服的方式，讓人在一種安全的環境下接受調查。要是在一個不恰當的場合，一個不恰當的時間下，去問那些隱私問題，人家當然不理你。
中國人講情面，一對一調查，被調查對象抹不下臉來拒絕，這個特點也幫了潘綏銘大忙。“尤其是農民，他們覺得不好意思拒絕你。看你都那么大老遠的來了，費勁說了這么半天，要還不去，他會覺得不好意思。越是底層人，越不好意思拒絕你。上層人才不理你呢——我憑什么回答你這些問題？”
雖然沒有分開計算農村人和城市人的數據，不過給潘綏銘留下的印象就是：農村人口的有效回答率更高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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