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浦東新區陸家嘴金融中心。(資料圖片)
溫家寶總理在今年政府工作報告中，將東部、西部、中部、東北四大經濟區域的協調發展提到一個史無前例的高度。與此同時，繼上海浦東新區、天津濱海新區后的國家第三個“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的爭奪，成為了今春“兩會”的一個熱點。
來自湖北的38名全國政協委員和42名全國人大代表分別遞交提案和議案，吁請國家在武漢設立國家第三個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為中部地區體制機制創新積累經驗；湖南省的全國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也提出建議，將長株潭(長沙、株洲、湘潭)城市群設立為國家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擔當引領中部崛起的重任；來自遼寧省的全國人大代表提交給大會一份名為“關于請求國家支持沈陽沈西工業走廊開發建設的建議”，核心內容是請國家批準這一區域為全國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來自海南特區的全國人大代表，則干脆吁請國務院將海南列為全國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
記者了解到，此前，廣東、廣西、四川等省也通過不同方式運作，希望成為第三個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
四大區域板塊同時發力對“試驗區”的爭奪，其中的懸疑來自結果的判斷，也來自“爭奪”動作背后隱藏的地方與地方、地方與中央的政策博弈。
■“試驗區”戰略價值
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在許多專家看來就是“新特區”，其意義可以與改革開放初期設立經濟特區相比。但是，與老特區的本質區別在于，“新特區”是在市場經濟體制已經基本確立的背景下建立，因而，完善這種經濟模式又需新的試驗探索。
2005年6月21日，國務院總理溫家寶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批準上海浦東新區進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綜合配套改革試點。一年后，國務院正式批準天津濱海新區成為國家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
專家們普遍認為，國家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的提出和建設，將成為中國下一階段深化改革開放的前沿陣地，擔負著探索建設和諧社會、創新區域發展模式、提升區域競爭力的使命。尤其濱海新區的設置，著眼點在于從中國區域經濟發展總體布局出發，探索新的歷史條件下區域協調發展的新模式。
鑒于對此的認識，目前高調加入爭奪戰的省份大多以帶動區域發展的姿態表述理由：
武漢市市長李憲生認為，武漢在全國經濟發展大格局中具有承東啟西、連南接北，承接梯度轉移的樞紐作用，在武漢進行綜合配套改革試點，將極大增強體制優勢，為湖北真正成為中部崛起的重要戰略支點提供制度保證。
湖南省政協主席胡彪在向當地媒體陳述湖南“爭特”理由時說，在長、株、潭三市進行綜合配套試驗，有利于打破區域體制機制性障礙，對中部地區深化改革、加快發展具有重要的先導、示范作用。 來自沈陽的人大代表則認為，開發建設沈陽沈西工業走廊，是實現東北老工業基地全面振興，進而建成我國經濟新的重要增長區域的標志性骨干工程。
沿海地區的“申新”則更強調自身的區位優勢。海南的政協委員則在提案中稱，隨著新一輪改革進程的推進，需要通過制度創新，煥發經濟特區的體制優勢。提案認為，海南作為島嶼省份，既具有地理單元的獨立性，又是位于太平洋通往印度洋的主要通道，是中國通往其他大洲與國家的重要出?？?，其地理位置和區域優勢明顯。
廣州則認為，在全國開發區原有優惠政策開始逐步淡化的形勢下，加大體制改革創新力度推動發展，成為當前面臨的必然選擇。第三個新區如果能落戶廣州則是一個好契機。
同處嶺南的廣西也將目光聚集到綜合改革試驗區。作為面向東盟的門戶，廣西希望在中國與東盟“10+1”自由貿易協定的基礎上，推出北部灣地區作為祖國南陲的改革試點。
■充滿誘惑的利益何在
地方“申新”的熱情緣于浦東新區和濱海新區的示范作用，畢竟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對經濟效益的增長和經濟模式改革的助推效應極大，對第三個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的爭奪實質是對經濟“特權”的爭奪。以天津濱海新區為例，僅去年一年這里即完成固定資產投資864.29億元，比上年增長了24.7%。而基礎設施建設則創歷史規模最高紀錄，全年開工建設了64項工程。
湖北省社會科學院院長趙凌云說，目前，中國社會經濟已經進入到一個受政治、資源、環境、社會矛盾等多種條件約束的新時期，這就要求我們探討新的發展路徑、新的增長模式、新的改革模式以及新型的參與國際競爭的方式等，國家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的設立正是為了在新的條件下為完善市場經濟體制展開試驗探索。
盡管目前對于國家第三個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要否設立、何時設立還是沒有眉目的事情，但是，各地爭相抬高設立“新特區”的呼聲，一方面是大張旗鼓為區域發展造勢，另一方面，更是看到了其巨大的政策含金量。許多專家都認為，浦東和天津濱海新區的經驗表明，一旦成為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在金融、土地、稅收、財政等政策上將有很多優惠。
趙凌云認為，這種新時期下的探索的政策含金量主要體現在四個方面：
一是金融政策方面，試驗區將擁有更大的金融制度改革的自主權，促進金融市場的完善，推動形成區域金融中心。
二是土地方面，地方政府將擁有新的政策空間，特別是在實現區域整體規劃、連片開發方面，將為地方政府提供更廣闊的施展空間，從而實現自己的“大手筆”。
三是擁有一些配套的財政與稅收政策，例如設立保稅區，有助于吸引更多外資，保持城市競爭力，同時還可得到稅收、銀行貸款等方面的支持。中央財政在一定時期內對試驗區還會予以專項補助，例如中央財政對天津濱海新區開發建設5年內每年給予10億元專項補助。
四是實現“大通關”，突破城市發展的局限，為整個區域發展提供融合的動力。濱海新區就承載著“一圈(環渤海)一線(隴海線)”融合發展的強大區域帶動功能。
此外，政府架構上的一些改變也可以在新區展開。比如，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的機構設置不必完全和中央的機構設置相對接，試點地區可以減少行政層級的設置，簡化審批程序等。另外，試驗區的存在也使中央各部門的改革積極性有了施展的空間。以上海浦東新區為例，不僅人民銀行上?？偛恳呀洅炫?，國家外匯管理局批復在浦東實行跨國公司外匯管理方式9條試點措施，而且人事部在浦東實行了公務員聘任制，監察部在浦東也實行了電子行政效能監察的試點。
趙凌云說，綜合這些優惠政策，其最大的吸引力是以“試驗”的名義向地方讓渡了中央的部分職權，使地方能在完善市場經濟體制的探索中擁有更大的自主權。
■誰將主導新經濟版圖
基于改革釋放出的信號，學界對“試驗區”的看法摻雜著復雜的感情。以市場經濟是由資源在市場中自動實現優化配置的經濟為認識的基本出發點，它的理想狀態源于自下而上的內生活力，而非主觀推動，一些專家在解剖區域經濟利益爭奪的同時，探究各地申報“新區”背后隱藏的政治潛臺詞。
趙凌云認為，地方爭奪新區試驗，從一個側面反映了目前我國的市場經濟改革仍處于自上而下的改革時期，資源配置權限主要掌握在中央手里，是一個自上而下的配置過程。另一方面，各地用改革促進發展、用改革謀劃發展的積極性，也釋放出自下而上發出的改革聲音。一種轉變是從過去單純地從中央要政策、要項目到向中央要整體的發展環境，希望通過綜合配套改革試點放松管制，營造一些寬松的綜合環境，更多地發揮地方自主性。這也透露了地方近幾年經濟飛速發展后的一種政策需要。
他認為，在我國市場經濟遠未完善的今天，推進試驗區式的市場探索是有效率的選擇，現階段區域發展只能由點到面，過去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時期，能摸著石頭過河，現在看來，從不完善到完善的市場經濟體制建設過程中，還得把“石頭”搬開，但節奏不能一刀切，得先在小范圍試驗中摸索經驗。
不過，趙凌云認為，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的改革自主權是相當大的，稍有不慎就會導致利益偏差，所以設試驗新區要十分謹慎，是要以謀劃區域協調發展的整體布局為戰略考慮的，不可分布過多，也不可設置過快。
武漢大學法學院副教授江國華則從另一個層面透視了地方對“試驗區”的爭奪。他說，市場經濟的良性運轉離不開科學的宏觀調控，但宏觀調控不能喧賓奪主。在深圳特區試驗近30年，我們已然確定市場經濟的發展方向的時候，還用行政賦予小區域以經濟特權，不符合市場經濟中的普惠制原則，甚至可能加劇區域間發展的不平衡。
江國華認為，優惠政策會給小區域帶來一定的效益，付出的代價卻是犧牲統一規劃。我國已進入后WTO時代，新區、特區、開發區的示范作用越來越弱，資本也越來越理性，不是挖個池子就能流進水來。目前，我國四大區域經濟板塊的戰略部署框架已經確定，各地應著眼于將現有的區域發展政策用好用活。不少“申新”的地方本身就有國家級的經濟開發區，沒有必要在大圈圈里又劃諸多小圈圈。
更多的專家都認為，政策的支持有多種方式，國家對中部崛起、西部開發的政策支持，毫無疑問是非常重要和有幫助的，但更大的支持還在于激發中西部地區內在的發展動力，內在的動力和外在的動力相結合，才能推進區域協調發展，謀劃一體化的區域經濟新版圖。(記者沈翀 皮曙初)來源：《瞭望新聞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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