異動觀察
地區
中部六省(山西、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安徽)
現象
在經歷了多年爭論、預熱之后，武漢城市圈、中原城市群、長株潭城市群、皖江城市帶四個中部的城市群，日前“入圍”中央關于中部崛起的10號文件，這些“次區域”進入了國家宏觀發展戰略的視野。
“崛起”與“隆起”
四大城市群地位的升格，既可以看作中部崛起戰略從理論層面走向實踐層面的一個重大標志性事件，也暗示著中部崛起戰略一開始便有了“后發優勢”
分屬于湖北、河南、湖南和安徽的4個城市群成為“國”字號，多少出乎人的意料。
在國內，此前獲得國家宏觀層面認同和規劃的區域經濟，是長江三角洲地區、環渤海經濟圈、泛珠三角地區，以及成渝經濟圈，均為跨省(市)區的“大塊頭”，在中國經濟版圖中舉足輕重。而中原城市群、武漢城市圈、長株潭城市群、皖江城市帶，均屬于一個省內的“次區域”。“次區域”直接進入宏觀視野，表達的是什么信號？
意外還表現在另一層面。
在中央作出“中部崛起戰略”的兩年里，很多人把視線和話題集中在一個問題：作為中國區域發展戰略中的“最后一個板塊”，中部6省究竟可以獲得哪些優惠政策？兩年中，那種“特區式”、“引爆式”的優惠政策，在多少中部人的翹首相望中，始終沒有出現，而現在，4城市群卻獲得“高禮遇”，這著棋于全局，又是何意？
“四大城市群地位的升格，既可以看作中部崛起戰略從理論層面走向實踐層面的一個重大標志性事件，也暗示著中部崛起戰略一開始便有了‘后發優勢’，尋找著一條符合自己特色的區域崛起路徑。”中國社科院工業經濟研究所研究員魏后凱博士的觀點，頗具代表性。
從中央作出實施中部崛起戰略伊始，一場打造中部“引擎”的戰役旋即拉開。但中部“引擎”究竟是什么？是希望獲得中央的政策支持，再設一個“深圳特區”、“浦東新區”抑或“天津濱海新區”，還是等待著諸如“深港一體化”設想、洋山深水港戰略布局抑或像空客320這樣帶動力強的國家級項目落戶？以中部地區歷史條件、資源稟賦以及全國性戰略分工，這樣的可能性也許并不大。
然而，中部崛起卻面臨著后發優勢。
20世紀末開始，在各國、各地區角逐競爭力時，一個現象尤為突出：以城市群促進區域經濟發展，單個城市競爭力被區域整體競爭力所替代。
有意思的是，面對“中部崛起”這個難得的發展契機，中部6省紛紛提出各自的發展戰略，不約而同地選擇了區域戰略：湖北要打造“武漢城市圈”爭當中部崛起的“支點”，湖南加快長株潭城市一體化建設，河南“中原城市群”欲撐起崛起的脊梁，安徽東向謀勢，江西對接“長珠閩”，山西靠攏“環渤海”。
這種戰略選擇吻合中部特質。經過20多年開發和調整，中部地區經濟布局基本形成“中心群帶”的發展戰略格局和模式。南部和北部雖然有京廣經濟帶聯結，卻分屬不同的經濟區域，分受不同沿海經濟中心的吸引，“多中心發展之路”由此清晰。許多專家學者認為，特別應鼓勵優勢城市群爆發式發展，形成中部地區超級中心城市或強大的經濟核心，以帶動并加速中部崛起。
這樣看來，中央關于中部崛起戰略10號文件對4個城市群的重視，不僅僅只是對各省戰略決策的尊重，更重要的，是在鼓勵、引導、支持著這一路徑。
中部崛起，從城市群的隆起始。
四“群”與兩“西”
中部6省，4個城市群寫入中央文件，缺了江西與山西這兩個“西”。不少江西人與山西人格外委屈，甚至擔心是不是就此被其他地區拋甩？會不會被邊緣化？
4個城市群“入圍”中央文件，其實與其“成熟度”直接相關。
湖南的長株潭城市群歷史最悠久。早在1982年，就有了“長(沙)株(洲)(湘)潭”融合之說，三座城市各自相距不到40公里，堪稱“絕配”。盡管湖南人自我檢討，是“起了個大早趕了個晚集”，但不可否認，這一區域仍然是該省發展水平最高、投資效益最好的地區。在全省的一般預算收入、國內外投資及對外貿易額中，3市總量分占36%、50%、74%。
武漢是中部6省中最具競爭力的中心城市。2002年，湖北啟動“武漢城市圈”，以武漢為核心，加上周邊的黃石、孝感、黃岡等8個城市，重點推進基礎建設一體化、產業布局一體化、區域市場一體化、城鄉建設一體化。2005年，武漢城市圈實現人均生產總值14008元，約為全省人均生產總值的1.2倍。
河南的“中原城市群”，則大有后來居上之勢，在中部各城市群中進展也最快。其間很多都是歷史名城，以鄭州都市圈為中心，以洛陽為次中心，開封、新鄉、焦作、許昌等9城市為結點構成。去年，該城市群人均生產總值高出全省近37個百分點，城鎮化水平比全省平均高出8.8個百分點。
皖江城市帶16年前由安徽省委首次提出，當時稱為“皖江開發”，其后幾起幾落，在省會合肥經濟圈與皖江城市帶之間游移，最終，在新近制定的《安徽省沿江城市群“十一五”規劃綱要》中，重新高調明確了皖江8市串成的城市帶。這一區域面積占全省40.3%，人口占32.5%，地區生產總值占41.9%。其中，馬鞍山、蕪湖、銅陵、安慶4個核心城市，始終處于安徽經濟的第一方陣。
相比較而言，山西與江西目前還不具備城市群條件。
以山西為例，全省現有11個地級城市和14個縣級城市，除了省會太原和個別城市以外，城市規模普遍偏小，集聚功能和輻射功能普遍較弱。大多數城市由資源開采型的工礦區發展而來，性質相似，綜合功能欠缺。
從上世紀90年代京九鐵路通車以后，江西省就提出打造“昌(南昌)九(江)工業走廊”，在當地，也有建設“昌九景(景德鎮)城市群”之說。因此，沒有成為中央文件中的第5個中部城市群，江西人多少有些失落。但是，“工業走廊”畢竟不是“城市群”，因為功能單一，“走廊”上城市數量、規模偏少，其對全省的輻射力與拉動力相當有限。
有意思的是，在豫、鄂、湘、皖四個城市群被重點規劃后，江西與山西兩省不約而同地作出一個“謀略”：江西謀劃讓昌九工業走廊變臉，新近出臺的《“十一五”昌九工業走廊區域規劃》中，明確將南昌和九江兩市整體納入規劃，使得“昌九工業走廊”有望由以前的“一條線”轉變為一個重要的區域經濟板塊。
無獨有偶。山西也在今年首次提出建設“大太原經濟圈”的規劃，規劃以太原為核心城市，強化太原與介(休)孝(義)汾(陽)、陽泉、忻(州)原(平)城鎮組群的組合發展。
或許，這是山西與江西兩省對城市群戰略的認同與選擇。
不過，在一些學者看來，中部地區需要“多中心發展”不假，城市群建設是一個趨勢，也應鼓勵和加強，不過城市群的發展是一個相當長的歷史過程，并非三五年就能建成。那種為城市化而城市化、為城市群而城市群、靠政府人為“拉郎配”制造的城市群，不可取。我國區域經濟發展史上，這樣的教訓多次出現。重要的是，應該在中部崛起戰略中，尋找適合自己的發展引擎和戰略方向。
突破與難點
四大城市群現在已進入全面發力和起跳的新階段。選擇的突破口各有側重，要破解的難題也各有不同
6月27日，長株潭3市黨政領導聯席會議閉幕。會上透露出一條重要信息：湖南省政府仿效上海浦東，正式向國家申報建立長株潭城市群國家綜合改革試驗區，擬借助國家層面力量，先改先試，以突破3市在經濟一體化過程中存在的體制障礙。
長株潭此舉在情理之中，也是一個風向標。長株潭一體化推動了24年，作為中國最早的自覺的城市群一體化行為，長株潭暴露出來的問題也更為徹底。咫尺之遙的長沙、株洲、湘潭3市，自20世紀50年代起就有“三城牽手”的夢想，但時至今日，3市客運交通系統依舊“各自為政”，正是行政管理體制壁壘的一個縮影。
這幾乎是每個城市群必然遭遇的一堵“銅墻鐵壁”。長株潭能不能作為一個二級城市群的典型，進入“國“字號改革試點范圍，是個未知數，但是，如何破解城市群發展中的體制瓶頸，擺上議程。
在中原城市群，“鄭(鄭州)汴(開封)一體化”被優先推動著。預計于今年10月底竣工通車的鄭汴快速通道，又成為城市群戰略中的“急先鋒”。這條總投資10.29億元的快速路長39.11公里、寬100米，為雙向10車道，車程30分鐘，全程不收費，拉開了“鄭汴一體化”的序幕。而“鄭汴一體化”，正是中原城市群這張大棋盤上的第一步棋。圍繞著這條快捷通道，圍繞著鄭州與開封在各個領域的“連城訣”，一個鄭汴洛城市工業走廊呼之欲出，它與京廣鐵路沿線的新鄭漯產業發展帶，構架成一個河南的“黃金十字架”。
當然，實現這個夢想的關鍵在于省會鄭州。比較中部省份，武漢的GDP占湖北的30.8%，長沙占湖南的20%，而鄭州僅占河南的15.6%，鄭州對周邊的輻射力之弱可見一斑。在區域經濟的“博弈”中，如果中心城市集聚帶動作用不足，輕則影響各城市之間的協作，重則導致周邊其他“恒星”強力吸納本土資源、資金，形成發展的“離心化”。
雖然在4個城市群的中心城市競爭中，武漢一枝獨秀，很多人仍指出，武漢城市圈這個包括了9座城市的“九頭鳥”能否振翅高飛，關鍵還看武漢，其城市功能需要重新定位。人們注意到，武漢城市圈的變化，最先發生在產業對接的“雙遷模式”。企業總部遷到武漢，加工基地遷到周邊。“總部經濟”和“分廠經濟”漸漸形成。
而皖江城市帶也有自己的“支點”。他們把未來發展空間與高度，盯在向長三角的融入上。不過，與其他三大城市群相比，皖江城市帶明顯缺少省會的“發動機”。它在獲得省里政策與財力支持方面會不會因此“分心”，其發展力度是不是仍像過去16年那樣不瘟不火，比較令人關切。
博弈與共贏
城市群是開放的城市經濟，各大城市群惟有改各自博弈為攜手共贏，才是中部崛起的正確方向和出路
早在中部崛起戰略推出之際，一場“誰執中部牛耳”爭論已經拉開。
現在，4個城市群浮出水面，可以預料，爭戰又將升級。
在湖北省社科院研究員、博導陳文科看來，4個城市群各有優劣。
武漢城市圈，“中部之中”、九省通衢的區位優勢得天獨厚，高新產業“底氣十足”，高等院校、科研院所人才輩出，鋼鐵產量位居全國前列，綜合優勢明顯，但一城獨大、向東向南輻射能力有限是其“軟肋”；中原城市群礦藏豐富，能源原材料基地初具規模，“1＋8”經濟實力均衡，但鄭州作為首位城市帶動能力卻不夠；長株潭城市群“一體化”走在前列，人均GDP是中部之首，但城市化水平低、聚集功能、輻射功能小等問題不容忽視；皖江城市帶經濟實力相對較弱，但其緊鄰長三角，對外開放的區位優勢最為突出。
如果從城市個體競爭力來看，中部四大城市群內最大的城市分別是武漢、鄭州、長沙、蕪湖。
但一群狼肯定打敗由一頭獅子帶領的羊群。在2006年3月發布的《中國城市競爭力報告No.4》中，中部地區的城市群競爭力，中原是最強的，在15個進入排序的城市群中列第7位，超出了列第9位的武漢城市圈和列第11位的長株潭城市群。
在成員市的數量上，中原城市群和武漢城市圈都是9個，皖江城市帶是8個，長株潭僅僅是3個，雖然城市群不是城市的隨便拼湊，但是單個航空母艦的戰斗力，遠遠小于一個聯合艦隊，長株潭顯然力量單薄，擴容便提上議事日程。2006年6月，湖南省正式籌備啟動“3＋5”城市群建設研究，同樣，在對外公布的皖江城市帶中，也不再是傳統意義上的馬鞍山、蕪湖、銅陵、安慶4個城市，而是擴大到了流域內的池州、巢湖、滁州和宣城等市。
人們還注意到，這4個城市群的產業定位，城市群內部間的城市分工雷同。
面對中部愈演愈烈的“各自為政”、“明爭暗斗”，陳文科坦言，各省沒有必要去爭當“龍頭”、“領頭羊”。城市群是開放的城市經濟，各大城市群惟有改各自博弈為攜手共贏，才是中部崛起的正確方向和出路。
他建議，中部6省要在區域整體宏觀統籌的基礎上，按照中央確定的“一個樞紐”(交通運輸樞紐)、“三個基地”(全國重要的糧食生產基地、能源原材料基地、現代裝備制造及高技術產業基地)要求，促進各大城市群的形成和城市經濟網絡框架的構建，走出一條有中部特色的協調發展之路。
而中國社科院研究員魏后凱則提醒說，城市群固然能帶動整個中部經濟的發展，但并不是說幾個城市群發展了，中部就崛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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