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精神衛生體制不改，自殺率就不會降低
2007年8月1日上午，上海徐匯區精神衛生中心的單懷海醫生正在掛牌門診。來找他的病人不少，單醫生有些驕傲：他認為自己的醫院地段很好，交通方便，“不像回龍觀醫院，在那么遠的郊區，你叫別人怎么去？”
半天下來，單懷海大約看了有20多個病人，這樣的門診量和綜合性醫院相比，非常低。而且他只是每周一、三門診時稍微忙些，其他時候都很清閑。“在精神科專業，大家一致共認，精神疾病患者就診率很低。尤其在中國，人們喜歡到綜合性醫院看病，進精神病院，覺得那是一個烙印。”
這也是單懷海反對回龍觀精神病院自殺干預模式的理由之一。他認為在中國的文化環境中，抑郁的人不喜歡到精神病院門診，“盡管醫院條件很好，醫生水平很高。”另外一個理由是中國的自殺特征和國外不一樣。“國外研究資料顯示自殺的人群中90%是精神障礙，或者有精神疾病，但中國的數據是65%。自殺原因有政治、經濟、糾紛、人際關系、心理問題，心理問題不一定有精神疾病。如果是這些方面原因導致的自殺，你要把人家弄到精神病院去，他肯定不接受。比較而言，西方人在政治、經濟方面的問題很少，除了部分邪教的影響，他們主要是精神人格的問題，很適合精神病醫院干預模式。”
所以，作為上海自殺研究發起人之一的單懷海，從2003年起就在上海積極推動另外一種自殺干預模式——試圖在政府主導下建立一個心理危機干預中心。“中心要建在上海市疾病控制中心，在政府的協調下把各個區的疾病控制中心聯合起來。把熱線、急診、門診、住院配套起來，這樣就會大大降低自殺率。”
“近年來城市自殺者中，大多數是外來人口，加強對他們的管理和救助很重要。”
2004年上海市人大會召開前夕，單懷海聯絡各方面的專家搞了一個聯名提議，委托人大代表遞交，呼吁組建上海心理危機干預中心。單懷海把這份提案想得很美好，也看得很重。“當時，北京、成都、南京都有了具體的行動，由地方政府撥款組建了心理危機干預中心，我們上海做不好，很丟臉。而且上海和北京一樣，外來人口比較多，近年來媒體報道的城市自殺者中，大多數是外來人口，加強對他們的管理和救助很重要。”
但是2004年的呼吁沒有結果，“2005年我們又提了一次”，組建危機干預中心的事情仍不見動靜。據單懷海所掌握的情況是，人大已經交到教育局和衛生局去處理，“當時他們正好人事更換，好多事情比較敏感，就拖下來了。”
對于政府，單懷海始終心懷善意，“他們雖然對討論自殺存有顧忌，但也不是不做，只是需要時間。”事實上，1990年上海市政府就開通了心理健康熱線64383562，放在一個精神病院里，每年有十幾萬的投入，讓精神科醫生輪流值班。“它的問題是只有一根線，正常時間都很難打進去，到了5點鐘還要下班。有人要死，要跳樓，打不通怎么辦？”
在單懷海看來，像自殺干預這樣的生命熱線，必須24小時暢通。他和一些志愿者們開通的三條熱線就力圖保持暢通的狀態，三部座機全部連著手機，手機24小時不關機。他因此有些郁悶，“其實我們也在接電話，但政府給他們錢，卻沒有效果，浪費。”
“中國精神衛生體制中最大的問題是城市精神病院太多，而農村卻非常缺乏，許多農村地區至今沒有精神科執業醫師。”
等到2006年，單懷海意外地看到了機會。“2006年本來是中國衛生管理年，結果搞成中國歷史上最大的醫療衛生體制改革年。它將會對中國的醫療體制產生深遠的影響。”
單懷海早就發現，中國精神衛生體制方面的問題，才是我國自殺干預收效甚微的關鍵。“中國精神衛生體制中最大的問題是城市精神病院太多，而農村卻非常缺乏，許多農村地區至今沒有精神科執業醫師。”
中國79%的自殺者居住在鄉村，有58%的人是服用農藥或鼠藥自殺，農村地區農藥太容易獲取，是農村自殺率高的主要原因之一。自殺預防和救治力量的薄弱也是不爭的事實，大多數農村醫務人員缺乏基本的精神衛生、自殺預防和對自殺患者進行搶救的技能。“如果衛生體制改革精神能夠真正貫徹執行下去，那么農村地區的自殺干預手段就會大大增加，從而降低全國自殺死亡率。”
“中國的自殺率估計還會上升……”
順著這個思路，單懷海還仔細分析了中國精神衛生體制的三大癥結。一是綜合性醫院和精神病醫院分離。“中國90%的綜合醫院都沒有精神科，精神病院是獨立的。真的非常奇怪，上海最大的精神病院對面就是一個三級甲等的綜合醫院，可兩者老死不相往來。這種情況在外國是見不到的，在美國，從上個世紀70年代開始，專業的精神病醫院越來越少，它是發展綜合性醫院，發展綜合醫學，把精神科作為大科放在綜合醫院里。”
“我從醫20多年，發現大多數抑郁癥患者不愿意住進精神病醫院，他們甚至對去精神并醫院就診都不能接受。”這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根據國際研究表明，抑郁癥患者有一半以上有自殺想法，其中有20%最終以自殺結束生命。單懷海認為，如果抑郁癥患者能夠得到有效地治療，肯定會降低中國自殺率。
第二個癥結是精神疾病預防工作與公共衛生管理工作分離。“最明顯的證據是中國有疾病控制中心，也有精神疾病控制中心，兩者是分離的。像四川有個四川省疾病控制中心，還有一個精神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它設在綿陽。”單懷海認為這樣做傳達出來的信息很明顯，就是根本就沒有把精神衛生當成公共衛生來對待。
第三個癥結是第二個分離的延伸，在社區，同樣存在社區衛生服務中心和精神病防治社區服務中心。單懷海曾經很長一段時間從事精神疾病預防工作，“上海做得最好的是社區精神衛生服務，從60年代開始，就實行三級防治，可以查到所有病人的姓名、住址。”可現在的問題是社區衛生服務中心沒有精神衛生服務，“這是個很大的欠缺。”
基于這些，單懷海推測，中國的自殺率估計還會上升。“假如還是只依靠大城市來做研究和做點預防，體制不解決、經濟問題不改善；農村問題不解決，農村的醫療衛生條件不改善，那么自殺率還會上升。”
對自殺者的救助，僅僅救活是不夠的
其實要降低自殺率并不是特別困難，單懷海描繪了這樣一幅藍圖。“如果我們有個國家級的自殺預防中心，再有地方一級的預防中心，一定會有作用。首先電話熱線，能夠幫助想自殺的人在第一時間得到救助。因為那些沖動型自殺，其實就是人際關系引發，通過疏導很容易解決。而有精神疾病的人，可以早點治療，像抑郁癥患者，吃藥和不吃藥大不一樣，政府可以免費治療；第二，中心跟110、120聯合起來，自殺干預的成功率很高。比如一個人在家里開煤氣自殺，110把他救了送到醫院，中心派精神科醫生介入干預，有病就在醫院治療，沒病回家心理治療，那自殺率就會大大降低。”目前中國已經有了十幾個由地方政府主導的心理危機干預中心，并有推廣開來的趨勢。
但綜合性醫院的急診問題成了單懷海最大的牽掛和頭疼的事，“我非常不滿意急診室的救助，僅僅是把人救活，醒了后就不管了。假如他是一個抑郁癥患者，不治療危險性就太大了，他完全可能再次自殺。”從國外經驗來看，急診搶救后的自殺者，必須接受心理治療。“這是法律的規定，也是專業的要求。”問題是中國整個精神衛生服務人員比例非常低，“美國500個人就有一個心理醫生，我們國家現在有上億的精神病人，可精神科醫生不到兩萬。”另一方面，綜合醫院沒有精神科室，急診科醫生很忙根本沒有時間來做這個事情的。
單懷海曾經滿腔熱情地四處自我推薦，想去綜合性醫院的急診室當義工，但別人不要，“他們嫌麻煩。”就在記者采訪前的幾天，上海長海醫院44歲的腎科主任自殺。單懷海把這當成一個機會，馬上向該院申請去做義工，可院長還是拒絕了他。
面對現實，單懷海評估他的藍圖起碼還需要10年的時間才能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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