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923年盧卡奇發表《歷史與階級意識》到現在，“西方馬克思主義”存活有近百年的歷史了。它至今還顯勃勃生機，為進行對現代資本主義的文化和社會批判搖旗吶喊。縱觀近一個世紀的理論圖景，西方馬克思主義標舉起自己鮮明的文化個性。
西方馬克思主義是在挖掘馬克思哲學中關于人的自由意識屬性思想和總體實踐觀基礎上產生的。它是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革新現實、探索社會主義革命道路的產物。盧卡奇、科爾施等第一批西方馬克思主義者提出，有別于第二國際的“經濟主義”和俄國的“政治主義”，中西歐的無產階級革命應當是“總體革命”。“總體革命”不僅包括經濟革命、政治革命， 而且包括思想革命和文化革命。在某種意義上，思想革命和文化革命應當成為先導，也就是要奪取資產階級在意識形態方面的優勢，爭取人民，使他們樹立起革命的自覺意識。質言之，“西方馬克思主義整個說來，似乎令人困惑地倒轉了馬克思本身的發展軌道。馬克思這位歷史唯物主義的創始人，不斷從哲學轉向政治學和經濟學，以此作為他的思想的中心部分；而1920年以后涌現的這個傳統的繼承者們，卻不斷地從經濟學和政治學轉回到哲學。”（參見佩理·安德森《西方馬克思主義探討》，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8-69頁）因此，以文化和意識形態批判為理論主題的西方馬克思主義，也伴隨著主觀唯心主義的危險趨向之憂。
然而，“革命必先革其心”形成的文化戰略并不必然產生主觀唯心主義，關鍵在于這種戰略是否符合實際和能否與實際相結合。事實上，西方馬克思主義形成了知識分子關注現實、思考解答重大現實問題的理論傳統。對于從盧卡奇開始到今天仍然活躍于理論舞臺上的西方馬克思主義思潮來說，第一次世界大戰后期歐洲革命的失敗、20世紀30年代法西斯主義的崛起、莫斯科審判及斯大林主義、匈牙利事件、蘇軍入侵捷克、法國的“五月風暴”、意大利“熱秋”、波蘭工人罷工、蘇軍入侵阿富汗、戰后科學技術勃興的社會后果以及當代生態運動等等，沒有一件停留在西方馬克思主義的視界之外。秉承這種理論傳統，他們十分注重運用馬克思主義理論分析當代西方的現實，希望能找到一條適合西方人解放的道路。對于現實進行理論思考，成為西方馬克思主義理論聯系實際的一種形式。因此，要正確評價西方馬克思主義文化戰略轉換主題，必須考察西方社會的歷史變化及其面臨的主要問題。
應該說，西方馬克思主義的理論主題的轉換符合歷史演進大勢。（參見王雨辰《從當代西方社會的變化評西方馬克思主義理論主題的轉換》，《社會科學動態》1999年第1期）這是因為，馬克思、恩格斯所處的資本主義早年時代，經濟危機和工人武裝斗爭彰顯社會矛盾和革新出路，經典馬克思主義的主要任務是要通過分析資本主義經濟運行的內在矛盾，揭示歷史發展的規律，指導無產階級直接的革命運動。因此，馬克思、恩格斯把他們的理論重心從哲學轉向了政治與經濟。而20世紀二三十年代以來，依靠體制創新和科技革命，資本主義活力煥發，資產階級應付事變的能力和技巧日趨成熟。資產階級通過科學技術的進步，提倡一種消費主義的生活方式，并從中輸出其意識形態，使人們盲目追求物質生活消費和物質享受，讓人放棄對自由解放的渴望。所以，西方馬克思主義者認為，發達資本主義社會對人的控制已深入到了人的內心世界，是一種總體的統治。它導致工人階級的政治意識淡化，革命意識弱化，再加上資本主義社會中的階級分化也使階級利益和階級矛盾的沖突日趨復雜，西方社會主義革命要取得勝利，其首要和關鍵的任務在于能否把工人階級從資產階級意識形態中解脫出來。由此，西方馬克思主義將批判的鋒芒揮戈指向資產階級意識形態，強調文化批判對于政治革命、經濟革命的重要意義。可以說，西方馬克思主義理論主題的轉換表現了他們力圖把馬克思主義運用于當代西方社會，尋求西方人解放之道的探索和嘗試，是完全合理的，也是堅持辯證法的必然結果。不能因為他們和我們信奉的馬克思主義的具體理論觀點不同就否定他們這種探索的價值和意義。
另一方面，西方馬克思主義的文化哲學、文化戰略轉向又反過來促使深刻審視當代西方社會的困境——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的不平衡性以及人的精神發展問題。通過消費社會的興起和消費主義盛行，西方統治者力圖使人們把生活的幸福和希望寄托在對物的占有和消費的體驗上，籍此麻痹控制人心以達對人們的全面控制。當代西方人并不是象西方資產階級意識形態所宣揚的那樣自由幸福，恰恰相反，當代西方人很難擺脫由社會生產一體化、整體化趨勢給他們生理和心理帶來的沉重壓抑感，各種變態方式——吸毒、同性戀、嬉皮士——反映了、反抗著現存的社會制度。這些問題都是資產階級所無法解決的，需要馬克思主義者進行深刻的反思。通過對西方馬克思主義邏輯與范式的探究，打開一扇窗口，一方面全面體察當代西方社會的病態，一方面深入尋求現代化的新出路、新途徑，進而獲得豐富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積極養料。
長期以來，對于西方馬克思主義的評價往往受它與馬克思以后“逐漸形成了從恩格斯、普列漢諾夫、列寧、斯大林為主要代表的知識論模式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參見王雨辰《略論西方馬克思主義文化哲學轉向》，《世界哲學》2002年第5期）的相左關系的影響，而把它排除在馬克思主義之外。評價西方馬克思主義的文化戰略思想，不能不對這一關系重新作一梳理。一般認為，西方馬克思主義在思想資源上導源于《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問題是馬克思的手稿是1932年才全部發表的，而西方馬克思主義發軔于20世紀20年代，這就不能否認后者的理論創新意義和非凡的理論洞察力。需要提及，盡管馬克思主義在現實中從哲學轉向政治經濟學，但是，從恩格斯開始捍衛馬克思主義精髓的思想家和政治家都注意到了一個課題，這就是防止對馬克思主義做經濟決定論的理解，要辯證地處理好文化和意識形態問題，后者恰恰是西方馬克思主義的主題所在。恩格斯和列寧都認識到，工人階級不可能自發地產生社會主義價值觀念，工人階級只有把在經濟生產、生活中和資產階級產生的矛盾沖突，通過政治批判上升到世界觀的高度，或者由“有教養”的知識分子進行大眾啟蒙，才能最終擺脫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束縛，形成自覺的階級意識，才能產生為社會主義革命奠定前提條件。恩格斯去世之前特別提出：“實行突然襲擊的時代，由自覺的少數人帶領著不自覺的群眾實現革命的時代，已經過去了，凡是問題在于要把社會制度完全改造的地方，群眾自己就應該參加進去，自己就應該明白為什么進行斗爭，他們為什么流血犧牲。最近50年的歷史，已經使我們領會了這一點。”（參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607頁）列寧在1902年發表的《怎么辦?》一書中說：“工人本來也不可能有社會民主主義的意識。這種意識只能從外面灌輸進去，各國的歷史都證明：工人階級單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聯主義的意識，即確信必須結成工會，必須同廠主斗爭，必須向政府爭取頒布對工人是必要的某些法律，如此等等。而社會主義學說則是從有產階級的有教養的人即知識分子創造的哲學理論、歷史理論和經濟理論中發展起來的。現代社會主義的創始人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按他們的社會地位來說，也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俄國的情況也是一樣，社會民主黨的理論學說也是完全不依賴于工人運動的自發增長而產生的，它的產生是革命的社會主義知識分子的思想發展的自然和必然的結果。”（參見《列寧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17-318頁）在無產階級的革命實踐中，正是列寧提出了建設無產階級新文化和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任務，首先成功地建立了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在這一點上，西方馬克思主義與列寧主義是相通的而不是割裂對立的。
蘇聯社會主義剛剛建立之初，西方馬克思主義者最初對此抱有很大熱情。只是到了后來他們才發現和認為，斯大林模式犧牲人的解放使體制本身成為一切，人的存在意義成了維護體制的穩定和運行，人本缺失甚至超過馬克思所反對的西方資本主義世界，因此斷言蘇聯現實與馬克思的理想不相符合，蘇聯不是一個真正解放的社會，而是一個國家社會主義社會、極權社會主義社會或官僚社會主義社會。西方馬克思主義批判蘇聯模式片面強調政治上奪權，經濟上改變所有制，忽略思想文化革命，強調紀律和服從，忽視調動人的積極性和創造力，實為一種狹隘的設計。西方馬克思主義還批判蘇聯的意識形態，認為蘇聯的馬克思主義不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已經喪失了革命批判精神，變成了蘇聯領導集體的意識形態，變成了其控制人們思想的工具，為其制度和政策作合法辯解。（參見吳向東《西方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觀》，《上海社會科學院學術季刊》2000年第4期）事實上，從斯大林開始，蘇聯文化和意識形態建設越搞越遭。在斯大林時期，文化與意識形態建設采取了“左”的剛性政策，張揚的邏輯是：黨的領導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權威，而哲學是自然界、人類社會和思維發展的一般規律，因此，整個思想文化領域尊奉斯大林旨意行事。赫魯曉夫以降，蘇聯從批判斯大林模式開始，由思想解放走向懷疑主義，致使思想文化戰線迷霧重重，最后在戈爾巴喬夫的“新思維”中腰斬了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也斷送了蘇聯社會主義。（參見馮紹雷《知識分子于蘇聯解體》，載資中筠編《冷眼向洋》三聯書店2000年版第164頁）可以說，蘇聯的教訓是對西方馬克思主義的文化戰略思想的一個實證。
那么，是不是無產階級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就是應該照搬這樣的文化戰略思想？當然也未必然也。20世紀60年代中期，西方發達國家出現學生運動，可以說是西方馬克思主義的實踐化。這些國家的大規模學生和工人運動，震驚了全世界，導致了約翰遜、戴高爾的落選下臺。這說明生活在空前的物質富裕中的人們，并不是從單純的經濟理由出發，而是從道義上、文化上的理由要求終結資本主義制度。它給人們留下了深深的思考，也使馬克思主義聲勢大壯，“幾乎沒有一個嚴肅的刊物不舉辦關于馬克思主義的討論。”（參見鮑爾曼《“馬克思學”的貧困》，載葉衛平《西方“馬克思學”研究》北京出版社1995年版，第9-10頁）
到了70-80年代， 當年一些學生運動積極分子仍然沿著60年代學潮的方向繼續走下去，決心到馬克思主義中尋找資本主義社會的出路，至今執著不懈。這似乎顯示了西方馬克思主義文化戰略的威力。而身臨其境的薩特反省指出，它“是一場沒有政治革命的文化革命，所以它必然失敗。然而，它第一次以其對發達社會的否定去表達發達社會。反對異化和爭取自治的斗爭，使發達社會面對它的限度和矛盾。”“現在，可以認為革命在發達社會內是可能的了。” （參見徐崇溫《西方馬克思主義》，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2頁）當然，至于這種革命是暴力的還是和平的都無可厚非。“如果舊的東西足夠理智，不加抵抗即行死亡，那就和平地代替；如果舊的東西抗拒這種必然性，那就通過暴力來代替。”（參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16頁）人們完全可以“隨時隨地都要以當時的歷史條件為轉移”。（參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8頁）
可是，為什么那場激蕩西方世界的“革命”又失敗了呢？在這個問題上，薩特早就有所體會，他說，馬克思主義是“我們時代不可超越的哲學”。（參見薩特《對于一種方法論的研究》1963年紐約版，第7頁）這是因為從根本上說，西方馬克思主義還是一種空泛的人道主義哲學，盡管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也包含著人道主義，但馬克思主義堅決反對以人道主義哲學作為基礎，以人性、人的本質的異化和復歸作為模式來論述和建設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人道主義與人道主義的社會主義有著根本區別。馬克思多次反復批判以人道主義為哲學基礎的“真正的社會主義者”，指出：“他們不代表真實的要求，而代表真理的要求，不代表無產者的利益，而代表人的本質的利益，即一般人的利益，這種人不屬于任何階級，根本不存在于現實世界，而只存在于云霧彌漫的哲學幻想的天空。”（參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9頁）正因為如此，西方馬克思主義雖然對現代資本主義不遺余力地進行了道德價值批判，但又沒有能正確地認識現代資本主義的本質。他們看到了資本主義社會一系列的文明弊端、價值困境，揭示了資本主義社會生活全面深刻的異化，但他們的批判說到底是一種“道德義憤”，“道義上的憤怒，無論多么入情入理，經濟科學總不能把它看作證據，而只能看作象征。”（參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420頁）西方馬克思主義不理解社會價值與現實物質世界的規律性聯系，純粹在道德的天空中自由地構想飛翔，而“資產階級的觀點從來沒有超出這種浪漫主義觀點的對立，因此這種浪漫主義觀點將作為合理的對立而伴隨著資產階級觀點一同升入天堂。”（參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09頁）這也就是西方馬克思主義在20世紀70年代以后走向分化、90年代以后關注社會政治、經濟問題的緣由。
但是，從馬克思的原始出發點——人的解放，消除異化，個人自由、全面的發展——來看，現代發達社會中的人一方面得到了物質享受，另一方面卻在人性上付出了極大的代價，迷失了、甚至喪失了自我，西方馬克思主義者不論是從主觀上想堅持初衷不變，還是客觀上形勢使然，走上了社會批判和文化批判的道路，并以他們的深刻和執著，提出了許多發人深省的觀點。作為一種現代社會批判理論，作為一種社會病理診斷，西方馬克思主義和馬克思的基本精神還是相契的。這才是西方馬克思主義的文化戰略思想價值根本所在，以及對當代中國文化建設包含的些許啟發所處。（陳鋒 中國藝術研究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