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馬克思主義堅持批判資本主義制度的政治立場，追求人的自由與解放，在歷史的起伏波浪中挺立不倒，保持著獨立的理論品格和深沉的人文關懷，值得尊敬和關注。西方馬克思主義把文化內于人的類本質和現實實踐，顛覆了把文化視為人和社會外在游離之物的機械論認識，把文化和意識形態研究作為自己的理論主題，結合歷史發展和社會現實，作了認真、縝密的學院式解答。其課題的提出、理路的展開、結論的論證，都極具現實借鑒價值。
西方馬克思主義以總體性思維透視人與社會發展，通過資本主義異化的棱鏡解析，看到了文化的權力邏輯和價值觀的博弈，提出無產階級文化和意識形態建設的戰略思想。其實，馬克思和恩格斯早就揭示了意識形態的普遍性質與統治功能，他們說：“每一個企圖代替舊統治階級地位的新階級，為了達到自己的目的就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說成是社會全體成員的共同利益，抽象地講，就是賦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們描繪成唯一合理的、有普遍意義的思想。”（參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2-53頁）列寧則首先提出了無產階級的意識形態建設和掌握文化領導權問題，西方馬克思主義提出的深刻思想，使這個戰略問題更加具體可行。
威廉斯指出，在任何社會里，如果統治階級想要維護其統治，就必須不同程度地得到被統治階級的認同，“社會實踐是以人們對實際上表達了統治階級的需要的某些統治觀念的認同為基礎的。”（參見威廉斯《關鍵詞》，方特納出版社1983年版，第145頁）他提出了“三種文化”——主流文化、殘余文化和新興文化——的理論，闡明了如何掌控文化領導權。主流文化就是“中心的、實際的和主導的意義和價值體系，在我們的社會里，這些意義和價值不是抽象的，而是有組織的和為人們所親歷體行的”。（參見威廉斯《唯物主義與文化問題》倫敦維索出版社1980年版，第39頁）主流文化實際上就是占據領導權地位的文化，它代表統治階級的意志和利益，起鞏固統治階級的政權的職能。“殘余文化”指的是“過去已經實際地形成，但是依舊活躍于文化過程中的因素”，（參見威廉斯《唯物主義與文化問題》倫敦維索出版社1980年版，第122頁）它們在某些方面與主流文化形成替代性或對立性的關系，往往與主流文化保持一定的距離。主流文化為了自身的利益，必須吸取殘余文化中有益于自己的成分，手段是通過重新闡釋，有鑒別地包容或排除等方式來進行吸收、合并，保障達到兩類之間和平共處。“新興文化”指的是新的意義、價值、關系和實踐。一經新興文化因素出現，主流文化就應試圖開始吸納之，使之服務于主流文化，這種吸納包括分析、鑒別、認可、接受其中有益于鞏固文化領導權的成分，反對和壓制對立性的成分，將后者斥之為純粹個人性的東西、極端的社會反常。
文化領導權往往受到侵蝕和挑戰，例如，殘余文化中有些東西是主流文化所無法吸收的，它們代表了主流文化忽視、貶低、反對甚至無法認識的人類經驗、理想和成就，它們有可能在特定的時刻浮現出來，對主流文化構成巨大的威脅，甚至是暗中消解主流文化。新興文化因素的出現往往是與新的階級組織的出現、新的階級意識的覺醒、新的文化組織的形成聯系在一起的，才開始往往活動于社會的隱秘或邊緣地帶，反抗或消解主流文化。隨著新興階級力量的壯大，這種斗爭將愈演愈烈，直到舊的文化領導權退出歷史的舞臺。總的來說，主流文化與殘余文化、新興文化之間始終存在著吸收與反吸收、壓制與反壓制的斗爭，補充與消解文化領導權。為了保障文化領導權，相應的文化戰略和文化政策以及文化機構都是必需的。而在主體的視域中，主流文化亦即意識形態的形成和強化是一個主題。一方面，要掌握群眾：社會召喚個人成為主體；個人把社會視為主體，屈從于它，并最終形成主體；主體與社會主體間的相互識別，以及主體對自己的識別；主體把想象當成現實，并據此確定自己的行為。（參見李世濤《詹姆遜的意識形態理論》，《外國文學》2003年第3期）另一方面，統治集團要為贏得大眾同意強化自身條件，這就是要超越自身的經濟局限，從經濟社團階段、經濟合作階段一直過渡到“最純粹的政治階段”，體現出一種精神和道德的統治。當然，文化領導權同時也必須屬于經濟的范疇，必須以領導集團在經濟活動中所執行的決定性職能為基礎。因此，文化領導權又是一項全面的統治工程，既是一個文化或政治的問題，也是一個經濟問題，是一個長期而復雜的工程，用葛蘭西的話來說，就是一場“陣地戰”。而其中知識分子，尤其是“有機知識分子”起著重要的中介作用。
作為主流文化和意識形態領導者的是“有機知識分子”，如何建立這樣的新型知識分子階層？在生產實踐中完成世界觀的轉變是要害。“對每個人的某種程度上的智力活動予以批判性的改造，使它與筋肉-神經活動達到一個新的平衡，保證使筋肉-神經活動本身成為新的完整的世界觀的基礎。”沒有這種歷史觀，我們就只停留在‘專家’的水平上，而不會成為‘領導者’”。（參見葛蘭西《獄中札記》，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5頁）
西方馬克思主義提出的“新文化”建設頗具啟發。“創建新的文化，并不只意味著獨自去進行‘特創的’發現。它也意味著——而且這一點特別重要——批判地傳布已經發現的真理，即把它們所謂‘社會化’，從而把它們變成實踐活動的基礎，變成人們協調一致和活動的要素，變成人們精神的和道德的結構的要素。被導向統一和一貫的認識實在的現實的方式的人民群眾——這是一種‘哲學’事實。它比某一位哲學‘天才’發現新的真理更有意義，更為‘獨創’，因為這種真理只能成為狹隘的知識分子集體的財富。”（參見葛蘭西《獄中札記》，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3年版，第8頁）能否把新的文化觀、世界觀滲透進人民群眾的生產、生活方式中，形成他們的更新了的常識，是取得文化領導權的關鍵。必須通過在廣大群眾中逐漸成長起來的杰出人物，把新文化傳布到全體群眾，把少數杰出人物的觀點“社會化”，才能讓新的文化觀念擁有堅實的群眾基礎，才能在文化領導權的爭奪中取得勝利。
西方馬克思主義文化戰略思想的既可見于新舊階級文化之爭，也可延展為民族文化之間的碰撞。西方學者賽義德的后殖民理論就是仿照葛蘭西的文化領導權思想提出的。（參見王家傳《賽義德后殖民地理論對葛蘭西文化領導權的借鑒與改造》，《淮陰師范學院學報》2003年第6期）這一理論把東方殖民地國家對西方宗主國的反抗分為兩種，一種是收復領土的反抗，另一種是意識形態方面的反抗。前者屬于物質層面上暴力反抗，后者屬于精神層面上的非暴力反抗。意識形態方面的反抗就是文化反抗。東方殖民地國家之所以到現在還沒有獲得真正的獨立自主，就是因為東方人沒有消除西方的文化霸權。東方人收復領土的革命已經完成，現在所面臨的任務就是在意識形態上進行一場非暴力形式的文化革命。只有這種非暴力形式的文化革命才能使東方民族真正獲得獨立和自由。賽義德也認為消解西方文化霸權的使命必須由知識分子來完成。在他看來，西方人之所以能夠行使其文化霸權，就是因為作為知識分子的東方學家剝奪了東方人表述自己的權力，剝奪了東方人的話語權。東方人要想消解西方的文化霸權，就必須奪回表述自己的權力，就必須“重新擁有文化”（ Edward W.Said:Culture and Imperialism[M].New York:Random,House,Inc,1993.213;ⅩⅩⅤ;14.）即重新擁有東方自己的民族文化。要想擁有自己的文化就必須擁有自己的知識分子。只有擁有自己的知識分子，才有自己的文化產品，才會有自己說話的聲音，才不至于讓西方文化一統天下，才會有一個多元文化共榮的世界。
西方馬克思主義的文化戰略思想目的是實現人的全面發展，在現實中指向人的藝術化生存。馬克思所說的共產主義社會，“將是這樣一個聯合體，在那里，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參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4頁）都可以“以全部感覺在對象世界中肯定自己”，（參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5頁）這就是以每個個體自由發展為前提的藝術化生存的境界。如何依據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推進審美文化建設，真正實現理想社會中人的藝術化生存，就成為擺在我們面前的重要任務。
今天，西方發達國家已經進入了后工業社會，這是一個科技高度發達、文化觀念發生根本逆轉、美學范式不同以往的社會。后工業社會依靠科學技術、傳播媒介的不斷進步、電腦和信息的廣泛運用，語言和形象可以成批地生產，社會文化越來越趨向于整一性。文化工業與商品生產緊密結合，商品化的資本邏輯滲透在影像、廣告、文學、藝術等各個領域，滲透在日常生活以及人的無意識領域。藝術已經被置入生活，變成了日常生活中的消費品，文化已經完全大眾化。這種大眾文化的基本特征，按照詹姆遜的說法，在于深度模式削平的平面感、歷史意識消失的斷裂感、主體性喪失的零散化、距離感消失的仿像復制等。資本主義社會強大的物質生產力給人們帶來舒適享受的同時，也給人類的心靈帶來了新的創傷。在摩天大樓的陰影之下，越來越多的靈魂陷入痛苦、悲觀和絕望。馬爾庫塞稱之為“單面社會”的“單面人”，從而提出通過建立新感性達到社會解放。他所說的新感性，與現代資本主義社會中感性與理性嚴重分裂相反，是一種感性與理性的自由結合，是一種嶄新的感性同一種反升華的科學理智，在以“美的尺度”造物中所結合的產物。在他看來，審美和藝術正是創建新感性的主要力量，只有通過審美和藝術，人類才能走向理想的天國。當今的世界，是一個“前工業社會”、“工業社會”、“后工業社會”并存的世界，是一個“前現代文化”、“現代文化”、“后現代文化”交織的世界。中國的現代化正是在這樣一個背景上提出的。我們既要有通過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實現現代化的迫切感，又要具有全球視野和清醒的頭腦，密切注意全球大眾文化帶來的積極的和消極的影響，注意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的建設。我們不能重復西方發達國家那種經濟富裕、精神空虛的老路，而應該依據馬克思主義建設共產主義理想社會的思路，走出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新路，從而進入經濟上富裕同時又是藝術化生存的新境界。（陳鋒中國藝術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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