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建國以來，圍繞著建設中國社會主義文化的主題，黨確立了文化發(fā)展戰(zhàn)略，從毛澤東的“文化革命”到鄧小平的“文化轉型”再到新世紀的“文化創(chuàng)新”，都有其歷史根據(jù)和可演進之處。本文通過國家文化發(fā)展戰(zhàn)略的歷史考察，述評了中國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的歷程和黨的文化思想沿革，推演了先進文化建設的趨勢和要求。
關鍵詞：文化發(fā)展戰(zhàn)略 文化革命 文化轉型 文化創(chuàng)新
文化是一個內涵眾說紛紜的概念，我認為，在現(xiàn)實意義上，它是人類實踐活動尤其是精神生產形成的，包括技術、知識、思想觀念等要素的結構體，又稱文化模式。文化發(fā)展戰(zhàn)略也可以稱之為文化模式構建戰(zhàn)略。中華人民共和國自成立以來，其文化建設接受中國共產黨思想上和政治上的領導，因此，國家文化發(fā)展戰(zhàn)略也就是中國共產黨文化建設思想和理論及其實踐過程。中國共產黨在文化建設方面總的戰(zhàn)略思想和部署，如果以核心精神來認識和把握，大致呈現(xiàn)為三個階段的演進：第一階段是1949年至1978年的“文化革命”戰(zhàn)略；第二階段是1979年至2000年的“文化轉型”戰(zhàn)略；第三階段是2001年以來的“文化創(chuàng)新”戰(zhàn)略
一
實行“文化革命”，這是毛澤東生前的一貫思想觀點。作為黨和國家公認的決策者，其“文化革命”成為建國以來前30年的文化發(fā)展戰(zhàn)略。
“文化革命”的推行，有很深刻的實踐由來和理論根據(jù)。建國后的“文化革命”，在實踐層面上看，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必然延續(xù)，在理論上則是馬克思主義“不斷革命論”的自然延展。
近代中國的落后和挨打，使得先進的中國人圖謀民族復興，于是“向西方尋求真理”，作為“批判的武器”。現(xiàn)代性的西學與中國傳統(tǒng)文化發(fā)生碰撞，前者的先進性和實用性對于積弊深重的中國來說，無疑在不同程度、某種意義上為中國所需要和運用。西學的涌入，使得中國思想文化界空前活躍。它們首先在器物層面引起了變化，然后在社會制度和機制上造成了變革。這就是像洋務運動、戊戌變法、辛亥革命所以發(fā)生的文化底蘊。但是政治的變革并沒有完全使舊中國走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泥潭，在辛亥革命后的復辟帝制和保守主義思潮喧囂的刺激下，當時有一些中西學兼具的知識分子，通過文化比較分析認為，中國的落后和倒退根本原因在于中國傳統(tǒng)文化，于是揭橥新文化運動。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的爆發(fā)充分暴露的了西方資本主義文化固有的缺陷，全盤西化化為夢想。而“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中國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新文化運動成了馬克思列寧主義、西方歐美文化、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三方對壘的大論戰(zhàn)。20世紀20年代初開始，馬克思列寧主義武裝了志于救國救民的知識分子，他們投身當時中國反帝反封建的群眾運動，創(chuàng)立了中國共產黨。馬克思主義成為“根本解決”中國問題的理論工具，并且經毛澤東等共產黨人結合中國文化和現(xiàn)實的運用，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成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任何一個時代的統(tǒng)治思想始終都不過是統(tǒng)治階級的思想。” 中國共產黨成為全國性的執(zhí)政黨，必然要有一個中國馬克思主義思想文化的建立。
這種新型文化建設也是馬克思主義社會結構“不斷革命”的要求。按照馬克思主義的“不斷革命論”，中國所需要的徹底的革命要在幾個領域分步驟地進行。黨和毛澤東以“不斷革命論”作為行動指南和動力，把中國的革命事業(yè)分階段、有步驟地推向新勝利。1956年初，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改造即將基本完成，毛澤東在全國知識分子會議上，發(fā)出了向科學進軍的號召，標志著黨和國家的工作重心，逐漸轉向“文化革命”。1958年1月，毛澤東中央工作會議上專門闡述中國的“不斷革命論”。他說：“我們革命的步驟：1.奪取政權，把敵人打倒，這在1949年就完成了。2.土地革命，民主主義的，1950年--1952年3年基本完成了。3.再一次土地革命，社會主義的，現(xiàn)在將主要生產資料集體所有，1955年基本完成，1956年有些尾巴…… 4.思想戰(zhàn)線上政治戰(zhàn)線上的社會主義革命——整風運動，這一次今年上半年就可以完成，明年上半年還要搞。5.還有技術革命。1--4都屬于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性質的。……技術革命是屬于生產力、管理方法、操作方面的問題。……從1958年起，在繼續(xù)完成思想政治革命的同時，著重在技術革命方面，著重搞好技術革命。” 應該說，思想的和技術的革命歸屬“文化革命”。
從毛澤東的思想來看，他的文化建設思想的核心就是“文化革命”。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中提出“文化革命”，即通過先進文化的創(chuàng)造和發(fā)展，以實現(xiàn)文化領域從舊到新的變革。實際上，全國范圍的“文化革命”從建國之日起就開始部署了。這既體現(xiàn)了黨的工作重心轉折的漸進性，又說明毛澤東對“文化革命”的高度重視。在1949年新政治協(xié)商會議上，毛澤東講話指出：“隨著經濟建設的高潮的到來，不可避免地將要出現(xiàn)一個文化建設的高潮。中國人被人認為不文明的時代已經過去了，我們將以一個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現(xiàn)于世界。” 可是應該承認，文化革命面前形勢嚴峻、任務繁重。正如郭沫若所說，當時的文化現(xiàn)實是各種思想文化現(xiàn)象雜陳，就像一個長途跋涉的旅行包，上面貼滿了各個碼頭的標簽。毛澤東認為，思想、文藝、教育、科學這些領域基本上還是“資產階級”的天下。1950年5月29日，他在一次談話中曾經感慨道，我們文化界的進步力量還很小，文化隊伍中的“人民解放軍”太少。新中國的“文化革命”就是在這種背景下展開的。
從1951年到1957年，黨中央和毛澤東領導開展了一系列文化運動，包括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對電影《武訓傳》的批判、對梁漱溟思想的批判、對俞平伯《紅樓夢》研究觀點批判以及對胡適思想的批判、對胡風文藝思想的批判，它們的主旨是確立馬克思主義在文化思想領域的指導地位。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運動批判了資產階級的唯心論、小資產階級的改良思想和知識分子超階級的“客觀主義”，使相當多的舊知識分子人接受了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其成績是主要的，意義是重大的。隨之而來的文化批判基本上囊括了五四以來所有的非馬克思主義文化選擇。其對電影《武訓傳》和梁漱溟文化觀的批判，針對的是中國傳統(tǒng)的文化觀、價值觀，即文化上的保守主義；對胡適的批判則指向歐美資產階級學術思想以及自由主義文化觀；對胡風的批判是針對激進的小資產階級的文化觀。毛澤東認為，上述文化思潮和觀念盡管在歷史上都曾有過歷史進步性，但在進入社會主義之后，就已經不屬于先進文化的行列而是革命和改造的對象。
大約5年的思想文化批判與改造運動，使得馬克思主義的主流意識形態(tài)建立起來了，馬克思主義的思想觀點和方法在學術界推廣開來，舊知識分子不同程度地走上適應新生政權的道路，也就是說社會主義文化開始建立起來。但是，這幾年的文化工作具有明顯的缺陷和損失。第一，將文化差異簡單地歸屬于階級對立，把階級斗爭的行為模式直接延伸到復雜無形的精神文化領域，把文化革新等同于一般的社會革命，這種做法難免主觀和武斷。第二，將政治批判的方式帶入了文化批判之中，其特別突出的例子就是對待胡風問題的處理。把文化問題和思想認識問題簡單地等同于政治問題來解決，顯露出黨在領導文化建設和知識分子工作方面經驗不足。第三，把文化建設等同于意識形態(tài)建設，追求文化的馬克思主義“純潔化”，對非馬克思主義的思想理論及其方法進行批判和清理，使一些有價值的學科和理論受到損害和破壞，例如西方社會學和政治學被封殺，造成了文化資源的損失。第四，在時間步驟上，當時的文化批判和改造走得過快過急，還沒有認識到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的長期性、艱巨性和復雜性。第五，對各種非馬克思主義一并“四面出擊”，結果使不同價值觀的知識分子普遍感到心理不適應，有的乃至產生思想抵觸。
但是，前5年的“文化革命”畢竟使新中國的社會主義文化得以建立，這是不可低估的歷史成就。在此后20年中，毛澤東致力于中國社會主義文化模式的建成。文化模式的內核是思想價值觀念 。毛澤東為新中國確立的文化核心是馬克思主義，因為馬克思主義是歷史上最先進的思想文化。還在建國前夕，毛澤東在批駁美國國務卿艾奇遜宣揚西方文明的白皮書時，堅定地指出：“和中國舊的封建主義文化相比較可以被艾奇遜們傲視為‘高度文化’的那種西方資產階級的文化，一遇見中國人民學會了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新文化，即科學的宇宙觀和社會革命論，就要打敗仗”，“這種中國人民的文化，就其精神方面來說，已經超過了整個資本主義的世界”。 社會主義制度基本確立之際，毛澤東在一屆全國人大開幕詞中特別強調，“指導我們思想的理論基礎是馬克思列寧主義”。這一方針政策的確立，具有意識形態(tài)建設的至高意義。然而，文化模式的構建卻不僅僅是意識形態(tài)問題，它要整合當下所有文化資源，使得各種利于人民生產生活的文化樣式得以發(fā)展。因此，在1956年至1960年間，毛澤東提出“古為今用”、“洋為中用”、“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繁榮和發(fā)展社會主義文化。黨從此努力超越以階級、時間、地域簡單而武斷劃分優(yōu)劣的界限，著手建立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社會主義文化模式。而中央在1956年明確做出“文化革命”的決策，則標志著黨和國家的工作重心轉移到包括發(fā)展科學技術、建設社會主義思想意識形態(tài)等在內的總體文化建設上來。
1956年1月，毛澤東在知識分子問題會議上講，現(xiàn)在我們是革什么命呢？是革技術的命，是革文化的命，要搞科學，革愚蠢無知的命。 1957年3月，他在南方又說，從革命轉到建設，就是“由過去的革命到技術革命和文化革命。” 劉少奇在八大的政治報告中，也有“為了實現(xiàn)我國的文化革命，必須用極大的努力逐步消除文盲”之類的表述。從此后的文化實踐看來，“文化革命”包括：在人民群眾中普及哲學和科學技術的文化大眾化運動；學習雷鋒做平凡英雄的新道德建設；移風易俗，破除迷信，樹立社會主義新風的時尚建設；有講究衛(wèi)生，發(fā)展體育事業(yè)，開展全民強體健身運動；有京劇革命，編演現(xiàn)代戲等等的文化藝術革新。這些文化運動共同的宗旨，就是努力促進文化資源的大眾化，實現(xiàn)文化平等，建設馬克思主義領導的新文化。歷史地看，這些具體的文化建設活動的確具有“文化革命”的意義。
然而，“文化革命”的主題和中心工作仍然是強化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tài)的主導地位，通過生產斗爭、階級斗爭和科學實驗等勞動實踐，樹立人們的馬克思主義世界觀，“根本上變換全國之思想”；在黨和國家的路線方針政策貫徹實施上，落實和捍衛(wèi)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總之，要抵制西方資本主義和修正主義的侵襲，積極而堅決地與之展開思想理論斗爭。1957年的反右斗爭，從1960年開始的中蘇兩黨關于馬列主義的大論戰(zhàn)，以及八屆十中全會重提階級斗爭的主題，其歸宿也就在這里。而且，由此延伸終至爆發(fā)了十年“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就是“反修反修”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xù)革命”，按照毛澤東的思路，它依然是文化和意識形態(tài)建設的需要。盡管現(xiàn)在看來，十年“文革”實際上更是一場政治運動。“懷疑一切”、“打倒一切”、“全面內戰(zhàn)”的“文化大革命”必然在實踐層面得到全面否定。在社會心理上，“文化大革命”的結束也必將意味著革命的激進主義的終結。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