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擠出效應”：
得不到有力的證據支持
賈康
中國經濟時報：談到實施擴張性的積極財政政策，就不能不提到“擠出效應”這個有爭議的話題。因為不斷有研究者提出，這一宏觀政策會對民間投資產生擠出效應。國外也有人士表示擔心，中國大規模發行國債，增加政府投資、擴大支出，是否會產生擠出效應。您怎么看待這個問題？
賈康：所謂“擠出效應”，是指由于政府通過向企業、居民和商業銀行借款來實行擴張性政策，而引起利率上升，或引起對有限信貸資金的競爭，導致民間部門投資減少。它將使政府擴張性財政支出的效應部分地甚至全部地被抵消。
擠出效應并不是在政府實行擴張性財政政策調節時必然要發生的。具體到實行積極財政政策的實踐來看，依據對經濟運行各項指標的分析，在我國出現擠出效應的觀點尚得不到有力的證據支持。這可以從增發國債對以下三個方面的影響來考察：
第一，增發國債對利率的影響。我國自1996年5月以來，名義利率多次下調，但實際利率是上升的，這并不是財政擴張帶來的結果。由于中國尚未實行名義利率的市場化，積極財政政策不會影響名義利率的升降。實際利率的上升主要是因為物價水平下降，而中央銀行出于種種考慮沒有及時隨物價變動調整名義利率所致。進一步看，價格水平下降也不是財政擴張的結果，相反，積極財政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物價水平的下降。
第二，增發國債對借貸資金量的影響。近些年增發國債總體上沒有與民間競爭有限的資金。1998年后的幾年間商業銀行的超額準備率超過70%，存在較大的存貸差額。商業銀行近年的資金過剩主要是風險意識增強、企業投資收益較低、預期不好及產業政策調整的緣故，而且這種過剩是在滿足了政府借款需求之后的過剩。
從實際經濟運行看，民間投資主要受到民間資本的邊際產出(或利潤率)和公共投資影響，民間資本邊際產出上升會引起民間投資規模的增加。如果公共資本投向競爭領域，即與民間資本的生產可以相互替代，增加公共投資就很可能擠出民間投資。積極財政政策的投資領域主要是生態環境保護、高速公路、鐵路、供水和機場、糧庫、農村電網等基礎設施，屬于社會公共支出領域，對民間投資不會形成擠出效應。相反，基礎設施建設還可以改善民間投資的外部環境，提高民間資本的邊際生產力，推動民間投資。
第三，財政支出對居民消費的影響。政府支出與居民消費可能具有某種替代關系，即財政增加政府購買支出可能擠出居民消費，但這要通過對財政支出結構進行具體分析才能確定。某些財政支出如招待費，的確是私人消費的替代品；公共設施支出則是私人消費的互補品；還有一些公共支出既是私人消費的替代品又是互補品，比如國家用于食品和藥品檢驗的支出，既減少了私人的檢疫支出，又可增加私人對食品和醫藥的支出。有關部門通過財政購買支出和居民消費關系的計量模型分析發現，我國財政購買支出與居民消費總體是互補關系，擴大政府支出對需求總體上具有擴張效應。
中國經濟時報：2004年，在國民經濟運行明顯走過了從相對低迷階段向繁榮高漲階段的拐點之后，我國的財政政策也實現了從擴張性的積極財政政策向中性導向的穩健財政政策的轉型。今天，如果總結財政政策在應對亞洲危機沖擊中的貢獻，您會作何評價？
賈康：1998年之后應對亞洲危機沖擊的中國，在財政方面，所進入的是一個將政策調控和制度建設都與階段性的宏觀調控目標與中長期的制度轉軌緊密呼應的歷史時期，而不論是其間形成的政策調控方面的經驗、成效，還是制度改革創新方面的進步、擴展，都是值得肯定和總結的。
可以這樣說，中國市場化取向的改革和全球化取向的開放，伴隨著其工業化、城鎮化、信息化的潮流，在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的外部刺激之下的其后十年間，于政府理財(相關:證券 財經)、財政政策、財政制度領域，實現了一系列更接近“現代化”戰略目標的提升。這種財政的綜合性提升的根基，深植于市場經濟資源配置機制的生成和發展過程；這種財政綜合性提升所帶來的初步成果的鞏固，還將依仗今后相當長時期之內深化中國政府體系改革的不懈努力；這種提升在其所探索和造就的政府管理和運行機制方面，必然采取將人類社會的一切相關積極成果(如現代意義的公共預算)與中國轉軌實踐和國情特色相互結合的創新方式。(作者：單羽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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