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0月31日下午，教育部部長周濟被免職，袁貴仁接任部長。當天新華社通稿中未按常規(guī)出現(xiàn)“周濟另有任用”字樣。短短數(shù)小時內，關于周濟被免的猜測立即充斥各大論壇，以至午夜時分，新華社不得不重發(fā)通稿。
這種猜測與其說是針對其個人，不如說是來源于民眾對教育積聚已久的不滿。
相對于中國經(jīng)濟的高速發(fā)展，這些年教育改革卻進入了“滯脹”期。“世紀大擴招”帶來的驚喜還未停留多久，就遭受到“就業(yè)難”的猛烈沖擊。與此同時，蔓延在中小學的“擇校風”愈演愈烈，基礎教育學生壓力不減反增，民間對教育的詬病日盛。
在這十年里，教育成了一個“大烤箱”。
晚上七點多，氣溫開始接近零度。馮一秦裹著大衣擠上了B1線，遠遠地瞅見車尾有個座位，真難得，他快步過去一屁股坐下來。
作為下沙工商大學的輔導員，他每天晚上都得去學校管學生。
輔導員是什么職位？一句話，除了教書，其他什么都干，學生宿舍管理、發(fā)展新黨員、對外宣傳以及整理學生檔案等等。至于報酬，月薪一兩千元，年薪4萬元左右。
也許這份工作對不少大學生來說算不錯了，可一年前馮一秦應聘這個崗位時卻引起軒然大波，因為他是一名浙大博士。
2008年，浙江工商大學公開招聘12名輔導員，應聘者中突然出現(xiàn)了浙大的3名博士，除了馮一秦外，還有一位來自人文學院，一位來自食品學院。
這個消息立即成為浙大BBS的頭條，不少人感到“太震驚”：“他導師是誰啊，真是丟不起這張臉”；“這樣的博士太失敗了”；“博士生從入校的時候開始就是做更高水平的研究的，如果就這樣去做輔導員，等于國家白白多花了5年時間。”
一片質疑聲中，馮一秦洋洋灑灑寫了4000多字的心路歷程，發(fā)表在BBS上。他堅持了自己的選擇。對他遠在河南漯河農(nóng)村的媽媽來說，只要兒子能在大城市里找到一份工作，她就沒意見。
“就業(yè)難”的故事正在中國各大城市里上演，平常而又平常。只不過故事里的主角不斷升級，從專科生變成本科生、碩士生一直到博士生。
有人說，這都是擴招惹的禍。
晚上九點多，趙清(化名)的手機突然響了，一聽，又是朋友來取經(jīng)，打探如何能弄到一個民辦中學的入學名額。
趙清在圈子里已經(jīng)出名了。她坐在校長辦公室里一個上午，把“捐資助學費”從15萬元砍到10萬元。
“(辦擇校這事)，我動手算早的！”趙清知道，“搖號”(電腦派位)這事靠運氣，搖不上還得靠關系。一年前她就到處托關系弄名額，連從不往來的遠房表姨的小女婿她都腆著臉摸上門去了，好不容易找到了一個能搞定這事的人。
入學報名前的最后一天，她終于得到私下“通知”，辦成了。她興沖沖地去了，“可到了學校以后我才知道，原來這里的‘行價’是15-18萬元，當初我朋友還說只要幾萬元就夠了。”
怎么辦？書是一定要讀的。趙清使出了十二般工夫，把平時買衣服砍價那本事全用上了，一邊哭窮，一邊流露出對學校無限的敬仰和崇敬之意，終于把價格砍到了10萬元。
那以后，一些朋友聞風而來，“其實沒什么訣竅，那天要真談不成，15萬元我也交了！”趙清周圍好多朋友的孩子都選擇上民辦學校，但沒辦成的居多。一個說，他弄到了一位校長的手機，可圍追堵截，愣是沒能見上面；一個說，她去學校時，看到一個臺州人扛著一麻袋的錢走進學校。兩人同進了辦公室，發(fā)現(xiàn)里面還坐著一個人，拼命對老師說，“這是我自愿捐資助學，與孩子讀書無關！”他的腳邊，放著兩個大大的黑色塑料袋……
類似的故事，每年升學季時都在各地上演。只不過多數(shù)人運氣沒趙清那么好，得不到“自愿捐資助學”的機會。
套用2009年的年度詞語“被”，這叫“被自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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