訪廣東省社會科學院研究員、歷史學家張磊
在兩個世紀交會之際，小康成為中國社會生活中經常使用的關鍵詞之一。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初級階段的戰略性目標與計量性指標，在一定意義上，堪稱為里程碑。“所以如此，是由于這個歷史悠久的傳統詞語或概念被賦予了時代的內涵，獲致了科學的真實性與嶄新的生命力。”歷史學家張磊如是說。
采訪：本報記者藺志強
記者：黨的十六大報告指出，我國現在已進入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歷史階段，實現全面小康成為了全國人民為之奮斗的嶄新目標。“小康”一詞是古已有之的，我們很想知道它最初出自何處，所指為何呢？
古人以小康冀望安定生活
張磊：自古以來，人們在用批判的目光審視現存的不合理社會制度時，也在構思著美好的生活模式，“大同”“天國”，就是才智之士的崇高理想。古人所說的小康，實際上不過是輝煌構想的初始階段。這個詞語或概念，大約首見于《詩經》，《大雅·民勞》篇稱：“民亦勞止，汔可小康”。《碩鼠》篇中的人們把有權勢的剝削者喻為吞吃河麥的鼠類，企盼著能夠生活在沒有壓榨的“樂土”、“樂園”、“樂郊”。另一部儒家典籍《禮記》對于理想社會有所論述，《禮運》篇勾勒了“大同”的輪廓。詩無達詁，著述也是語焉不詳，致使小康的內涵與外延缺乏明確的界定。大致說來，古代所說的小康反映了中世紀生產力低下的自然經濟和半自然經濟狀態，體現了備受貧困、紛亂之苦的農民以及社會下層成員的愿望，即得以過上一種較為平穩的、差可溫飽的生活。
近代革命者曾設想小康圖景
記者：看來古人論及的小康只是反映了對安定平穩生活的向往。那么我們的先人對于小康的具體目標有沒有作過明確的設計呢？
張磊：遍觀史籍，只有發生在近代中國的太平天國農民戰爭在其綱領性文件中展示出一幅頗為具體的小康圖景。《天朝田畝制度》以農業社會主義準則構建了小農式的天國———人人都是上帝的子女，彼此均為兄弟姐妹，“何得存此疆彼界之私，何得存爾吞我并之念。”并在廢除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基礎上實施平分土地的原則：“凡分田，照人口，不論男婦。……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務使……有田同耕，有飯同食，有衣同穿，有錢同使，無處不均勻，無處不飽暖也。”其中有的條款非常細致：“凡天下每家五母雞，二母彘，無失其時。”連每家養雞養豬的數量都規定了，純粹是小農的眼界，小農的理想。《天朝田畝制度》比較系統地體現小農理想，在中國乃至世界農民戰爭史都是無與倫比的。
舊式的小康注定只能是幻想
稍后，維新派的思想家與領袖康有為則對儒家的“大同”作了闡述和補充，他沒有論及小康，但確認大同的實現需經“三世”歷程，即據亂世、升平世和太平世，相當于君主專制、君主立憲和大同之世。康有為在《大同書》中重申了《禮運》篇關于“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的準則，描繪了美好的未來盛世：“人人皆公”，“人人皆平”，“無貴賤之分”，“無貧富之等”，并消除“國界”、“家界”、“產界”、“級界”、“形界”，甚至設計了潔凈美觀的廁所。
記者：看起來這些設計不可謂不細致周到。不過無論太平天國的“小康”還是康有為的“大同”，最終都被湮沒于歷史的洪流當中了，是他們的構想不夠成熟，還是缺乏實現的條件和途徑呢？
張磊：二者都有。可以說，在人民群眾掌握自己的命運之前，小康只能是微茫的理想，更遑論大同之世。在漫長的中世紀，統治階級總是用強權榨取民眾。當前充斥銀幕和舞臺的有關封建帝王的戲說，與歷史的真實風牛馬不相及。民眾希冀小康的出現，難免流于幻想。無論文景之治、貞觀之治，抑或康、雍、乾盛世，百姓從來都是貧困無權的。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近代中國，農民的小康小道雖然具有反封建的民主主義因素，卻同近代化的社會趨向背道而馳。以救世主自居的康有為的構想，實際上如同馬克思在評論法國18世紀革命時期的人物時所指出的，為了“把自己的熱情保持在偉大歷史悲劇的高度上”，而遮掩自己從事斗爭的狹隘內容。它們都缺乏科學性、可行性，只能作為一種美好的愿望留在文獻中。正是在這種普遍意義上，毛澤東指出：“康有為寫了《大同書》，他沒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條到達大同路。”事實如此，農民戰爭、維新運動乃至舊民主主義革命運動雖然有著重要歷史地位和作用，但都不能推翻封建社會和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秩序，也就不能真正實現小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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