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紅線的壓力
在南水北調工程的大背景下，土地的緊缺，也突出地擺在了地方政府面前。
在山東省南水北調韓莊運河段萬年閘泵站，本刊記者了解到，近年來，由于河道的一次次拓寬，附近村莊被占土地較多。上世紀50年代初，韓莊運河只有五六十米寬，如今已經發展到300多米。再加上道路占地等，農民的土地一次次削減。以萬年閘泵站附近的棗莊市嶧城區古邵鎮萬西村為例，村里有三四百人，以前，每人有一畝半以上的土地，如今，有的人只有4分地左右。這較通常意義上人均6分地的國家基本口糧線有一定距離。
在萬年閘泵站總工程師趙源湘看來，土地已經成為農村征遷的主要難點。不僅對當前的工作形成較大制約，而且，還影響著農民的基本生活保障和社會穩定。
作為經濟較發達的江蘇，土地壓力尤其明顯。江蘇省南水北調辦公室副主任張勁松，最近正在做關于“水利工程建設如何節約用地”的研究課題。他表示，以前用地相對寬松，不太考慮節約用地，現在即使有錢，地也不能隨便用了。
這不僅因為保護耕地是國策，“18億畝紅線誰也不敢碰”，更重要的在于，根據國土資源部和國務院南水北調辦于2005年6月聯合發文要求，“南水北調工程建設占用耕地，由各項目法人負責補充數量和質量相當的耕地；沒有條件補充或補充的耕地不符合要求的，應按規定繳納耕地開墾費。”
這就意味著，如果征用一畝基本農田，就要想辦法再“找補”一畝基本農田，這正是讓張勁松和他的同事們頭痛的。“江蘇95%以上的土地都是基本農田，不像其他省，基本農田比較少。所以我們根本找不到(可用來補充的基本農田)。”張勁松說。
如此一來，江蘇只有采取另一種辦法，即繳納耕地開墾費。關于此項支出，徐忠陽以蘇中為例表示，一畝地應為7000多元(國家按70%批復)，如果征用的基本農田，江蘇再加40%。但是，這個40%國家并不承認。
耕地占補平衡支出，再加上耕地占用稅所需支出，江蘇南水北調工程在征遷方面支出比例較大。張勁松說，“在七八年前，對河道工程征地拆遷占工程總投資的30%左右，現在反過來，江蘇征地拆遷的錢占工程總投資的70%以上。”當然，江蘇南水北調工程是在其省境內江水北調基礎上進行的，工程建設所需資金較小，投資效率較高。因此，征遷所需資金相對較大也是原因之一。不過，因為土地壓力而導致征遷費用的總量上漲，對江蘇省而言卻是實實在在的。
城市征遷同樣面臨著土地壓力。針對江蘇省江都市南水北調沿線仍然存在的部分造船廠、沙廠，江都市建設局局長錢進表示，考慮到企業利益，考慮到可能造成的失業問題，不能輕易把這些工廠關閉，比較可行的方式是搬遷到別處。“但是工廠搬到哪里？這就需要土地指標了。”
亟待統一的各種標準
補償標準的不統一，同樣制約著東線征遷工作的順利進行。
在山東省南水北調建管局，建設管理處處長郭忠向本刊記者講述了發生于2004年的一個案例。其時，濟南市長清區開始進行南水北調征地，根據當地區片價，一畝地補償1.1萬多元。巧合的是，該區同年也修建了高速公路和大學園區。其中，高速公路每畝地補償1.54萬元，而大學園區更是高達8萬元。
對此，盡管有關部門多次向群眾解釋，重申南水北調是公益性工程，不同于高速公路和大學園區，但是，群眾仍然不滿意。雖然經政府多次做工作，但是矛盾還在。郭忠接著說，問題最后就集聚到施工單位上，群眾到工地去鬧，工地處理不了這些問題，最后還得依靠當地政府。如此反復，導致工期受到影響。
在棗莊，趙源湘指出，在征遷過程中，根據當地具體情況，南水北調征地補償為一畝地1.6萬元，航運征地補償為每畝地四五萬元，電力征地則為每畝10萬元左右。趙認為，正是由于這種補償的差異，再加上相當一部分群眾對政策并不了解，因此，群眾有時會認為補償款被扣了。
針對不同行業征地補償標準的不同，多位受訪對象向《瞭望》新聞周刊表達了這樣一種觀點。即無論是公益性征地還是盈利性征地，國家都應確定統一的標準，然后再根據不同情況，各個部門之間進行協調。比如，假設公益性征地是2萬元一畝，盈利性的征地是6萬元一畝，其中4萬元的差額部分國家再制定政策，進行部門間的調劑，不要讓群眾來背這個包袱。受訪對象認為，這種方式將對征遷工作產生極大助力。
本刊記者在采訪中還了解到，不同的被征遷對象，對征遷補償的要求也體現出較大差異。
以涉及到的電力部門為例，有承擔施工設計工作的工作人員表示，在設計環節，一定要請電力行業的相關人參與進來。記者在沿線一些地區了解到，一般農業補償為2萬多元一畝，但是，當涉及電力部門時，這一數字甚至高達7萬元左右。
結合自身的工作實踐，徐忠陽發現，當征遷涉及到通信、電力等垂直管理的單位，工作就尤其難做。他表示，對于此類征遷，省里都有明確的補償標準，但是，上述垂直管理單位并不認可這個標準。“要求他們做設計，投資大得離譜”。
上述情況在山東、江蘇的一些南水北調沿線地區時有發生。其中，揚州市比較明顯。受此影響，揚州市南水北調三潼寶工程僅“三線”就超支了800萬元左右，有一些屬于漏項。
為了解決這一難題，蘇、魯兩省做了大量的協調工作。以江蘇省為例，針對泗陽站110KV線路中2個水泥桿影響施工進度，建設單位一時協調不下來，江蘇省南水北調辦公室及時派員到現場，與泗陽縣拆遷辦和泗陽站建設處商議，由地方與供電部門聯系。這一事情最終得到圓滿解決。
對此，國務院南水北調辦公室主任張基堯向《瞭望》新聞周刊表示，由于國有企業多實行條條管理，所以電力、通信、鐵路、交通，尤其是電力、通信等企業化的單位，按條條管理；而地方政府則是塊塊管理。因此，“就個別情況而言，確實有協調難度大的問題，但是總體而言還是很好的。”他說，國家電網公司已同意正式行文到各地方電力公司，要求各地配合。
地方執行力何以欠佳
和中線的河南相比，東線切斷的電力電信相對較少，再加上是在原有京杭運河的基礎上修建南水北調工程，因此，征遷范圍也較少。但進展卻不盡如人意。
據本刊記者了解，近年來，為了確保南水北調工程的順利完工，蘇、魯兩省把相當大一部分精力用在征遷工作上。
仍以江蘇為例，該省結合當地實際情況，建立了“省南水北調工程建設領導小組領導、市級人民政府負責、縣級人民政府組織實施、項目法人參與”的征地拆遷和移民安置工作管理體制。在此之中，省、市、縣各級征地移民部門均簽訂工程征地移民任務與投資包干協議。
另外，將工作做在前面，保證征地移民規劃設計質量；加大宣傳力度，使國家重點工程得到被征地群眾的理解支持；增加征遷工作透明度等。其中，由于江蘇省土地資源儲備十分緊缺，為合理利用和節約土地資源，江蘇水源公司作為項目法人，盡量優化土地利用紅線，節約土地資源。這些舉措，贏得了大多數群眾的支持和有關部門的認可。
盡管如此，根據本刊記者梳理發現，當前，受多種因素影響，東線征遷仍存在一定困難。一方面，當前，土地本身的稀缺性和重要性，使農民比以往更加不愿離開土地。以農村為例，有征遷干部表示，上世紀90年代，蘇北農地撂荒現象比較常見。有些農民將土地交由鄉親種植，種植者幫忙上繳農業稅、提留款之類的款項。當前，種地相對容易，機械化程度比較高，農民從繁重的勞動中解放出來。“國家不但一分錢不要，反而中央財政一畝地還直補100塊錢左右。”與之相反的是，失去土地以后，農民需要買糧食了，從而在心理上產生一種危機感。
另一方面，地方政府的執行力有待提高。采訪中，多位受訪對象反映，征遷屬于政府行為，如果沒有政府參與，征遷工作根本無法展開。但是，在個別地方，政府的執行力卻受多種因素制約。
有受訪人士分析，當前，在南水北調一些拆遷比較復雜的地方，地方政府卻沒有把拆遷作為年終考核指標，鎮村對拆遷是一項額外的工作，做多做少和考核沒關系。但是招商指標完不成，卻是“一票否決”。
“事實上，招商引資指標和重點工程的安全問題，基層干部哪個都惹不起，但是招商引資的指標更硬。”上述受訪者認為，“領導干部把精力放在抓經濟上”，客觀上還造成了群眾的思想工作淡化。而且，村干部現年輕化，沒有以前的老村長、老支書會做群眾的思想工作，工作方法有待改進。
“中線的河南焦作市，渠道橫跨全市，該市舉全市之力組織征遷，在不到9個月時間，拆了170萬平方米的房子，市政府貸款實施征遷。征遷干部以情感人，以事動人，有的征遷干部拜需征遷的老人為干爹干娘。”張基堯說，征遷工作沒有錢不行，但是光靠錢也不行。把貫徹科學發展觀和征遷結合起來，把落實中央征遷政策和地方制定扶持政策結合起來，把解決實際問題與深入細致的思想工作結合起來，征遷工作也許會順利許多。□（記者張輝 《瞭望》新聞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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