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管中國經濟率先復蘇的跡象已經顯露無遺，但是幾乎所有的經濟領跑省份在制定2010年經濟增長目標時，都比金融危機之年更為“保守”。
隨著廣東省十一屆人大三次會議于29開幕，中國絕大多數省份的政府工作報告均已出爐。在已經公布的各省份經濟數據中，除了山西、新疆和上海外，其他省份在經濟環境最為惡劣的2009年依然將GDP增速保持在8.7%的全國平均水平以上，甚至還有20多個省份實現了兩位數的增長。
但是面對2010年，半數以上的省份卻調低了經濟復蘇之年的經濟增長目標：經濟總量位居全國之首的廣東省將2010年的國內生產總值增幅限定在9%，低于去年的水平。作為中國最重要的經濟引擎之一，廣東在經歷了珠三角地區外向型企業倒閉風潮之后，去年的GDP增幅仍然達到9.5%。
緊隨廣東之后的江蘇省，預計2010年GDP增速為10%。與2009年12.4%的增速相比，顯得相當“保守”。
和廣東、江蘇一樣高度依賴外貿拉動的浙江省，2009年一季度GDP增速曾經排到全國倒數第二，到下半年其經濟已經出現了兩位數的快速反彈。事實上，這種兩位數的增長在浙江省已經持續了30年，不過省長呂祖善在該省兩會期間表示，2010年增長目標為9%，“不會再是兩位數”。
而2009年國內生產總值增長8.2%的中國經濟龍頭城市上海，也僅僅是將2010年GDP增長的預期目標設定為“8%以上”。
北京的經濟觀察家認為，中國高層經濟官員早就意識到片面追求GDP高增長帶來的“負效應”。將GDP增長維持在一個合理水平，推動經濟更加理性、科學地增長，早已是高層官員和學界的共識，只不過金融危機的發生使得告別兩位數高增長的時代往后推遲了一年。
只有山西和新疆大幅調高了經濟增長預期。山西去年上半年的GDP增長率為-4.4%，是全國唯一出現負增長的省份，原因是整頓煤礦，“不要帶血的GDP”。
2009年中國經濟實現V型反轉，直接受益于一年前出臺的經濟刺激計劃。一攬子經濟刺激計劃帶動了天量銀行信貸增量，這為“保八”戰略的成功奠定了貨幣基礎。
不過，中國高層在推出4萬億計劃時即表示，這一經濟刺激計劃成敗的關鍵在于是否能撬動民間資本。對此，財政部財科所所長賈康認為，民間資金現在的狀態，至少不像一年之前一片人心惶惶。“雖然他們現在還不是很活躍，但也不像那時候覺得日子越來越過不下去了。但現在斷言民間資本的復活還為時尚早。”
不能回避的另一個事實是，對于外貿依存度很高的珠三角和長三角地區來說，全球消費的持續疲軟直接影響到中國制造業大本營對于2010年經濟形勢的態度。外貿行業的專家認為，以美國為代表的過去那種消費方式可能“一去不復返”，因此外貿形勢未來三年都不可能出現太大的轉機。
不過，更多的官員和學者認為，即便沒有金融危機，即便沒有出現如此嚴重的出口受挫，中國沿海地區也不可能再像過去30年那樣繼續保持如此高速的運轉。
“金融危機僅僅是讓經濟發展中的結構性問題暴露得更加充分，使經濟進入減速通道的過程加速而已。”浙江省發展和改革研究所所長卓勇良說，“珠三角和長三角的經濟發達省份總體上已進入人均生產總值8000至10000美元的跨越時期，從國際發展經驗看，經濟增長速度勢必放緩。”
金融危機給中國經濟領域帶來的另一個副產品是，社會各個層面對加快轉型升級和結構調整的認識空前統一。浙江湖州市委書記孫文友說：“放棄一部分GDP來換取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告別高增長時代的呼聲，從來沒有像現在這么強烈過。”
“經濟質量的提升勢必需要以犧牲規模為代價，對于地方政府來說，不是沒有意識到高增長的弊端，關鍵在于如何讓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帶來的總體效益彌補GDP減速所付出的代價。”孫文友說。
無論是去年底舉行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還是各地近期陸續出爐的政府工作報告，都把最大的篇幅留給了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具體措施。對此，卓勇良說：“需要解決的結構性問題很多，內需和外需的失衡，二產和三產的失調，這些都需要在2010年，通過政府的引導有所突破。”
“對于中國的沿海地區來說，發展的黃金機遇期并未喪失，重要的是在付出GDP減速代價的同時，盡快實現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卓勇良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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