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從消費傾向來講也有一個問題，我們會想象可能低收入的邊際消費者傾向會高，高收入者邊際消費傾向會低。我們專門讓我們的統計部門做了一項研究，應該說這個研究的界限可能在溫飽的脫貧的階段畫線。中國從數據上看，5%左右的貧困人口確實邊際消費傾向比較高，超過了90%，也就是拿到錢需要花的，因為他肚子還沒有吃飽，但是缺的也比較多。那么，在這5%以上，其中包括了農民階層，就是貧困的農民，邊際消費傾向也在75%左右。那么，城市人口的中產階級和富裕人口，大體也在75%。也就是說，事情往往在定量或者是深入研究以后，和你直觀的想象并不完全一樣。那么，這里面涉及到了消費具體的政策。
那么，這里面如果有一些東西像剛才所說的不那么容易構造定量的函數的話，那么我們這里面可以借助橫向、縱向的比較。所以，我們在不同發展階段介入國際上的比較，也可以對于消費的演變、結構的演變、邊際消費傾向、邊際效益變化做出一些研究。
剛才提到美國的難題，美國是雙赤字、家庭低儲蓄、經濟結構不平衡，但是短期來講，要想刺激GDP的增長，它也還在擴大居民的消費。從中國來講，我們也有我們的難題，我們雖然在總的政策口號上已經非常明確了擴大消費，特別是居民消費，但是究竟在哪些方面有擴大的潛力和如何去擴大還需要進一步的研究，以便更好地落實。
剛才所提到的邊際消費傾向，是一個問題，也包括了我們要研究一下我們的購買力的分布。我們說消費函數是收入的函數，同時，我們又說還不僅是當期收入，還是和它在銀行體系的存款總額相關。工業和信息化部有不太準確的說法，可能說中國比較富裕的20%左右的人口居民持有銀行存款大約80%左右，這樣的數字可能是一些個別的抽樣調查，還沒有普遍的對統計數字加以研究，但是存款實際上可能是在一些中產階級以上的手里集中比較多，這形成了巨大的購買力。也就是說我們GDP一年大約30萬億，居民收入可能占60%左右，同時，他還繳一部分的稅，還有一部分的儲蓄，之后真正花掉的消費占GDP不到40%，因為我剛才說了，中央還有一些公共消費。
那么，購買力的分布，是一個很值得研究的問題。如果購買力的分布弄清楚了以后，我們就知道擴大消費在每一個不同的組別里面，擴大消費產生的效果如何，對于總的需求拉動的效果如何。
這里面順便提到了一個爭議點，也就是從今年來看，我們國家的零售商品總額是不低的。我們有若干個月份的零售商品總額的同比超過了20%。總的來講，最近有一些下滑，但是到目前為止可以看到，包括10月份、11月份，零售商品總額同比增長還是超過了20%左右。那么，20%應該是一個很高的數字，雖然我們考慮到今年的物價指數上漲很高，特別是上半年比較高。當然，下半年有明顯的減速。全年來講，假如我們用6%來算，刨掉6%CPI的上漲，零售這一塊還是可能增長了13%到14%，這也還是相當大的一個數，是超過了GDP的增長速度。那么，為什么說消費低呢？
當然從統計上來說，我們說零售商品總額和CPI這兩個覆蓋的東西是有差距的。但是，也不是差距非常大。在這里面涉及到了兩個問題，一方面我們說近年來看零售商品總額歷年來增長都是不錯的，但是為什么消費比例在GDP中占的比重還是下降的？這是出現了一個解釋上的困難。
另外一個解釋上的困難，如果說我們今年的投資增長不錯，消費增長也不錯，出口雖然比去年的增長低了，但是仍在增長。那么，最后你為什么會看到這個結構還在朝著消費下降的趨勢變化？那么，這里面必然導致一個我們的GDP統計在生產法的指數上能夠平衡。恰恰也是在大約5年以前，國際貨幣基金我們在這個飯店開了會，研究了支持法平衡的效應問題。也就是作為恒等式，GDP的增長，是消費的增長、投資的增長和進出口增長之和。但是，恰恰我們的支出法上，這三者從來就平衡不了。
所以，也就會出現你看著是消費的增長快于GDP增長，但實際上消費占GDP的比重很有可能下降。那么，這個平衡中間涉及到了若干的技巧問題，也有一些方法論的問題。
因此，我們說我們面對的剛才兩大難題，一個是本質上來講有一個效應函數的表達和量化，使得效應最大化的表達出現了很大困難。再有，我說效應這個題目，有很大的攀比性，或者是羊群效應。也就是效應并不是每個人獨立可以產生出來的，每個人消費什么東西，你在考慮你效應的時候，實際上是受周圍很大的影響。比如說一個辦公室的同事，他可能其中有20%的人消費比較超前，那么實際上很多剩下的人是看著他，他買什么了，也琢磨一下我是不是也應該買。當然有一些獨立的見解，但是還是起到這樣一個作用。有一個層次總是喜歡攀比，跟比他高一個層次的人去攀比，這是一個非常有的現象，同時也是隱含了一定的對于我們擴大消費政策的思考。
再有一個問題，大家說消費效應的概念，到底和價值的概念有沒有關系？也就是說，實際上可能最后導致的是有沒有價值觀的問題，就是你追求的是什么東西。你認為你是不是要從價值最后導致消費效應。這個問題變得更復雜一些了，但是我們說至少我們可以看到有這種影子，其中一條就是我剛開始提到的，就是中國人的消費中，物質消費得比較多，服務消費得比較少。大家說是是不是收入的函數，應該不是，因為我們可以找到比我們收入更低的，比如說印度等等，你可以比較他們的結構跟我們不一樣。我們也可以類比一些拉丁美洲國家，那邊都是發了工資以后，還沒有到下次發工資以前錢早花完了，都是借錢花。這到底是文化的因素還是民族的因素，或者是價值的因素，這值得研究。但至少，我們認為這并不完全是一個收入的問題。
另外也跟我們有關系的是我們中國從計劃經濟轉軌到市場經濟，在這過去我們所用的統計體系和我們的收入體系都是物質為主。我們在前5到10年的過程中，我們一個重要的任務就是更改國民經濟統計體系，采用GDP指標，過去我們不是GDP，我們是國民收入。國民收入一個重要的差距，就是服務業不創造價值。我說到這些東西的時候，我們腦子里有一些政策上需要研究的問題。
首先，擺脫這次經濟危機，我們需要關注美國、關注歐洲。因為盡管我們不一定能做什么，但是我們可以從中間有很多的內容。同時，我們可以把它研究清楚了以后，我們研究它復蘇的渠道、復蘇的路徑、復蘇的速度，或者說危機下一步還要再深化，我們研究深化的狀況，這顯然對于我們的經濟對策是很有影響的，也對我們自己設計我們如何能夠保持平穩、較快、可持續發展有重要的意義。對于他們來講，中間也有一個重要的問題，就是究竟他們的刺激消費的政策有效還是無效？這也涉及到了他們的消費函數究竟是什么樣的。
再有一個是對于中國來講，我們可能需要根據這種消費的問題的復雜性，我們要采取更加全面、更廣泛的支持消費的政策，既從收入的角度考慮，也要從其他的角度去考慮。這里面有一個重要的問題，就是收入是什么決定的。根據我們黨中央、國務院在十六大以來，明確提出的收入分配，收入分配不公是大家關心的問題，也是我們關心的重要的議題。與此同時，我們又說我們基本上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基本框架。那么這個框架來說，各種要素所能夠獲得的各種收入，是和各種要素對應凈產值的貢獻率來決定的。也就是說勞動力的貢獻，可能分組是不一樣，比如說沿海、中部地區等是不一樣的，比如說搞貿易和搞工業的是不一樣的，這些是取決于你對于GDP的貢獻率。而這個東西已經大體上由市場所決定。
那么，收入分配不公的原因，其中涉及到一個是說有沒有尋租現象，這會導致收入過低。再有一個是腐敗現象，還有一個是欺詐現象，這些社會不公。但是，此外由于我們是二元經濟，由于勞動生產能力分布不均的問題，有的需要改變，這要逐步改變，不可能一下子就有變化。就是我們肯定存在沿海、工業、先進服務業這部分的勞動生產力相當高，在國際上也可以比較。同時，我們又存在著廣大比較落后的農村，而且我們還存在著人均耕地少、勞動生產率提高并不容易的狀況。
因此，其中也有一個需要指出的，可能我們在多大程度上應該把收入分配和鼓勵消費結合起來。那么我看到的現象，就是有的人結合得比較緊密一點，有的人結合得松一點，這也是一個問題。
下面，我簡單提一下休閑對于消費的作用，這也是值得研究的。因為我們中國過去是不太講究這個的，但是后來發現黃金周或者是休假對消費也產生了重大的影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