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經濟并不過熱？
主持人：2007年第一季度GDP增速達到11.1%，較2006年第四季度大幅上升。此外，固定資產投資增速、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增速、貿易順差增速以及CPI增速都出現明顯上升，尤其GDP增速和CPI更是超出政府當初制定的目標，那么這些強勁的經濟數據是否表明中國經濟已經過熱？
孫明春：從今年一季度的經濟數據來看，中國經濟增長已高于政府制定的目標。
但對于發展中國家來說，其實8％的經濟增速和10％的增速區別并不大，可以說都是一個不低的速度。一般而言，經濟過熱主要是需求過于強勁，大于供給，出現比較明顯的供給“瓶頸”現象。例如中國在1985年，1988-1989，1992-1993年出現的幾次經濟過熱都是如此。1985年，主要由于進口需求過旺，導致外匯儲備大幅下降和匯率貶值。而1992-1993年，則是需求增長過快，導致物價水平攀升，出現通貨膨脹。但目前中國的通貨膨脹水平還并不很高，供給“瓶頸”現象尚不明顯，所以認為中國經濟已經過熱的判斷尚為時過早。
我認為，中國面臨的最大問題還不是經濟增長速度，而是經濟結構失衡。101％的貿易順差增長和固定資產投資增長反彈，仍是推動中國經濟的兩大動因。唯一可喜的是，從一季度經濟數據中可以看出，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今年一季度同比增長14.9%，3月份增長15.3%，高于去年第四季度的14.3%的增幅。這表明中國的消費正在增長。但關鍵是消費的增長能否持續，成為趨勢。
黃益平：消費確實是在穩步改善，但是現在非常嚴重的問題是貿易順差和投資偏高這兩個結構性問題，在過去一年，甚至近兩三年內，不但沒有改善，反而在惡化。消費增長速度上升固然是好的，因為這是平衡經濟增長的根本。但是如果投資的增長速度仍然遠遠超過需求，出口占GDP的比例還是在持續上升，那么到底經濟能上升多久是有一個問號的。如果出口30％的增長沒有了，對國內經濟將帶來多大的壓力？當然，也許有一天消費追趕上投資，風險也就沒了，但是現在的問題是哪一種可能會更快的發生？目前微弱的消費改善，可能不會逆轉中國經濟所面對的主要矛盾。
孫明春：政府去年已經實施了許多緊縮措施（下半年投資和生產增長得到了降溫），因此我之前預期這些數據不會這么高。但近期的反彈證實，由于政策力度還不夠大，造成的影響只是暫時性的。為了讓經濟重新達到均衡，政府已經承諾了要采取全面的政策和改革，但到目前為止進展緩慢。如果政府還繼續慢慢實施這些改革的話，那么經濟增長失衡的問題可能會被無限期拖延，并可能讓長期前景面臨更多風險。
盡管一季度的數據加強了新一輪緊縮政策即將出臺的預期，但我對于這些措施對經濟均衡發揮的作用持越來越謹慎的態度，預計2007年中國達到10%的增長速度將不可避免，但增長結構失衡的問題可能不會有大的好轉。
肖耿：我也認為，目前中國經濟整體上并不過熱，過熱僅僅是局部性的、行業性的。經濟整體過熱將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市場出現供不應求而導致通貨膨脹嚴重，二是國內投資及消費需求超出國內供給能力而導致國際貿易出現大的逆差。中國經濟在這兩方面的表現都與過熱不相符。
目前中國通貨膨脹幅度并不大，去年只有1.5%，遠遠低于同期亞洲一些國家的通貨膨脹率，如南韓的2.2%,印度的5.5%，巴基斯坦的7.9%，印尼的13.1%，越南的7.5%，及菲律賓的6.2%。因此從國際比較來看中國1.5%的通脹率實際上是通縮的表現。今年到目前為止通脹率也就在3%左右。而中國的貿易順差很大，說明內需不足，特別是進口需求不足，反映的是資本凈出口及資本凈剩余。
另外，根據農業部的數據，2006年中國民工的平均工資只有120美元/月。而農村勞動力的工資一般低于民工工資。而農村勞動力加上民工達到4.8億。這就是說中國有4.8億勞動力的工資低于120美元/月，這些勞動力中的大部分并沒有達到充分及最有效率的就業，也就是說中國面臨的就業壓力還很大。中國同時存在勞動力的不充分就業及資本的剩余（表現在貿易順差），這說明，中國經濟在整體上并不熱。
但是，在局部地區和部分行業，還是有過熱的個別現象，這主要是由于效率不高的投資造成的重復建設，如部分城市和地區的房地產盲目投資，另外，有一些能耗高、效率低、環境及健康監管弱的行業投資也過快，這些低效率的投資是熱的，而且導致的社會成本很高。而一些高效率的投資如一些大城市的地鐵、公共交通、城鄉醫療衛生、環保、清潔能源等基礎設施建設則依然相對缺乏。導致中國經濟局部熱但整體不熱的主要原因不在宏觀經濟政策，而在計劃、金融及監管等微觀體制的改革跟不上中國市場經濟的發展及開放速度。我們的計劃體制、資本市場、銀行、監管部門還不能有效地大膽地鼓勵有效率的投資并阻止低效率的投資。
2 經濟增長質量的挑戰
主持人：今年3月，中國貿易順差額大幅下降，六年來首次出現個位數的增長，這是否表明中國在進出口方面的措施已初見成效？
孫明春：今年2月份，中國的貿易數據出人意料地高于預期；盡管因為春節的緣故工作日有所減少，但出口年同比增長達到51.7%，貿易盈余達到238億美元。一個月后，貿易數據再次出人意料，出現了六年來的首次個位數增長，出口增長年同比僅為6.9%，而盈余只有“小小”的69億美元。但這樣的大幅波動并不表示中國對外貿易發生了任何實質性的變化，而更多是由于暫時性因素造成，尤其是出口企業預期政府在春節后會進一步下調出口退稅率，導致很多可能受到影響的出口企業，都搶在2月份提前出貨。
實際上，春節后政府僅下調了對鋼鐵產品的出口增值稅退稅率，但這并不一定會減少鋼鐵貿易的盈余。中國鋼材出口近期強勁增長主要由于產能的快速擴張和出口價格上漲。在2001到2005年間，中國的鋼材產能已經擴大一倍以上。同時，鋼材出口價格近期也出現上漲，2月份年同比平均增長率達到20%，遠高于國內價格。對于某些鋼材產品，國內外差價高達30%。因此，鋼鐵企業的利潤在2007年前兩個月年同比暴漲了360%，這讓鋼材出口商有足夠能力承受退稅的下調。
另外，產能的快速擴張已經導致2005年中國鋼材進口下跌了18%。如果由于出口退稅的下調，鋼材生產商轉向國內市場，那么進口替代效應可能會更明顯，那么鋼材業的貿易盈余也許會進一步擴大。
為此，我認為中國應該進一步加大調控力度。比如，除了降低鋼鐵出口的退稅外，一些高污染的產品（如塑料），經常引發貿易摩擦的產品（如紡織品、服裝和鞋類）等上次已經下調了出口退稅的商品，還可以繼續下調。但鑒于引入政策的步伐可能比較緩慢，預期2007年盈余仍將維持30%左右的增速。
主持人：除了出口退稅的下調等國內因素外，美國和全球經濟放緩、美國貿易保護進一步增強等，也會影響到中國出口，那么中國貿易順差是否會因此出現回落，并影響整個經濟增長速度？
黃益平：我們對今年中國經濟增長的預測是10.3％，這個趨勢不會有太大改變。從目前來看，經濟中兩大結構性的問題，過度投資和外部市場依賴度過高，還會持續下去。短期內，要看的就是這兩個矛盾會不會爆發出來？
從去年工業企業利潤數據來看，企業利潤增長速度如此之快，在短期內恐怕很難形成產能過剩，除非需求迅速放緩。那么剩下的最大風險，就是外部需求出現劇烈逆轉。我國對出口的依存度已經很高，出口約占GDP的36％，而且每年以20％-30％的速度在繼續增長，這對經濟增長是一個很大的推動。但從另一方面來說，我們經濟增長對外部需求的依存度已經很高，一旦出現變化，就意味著很高的風險。
現在有觀點認為，亞洲、尤其是中國經濟已經與美國經濟完全脫鉤，我認為這個論斷
可能下得為時尚早，因為即使是亞洲國家相互之間的區域內貿易在逐漸增加，美國仍然是我們最重要的市場，因為有很多產品最終還是輸出到美國和其它一些發達市場。但美國經濟增長放緩到底對中國經濟影響有多大，還要看它是不是直接導致中國出口產品數目下降，以及國內有多大的能力來抵消外部變化。但從目前來看，美國經濟波動對中國經濟的影響，比較有限。更何況盡管美國經濟今年第一季度的數據比較疲弱，但增長速度會逐步回升。
肖耿：我并不擔心中國的出口。中國出口企業中有一半以上是外商投資企業，這類企業的投資效率相對較高，即使美國經濟增長速度下滑、中國宏觀調控，也難以抑制中國出口的快速增長，因為中國出口企業已經完全融入世界經濟體系，并具有很強的國際競爭力。除非國際主要經濟體的經濟增長出現巨大的滑坡，否則，中國的出口繼續保持較高的增長是自然的。具體看，中國在出口方面的強勁競爭力并非人力成本低廉一個因素決定的，與亞洲其它國家，如印度、印尼、越南、泰國等相比，中國的勞動力成本并不算低。對于中國來說，出口的競爭力還來自于開放程度高，出口交易成本低（主要是指隱性成本），基礎設施建設比較好，可以充分利用當地的低廉人工成本。
我擔心的是中國的進口，它受宏觀調控及中國經濟結構不平衡的影響很大。中國國內儲蓄率居高不下，外匯儲備增長很快，勞動力剩余，就業壓力很大，區域經濟發展不平衡，在這種情況下，中國政府應該保持一個相對寬松的宏觀環境，讓資本與勞動力更加有效率地結合，創造有效率的投資機會。這是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的內在潛力。因此，我認為，只要中國不采取強烈的宏觀調控措施，中國經濟保持比較高的增長速度不是一個問題，而挑戰主要是增長的質量是不是能夠保證。
主持人：今年一季度固定資產投資增速也比上年同期回落4個百分點。那么在原材料價格上漲、半成品價格上漲、房地產投資增長的背景下，固定資產投資為什么會出現回落？這種情形是否可持續？
黃益平：我覺得這是個別月份的特殊現象。因為開年有很多特殊因素，且很多投資決策因春節放假有所提前或延后，所以第一季度的數據一般來說都不是非常穩定。我覺得，如果今年政府把經濟政策的目標主要放在降低外貿順差上，而且這個政策獲得一定成功的話，那么不排除以后會出現投資增長速度的反彈。
固定資產投資過快和經濟過熱不太一樣，它所引發的后果不會在短期內馬上爆發出來，所以并不是每個人都覺得這是一個很緊迫的問題。其次，我們是可以采取措施，但愿意付什么樣代價？其實如果真的要在短期內解決問題，只要把經濟增長速度完全降到與消費增長的速度一樣，經濟增長就平衡了。但是我想多數人都不愿意支付這樣的代價，而且從社會穩定的角度來說，經濟的高增長也是非常必要的。這樣，我們所看到的就是政府不斷的采取調控措施，但是效果一直非常有限。
肖耿：對中國的投資率到底有多高，學者專家都沒有一致的觀點。更重要的是，國家統計局并不能區分有效率與低效率的投資。當效率高與效率低的投資都混在一起并形成宏觀投資數據時，它對經濟決策的作用就有限了。發達國家的投資數據對宏觀決策的影響及用處很大主要因為他們的低效率投資相對較少。
價格數據比投資數據更可靠，因為中國的市場已經比較成熟。除了一些壟斷行業，中國市場的價格競爭非常激烈，比較充分地反映了市場供求。但是，一些原材料價格上漲、半成品價格上漲、房地價格上漲都屬于正常市場現象，他們是正常的價格信號，將會導致相應的市場供給及需求的調整，并不需要特別的宏觀政策來調控。只有普遍的價格上漲，也就是很高的通貨膨脹，才需要宏觀調控。
我認為決策機構目前不必過于關注投資總量，而應重視如何建立一個更有效率的計劃、金融及監管體制來提高投資的效率。
3 核心CPI不高，不必加息？
主持人：繼2006年四季度CPI同比上升2.0％之后，今年一季度同比再度上漲2.7％，尤其3月份同比增長3.3％，通脹壓力突顯。但同時，也有觀點認為CPI數據上升主要受糧食價格大幅度上漲所拉動，不可持續；而且扣除糧食因素后的核心通貨膨脹率很低。那么到底應該如何看待中國今年的通貨膨脹壓力？既然核心通貨膨脹率很低，那是否根本沒有加息的必要？
黃益平：由于中央銀行制定的通脹目標是3％，或者用他的說法是不超過3％，那么當CPI增長超過3％時，我覺得央行很可能會采取一些政策措施，因為這涉及到中央銀行貨幣政策的信用問題。就是說，如果央行沒有完成當初制定的目標，也沒有任何動作，那么以后對投資者的引導可能出現障礙。
但是總體而言，中國并不面臨非常大的經濟過熱的風險，因為如果把食品因素扣除，核心CPI的增長也就是1.2％左右。盡管從過去幾個月，或者去年一年的狀況來看，CPI正在出現往上走的趨勢。首先，勞動力成本上升，可能會對于產品的價格有一些影響。其次，如果貨幣升值，對出口產品的價格上漲會帶來一定影響。但是從總體的供求狀況來看，通貨膨脹壓力還不嚴重。我們貨幣政策現在所面臨的更大難題，其實是如何解決流動性過剩。
孫明春：今年3月份CPI同比增長3.3％，高于政府制定的目標，但我并不認為這是一個非常高的水平。我們知道，此輪CPI數據上行，主要受糧食價格上漲的帶動，而糧食價格上漲一方面是受國際糧食價格的影響，另一方面也是對前幾年糧價偏低的一個合理性回調。所以這種糧價上漲可能是暫時性的，除非中國出現嚴重的自然災害而導致糧食大幅減產。不過由于氣象學家預測，今年很可能是厄爾尼諾現象重現，而且在過去幾個月，國內自然災害的發生率也確實較往年更為頻繁，所以也不排除CPI還會繼續上行的風險。
但我不同意核心CPI較低，就可以不必加息這種說法。事實上，世界各國央行在進行貨幣政策操作時，有的參考核心通脹率，有的是參考總的通脹水平。并不見得說核心通脹率就一定是一個比總體通脹率更好的指標。中國實際利率偏低是一個不爭的事實。當通貨膨脹率高于名義存款利率，無論核心通脹率怎樣，實際存款利率已經為負的事實就足以支撐加息的決策，除非可以預見通貨膨脹率在短時間內會再降下來。否則，過低的利率只會促使經濟結構失衡更加嚴重。
肖耿：美國的長期通脹率在2%左右，日本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通脹率一直是高于美國2%-3%。中國2006年的通脹率是1.5%，小于亞洲其它國家，如韓國的2.2%, 印度的5.5%，巴基斯坦的7.9%，印尼的13.1%，越南的7.5%及菲律賓的6.2%，也低于美國的通脹率3%。我認為，從中長期來看，中國現階段的通脹率可以維持在3%-5%左右，因為中國的生產率持續增長應該導致2%-3%的結構性工資及價格上升，再加上與美國及全球大致2%的通貨膨脹率同步，總的通脹率不應太低。
目前中國的通脹壓力并不很明顯，主要是央行有意識地通過對外匯流入進行對沖，壓低了本來應該出現的通脹。如果中國的中長期通脹率能夠穩定在一個與日本經濟高速發展時類似的水平（5%），中國的名義利率就應該與通脹率同步上升而保證實質利率高于零，并處于一個合理的鼓勵高回報率投資而限制低效率投資的水平。
4 調控政策組合
主持人：自去年以來，中國央行一直維持較為緊縮的貨幣政策，包括數次加息、提高存款準備金率和頻繁的公開市場操作等等，然而剛剛公布的第一季度數據再度證明了經濟的強勁，這是否表明央行貨幣政策無效？
黃益平：央行貨幣政策的調控效果比較有限，但這也和我們采取措施的力度有關。比如存款準備金率已經多次上調，但沒有完全改變或者改善市場中流動性過剩的問題。此外，也不排除現在經濟中面臨的一些制約，影響了貨幣政策的有效性。比如減少流動性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匯率政策的制約。因為匯率政策不靈活，人民幣被低估，人為擴大了貿易順差，也進一步推動資本流入，而央行要購買這些外匯，就導致國內人民幣流動性大幅度增加。反過來，央行在回籠人民幣時又面對很大壓力，因為其發行的短期票據利率太低，很多商業銀行不愿意購買。當然有人會說，那么可以動利率。但在中國，利率傳導機制不順暢，而且把利率一下提高很多，又擔心下一輪的資本流入增加人民幣匯率的壓力。所以，中國現在所面對的問題，是一個比較復雜的系統性問題，遠非某一項政策就能解決的。
孫明春：央行多次提高存款準備金率、采用公開市場操作等緊縮措施，但這些手段只能改變流動性的現狀，而不能解決根本問題，不過是一種被動的貨幣政策。中國不能過度依賴貨幣政策來解決現存經濟矛盾。
肖耿：中國經濟的結構不平衡主要原因不是貨幣政策問題。相反，由于中國經濟微觀基礎不牢固，限制了貨幣政策的執行。從宏觀看，由于大量剩余勞動力及剩余資本，中國應該采取寬松的貨幣政策來鼓勵剩余資本與剩余勞動力結合，創造就業、稅收、增加值、增長。但由于個別低效率的投資領域盲目擴張導致局部過熱，央行被迫采取非常謹慎的貨幣政策，擔心低效率投資失控。我認為央行應該更大膽地制造一個寬松的貨幣政策，并與其他計劃、金融及監管部門合作重點打擊及限制低效率、高社會成本投資。
主持人：既然由于種種原因，貨幣政策對中國經濟問題的調控效果不是十分明顯，那么接下來中國政府應該如何進行政策組合？
黃益平：總體而言，我覺得應該采取“緊貨幣、寬財政”的政策。從貨幣政策來說，還有進一步收緊的空間，比如繼續提高存款準備金率，發行短期票據等，也不排除把資本門戶更加開放一些。但這可能會對經濟帶來一些調整成本，或者給經濟增長帶來一些壓力，所以需要財政政策給與一些配合。寬財政主要就是用于推動國內需求，或者幫助緩解結構性調整的成本。這兩個政策應該結合起來，只有緊貨幣，才能下一步的寬財政，如果現在沒有緊貨幣而使勁的寬財政，那問題可能就更嚴重了。
孫明春：我認為中國最大的經濟問題還是貿易順差過大。為解決這一問題，現行的匯率政策和貿易政策，必須舍其一。當然，如果人民幣能在短時間內大幅升值，也許能夠最有效地減少盈余。但鑒于政府的首要任務是經濟穩定，并且這種人民幣小幅穩步升值的預期已經形成，恐怕中國政府不會采取行動，而且我認為也不應該改變這種預期，否則將導致更多的熱錢流入。在匯率政策不改變的前提下，若想減小貿易盈余，那么就必須推進貿易政策轉向中性，包括下調增值稅的退稅率、實施出口稅、降低進口稅（特別是高科技設備）等等。而且這些措施對某些行業更具有針對性，不像加息會影響到所有的行業。
肖耿：利率、匯率、銀行準備金率等都是宏觀經濟變量，對微觀經濟指標的調整作用是非常有限的，無法解決經濟增長質量不夠高、速度過快，低效率固定資產投資增速反彈，經濟失衡狀況等問題。從這個角度說，央行的貨幣政策也不能說是無效的，而只是使不上勁。人民幣匯率應該根據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不斷升值，但是，匯率升值過快，可能引發通縮，因此，要保證人民幣有序升值，央行必須首先保證中國經濟有足夠的通脹壓力。這是一個挑戰，因為其他部門如計劃、銀行、資本市場、環保、能源等等如果不能區分高效率與低效率的投資，央行就不敢放松貨幣供應。
目前，中國國內的投資結構存在主要問題是無效率投資過多，有效率投資不足。比如，有的投資對某個企業或某個地方有利，這種投資在利益的驅動下進行，但由于計劃、金融及監管體制無法限制這類投資，導致很高的社會成本，如高能耗、環境及健康污染等。因此，政府一定要加大計劃、金融及監管體制改革的力度，建立一個能夠區分有效率的投資和沒有效率的投資的市場基礎設施，大力鼓勵高效率投資，限制低效率投資。（作者：劉 巍 程東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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