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不是紐約、曼哈頓。一個有著3000年悠久歷史的古老城市，一個經歷了850年歲月滄桑的都城，即便是麥當勞、星巴克的數量多過了烤鴨店，阿迪、耐克的流行指數盛于瑞蚨祥，京商的魅力依然風骨猶存，不曾迷失。
當古今的經濟發展跨度無法用言語形容的時候，當歷史中晉商、徽商的雄財善賈被后人嘖嘖贊嘆之時，我們似乎意識到，有這樣一群一直在皇城腳下繁衍商業文明的人被忽略了。于是，“京商”文化在人們的追溯中漸漸清晰。
自2005年，北京財貿職業學院和北京商業經濟學會率先提出“京商”概念至今，在市教委、市商務局的高度重視下，兩家單位聯合成立的京商研究中心已取得階段性成果。京商博物館資料庫建設京商指數作為高校科技創新項目受到來自各方的鼎力支持。
由此，京商的發展脈絡從古至今延展開來。
宮廷消費造就京派奢侈
LV、阿瑪尼、古馳……如今這些世界頂級奢侈品牌出現在北京商場櫥窗內，已不再令消費者驚喜，北京國際化大都市的屬性已漸漸被人們接受并認可。然而這種引領高端消費、追逐時尚的城市氣質似乎可以在歷史中尋到淵源。
京商，是在北京這塊特定的國都之地培育和發展起來的區域商業及商業文化。地處天子腳下，起源于金，歷經元、明、清數朝，京商自古把皇宮帝室和官僚政府構成的龐大消費群體看作服務對象。而這些奢華的消費階層，對于商品品質的苛求似乎也成就了京商老字號流傳至今的“御用”招牌。
為了滿足宮廷和官府的高消費需求，保持純正的品質，京商普遍在原料上千挑萬選，在技術上務求精益求精，在產品上不斷創新，對于管理和技術人才求賢若渴，因此京商的產品和技術標準代表了當時同時代的最高標準。
一些老字號也因此脫穎而出， “正明齋”的餑餑、“天福號”的肘子、“月盛齋”的燒羊肉等都曾受到皇家青睞，授予進宮呈送的腰牌。
北京財貿職業學院院長王茹芹教授認為，皇城的高層次消費需求造就了追求完美的京商。
滄海桑田的京韻街區
漫步在霓虹閃亮、商廈林立的王府井大街，擁擠在人頭攢動、車水馬龍的西單商業區，還遙想著前門大柵欄的熱鬧非凡。
同老字號一樣，商業街區也是京商文化的載體。而幾經歲月的洗禮，這些街區的演變有些無處查證，有的 “面目全非”。
唐朝檀州街，大致在今廣安門大街一帶，可謂北京最古老的商業街；鐘、鼓樓及斜街一帶曾是元大都最大的商業中心；隆福寺廟會與護國寺廟會東西對應，也曾是兩大商品市場；朝陽門是清朝南方各省運來各種貨物的集散地，朝外大街的商業隨之興旺起來。此外，老字號扎堆兒的前門大街，主營書畫、筆墨、古玩等的琉璃廠，民間藝人展示藝術絕技的天橋，崇文門花市等都是史冊有所記載的京商之源。而今，這些街區早已是歷經輪回之后的另一番景象，別樣生動。
雖然，現今的北京人已經不再需要積水潭的漕運，無需依賴朝陽路的運糧“石道”，更多的來往于CBD商務區和金融街之間，然而這些京商曾經駐足、悉心經營的地方，都留下了一種“曾經滄海”的京韻情結。
兼容并包的儒商文化
正如北京財貿職業學院院長王茹芹教授闡述，徽商、晉商等多為“走出去”的商幫，而京商重在“走進來”。溯源京商，不同于晉、徽由祖籍而劃分的商幫，龐大的京商群體集萃于天南海北。
為適應皇室和官僚政府需要，北京城集中了全國各地區、各民族的行業精華：江蘇、浙江的玉工；云南、湖北的銅工；廣東、廣西的繡工；山東的料器；四川、廣西的錫器；陜、甘的地毯；內蒙古的皮革等。
來自國內不同地域的商人，以各自的經營傳統，掌控了北京城不同的商業行業，如飯館業多山東登、萊二州人；銀號業、成衣業、藥材業多浙東商人；顏料、紙張、染紡、干鮮水果、粥行等多山西人；茶葉、糧食等貿易多徽州人。不同區域、不同行業的商人群體通過工商會館的形式組織起來。王茹芹教授評價，全國不同地域商業精華的集聚和文化融合造就了“海納百川”的京商。
而這樣一個多元化、構成復雜的京商群體卻可以統一于儒商文化。京商是受中國儒家文化熏染、影響最為深厚的群體。這一點，從不少京商的牌匾、楹聯就可看出端倪。很多皆是由當時的名臣、碩儒題寫。如“榮寶齋”的匾就曾由清末狀元、書法家陸潤庠所書，清秘閣匾額是阿克敦布書寫，茹古齋(古玩店)匾為翁同龢題寫，悅古齋匾額出自光緒末年學部大臣寶熙之手。
受益于儒家文化，使得仁德、誠信成為京商的經營宗旨。京商的店名中，以“仁”命名的很多，如現存的“同仁堂”、“南慶仁堂”、“仁和”等，都講究以德經商，用仁心換人心。
而今，發展日新月異的北京城，建設者同樣來自五湖四海。北京的包容性成為延續京商繁榮發展的文化特征。仁愛寬容的儒商文化同樣是現代商業文明應一如既往秉承的發展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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