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人經商源遠流長，明清時期徽州商人正式形成了一個商幫集團。徽商的興起，通常認為與地理環境有關。徽州糧食產量少，但特產卻很豐富，陸路交通困難，水路交通卻還方便，于是他們將境內豐富的土特產運出銷售，再將本地需要的產品從外地輸進來。徽商出行的勢頭，猶如水銀瀉地，無孔不入。他們的足跡踏遍全國，不但京城、省會及大小城鎮是徽商活躍之處，連窮鄉僻壤、深山老林、沙漠海島等人跡罕至的地方也不乏徽商的活動。徽商的商業資本發展猶如滾雪球一般快速壯大，擁資百萬乃至千萬的大富商人數愈來愈多。一個徽商發財后，總有一批人在其卵翼下發展成新富商。因此，徽州的富商愈來愈多，其資金總量也越來越大，各種渠道流入的資金使得整個徽州“富甲天下。”
徽商的成功經驗可歸納為以下幾點：
1.采取靈活的資本運作方式
徽商的資本組合形式是多樣化的、靈活的，主要類型有自由資本和借貸資本相結合、獨資和合資相結合、委托和非委托經營相結合等。每一類中又有許多形式，如行商坐賈并行、商品的囤積與壟斷貿易并行，產銷一體化與賒銷賒購并行等。徽商很早就懂得資本對于經商成功的重要性，因此，其所采取的資本運作方式十分靈活。許多創業伊始的徽州商人出自貧苦之家，是迫于生計才外出經商的，而從事長途販運活動通常都需要大量的資本，因而這些商人在從商之初大都采用貸資經營、合資經營或委托經營的方式。采取貸資經營方式的，其借貸活動一般都在同鄉同族之間或徽州商幫內部，債權人往往念及鄉族之誼，給債務人很低利息的貸款以進行資助和救濟，因而債務人的負擔較小。合資經營是鄉族宗親之間通過投資入股，再對投資合股者各自的權利和義務制定詳細明確的規定，這種方式由于將經營風險按股分攤給大家，因而每個人所承擔的風險就極小。還有些徽州人雖具有經營才能，但卻苦于沒有資本，只好通過出售服務，運營至親好友委托給他的資本。在這種委托經營方式下，盈虧都由資本所有者承擔，被委托人的風險較小，但須努力盈利以賺取酬金來積累資本。從以上三種方式可以看出，對于創業之初自有資本較少的徽州商人，他們通過低息貸款、與人合資及出售服務等方式，既可以在短期內獲得大量資本將其經營規模擴大，又只需承擔少量風險，這是十分有利于鼓勵他們充分發揮其商業才能而經商盈利的。而那些經商致富的徽州商人，則常常將大量的資金轉化為金融資本。如徽商開設的茶行，在毛茶的收購季節時，將大量資金貸給急需資金的徽州茶商，之后又代理銷售茶商加工好的茶葉。有些徽商是用大量資本轉來經營典當業，他們利用這些具有高利貸性質的當鋪一方面大量賺取廣大農民和小生產者的錢，另一方面又有力地扶持了徽州糧商。每年米谷豐收的時候，徽州糧商如果收購的資金不足時，他們就將已收上來的米谷當給當鋪。這就既獲得了所需的資金，又可免去庫存費用。而當市場上米谷緊缺、價格飛漲時，他們又將囤積在當鋪中的米谷贖出進行拋售，從中大獲其利。由此可以看出，徽州商人通過多種靈活的資本運作方式，已經將相互間的商業資本或商業資本與金融資本進行融合。
2.善于開拓市場
值得一提的是徽商的途程觀念。途程是指地理、水陸交通路線方面的知識。明清時期，徽州“商賈四出”（注：《肇城志·東南十一·徽州府》。），他們奔走于世界各地，主要從事長距離的商品販運貿易。長途販運活動不了解有關的地理、交通、關津、民俗以及物產行情等常識是無法進行的。徽商在前輩商人的傳授下和行走四方的過程中熟諳了這些知識，并將自己的多年積累編纂成商旅路程圖書作為經商行路的指南。其中最著名的是明中葉休寧大賈黃汴的《一統路程圖記》，書中詳細介紹了各地道路的起訖分合、距離、行走難易和水陸驛站名稱、食宿條件、物產行情、社會治安、行會特點、船轎價格、名勝古跡等。時人評價說：“商賈得之，可知風俗利害。……萬里在一目中，大為天下利益”（注：見楊正泰：《明代驛站考·附錄》。）。徽商在經營過程中所樹立起來的牢固的途程觀念和所掌握的豐富的途程知識，為他們開拓當時占國內市場絕大部分的廣大農村市場起到了重要作用。首先，徽商熟知交通路線，在商品運輸過程中可尋找到捷徑，從而可以縮短運輸時間、減少運輸費用；其次，徽商了解商品運輸路途中何處有險灘風浪、何地有響馬盜賊等等自然的和人為的危險，從而有可能設法避免這些危險，確保人身和貨物的安全；第三，徽商通曉各地的物產行情和民風民俗，避免了購銷過程中的盲目性和被動局面以及與客戶的溝通困難，從而在商業經營中能做到有的放矢、無往不勝。徽商在開發海外市場方面，由于明中期的海禁政策，沒有正常的渠道，只得以海盜方式走向世界，也就是走私，這雖然不值得提倡，但其業績也做得相當不錯，徽商主要是以藥、茶參與世界貿易。
3.以德治商，講求信譽，善于開拓名牌產品
徽商本質上是儒商，其經營策略可以用四個字來概括：“以德治商”，對此徽商有自覺和內在的理解和把握。徽商有很好的品牌意識，注重這種無形資產的建立，涌現出一批“老字號”。徽商具有商業上的遠見，并不惑于眼前小利。他們認為商家與顧客的關系是互惠互利、相互依存的，如果一時貪圖小利或敲詐顧客，雖然能給自己帶來暫時的利益，但卻毀壞了雙方長期合作的基石。徽商將商譽看作商品價值的一部分，認為樹立起良好的商業信譽，并以此獲得顧客的充分信賴才是商業興旺發達的保證。因此，徽商大都通過長期艱苦的努力去建立起良好的商業信譽，并極力維護這種信譽，視之比金錢更寶貴。這些思想在徽商的經營活動中處處可見。徽商注重誠信，講求商業道德，“一切治生家智巧機利悉屏不用，惟以至誠待人”（注：《五雜俎》卷4。）。徽商十分注重商品的質量，以優質服務去爭取廣大顧客。他們總是想顧客之所想，努力使顧客滿意。經營外銷茶的徽州茶商為了確保商品的質量，從毛茶的收購、茶葉加工，到最后的成品包裝，都十分下功夫。茶商在收購茶農的毛茶時十分看重質量，收購的毛茶要細嫩、緊結，碰到死茶、爛茶、斷折、紅蒂等現象較多的毛茶即拒絕收購。徽州茶商還總結出一整套鑒別毛茶真偽的方法，并著成文字，示之經辦人員，以防毛茶中攙假或雜以劣質的茶梗、茶子、茶樸等。將好的毛茶收購上來之后，“為迎合國外顧主心理起見”（注：《歙事閑譚》第18冊《歙事俗禮教考》。），再將毛茶送入茶棧加工精制。當時徽州所產的珠茶、熙春、雨前等綠茶都是暢銷海外的名茶，這些徽茶品種的制作工藝極其復雜，從毛茶進號到出成品茶，一般都要經過焙、篩、扇、揀等工序，而且茶商對每道工序都有嚴格要求和規定。茶葉加工好之后，再“內用錫罐，外裝彩畫板箱”（注：《黟縣志》卷7《人物·尚義》。），精心包裝完畢。這種精制的徽茶“遠銷上海，去路大旺”（注：《婺源縣志》卷33《人物·義行》。）；運往外洋，也是“獲利殊巨”（注：《中西紀事》卷23。）。此外，徽州茶商還注意根據國外消費者的口味，不斷改進生產工藝。光緒二年，祁門胡元龍創建胡日順茶廠，改制紅茶，因其迎合了許多歐美消費者的口味而大受歡迎。
4.重視教育，篤信“富而教不可緩”
徽商教育是一種良性循環的教育，自古以來形成的重視教育的風氣不僅造就了一大批縉紳官僚，也為徽商造就了大量具有相當文化基礎的商業人才，從而提高了徽商集團的文化品位和徽州人的整體素質，而有了一定文化品位的徽商集團，又更自覺地去重視教育，從而形成了徽州教育的良性循環。徽商重視教育，自古至今已成為習俗，納入其生命的一部分，成為根深蒂固的觀念。徽州人文化底蘊深厚，“富而教不可緩”是徽商篤信的信條，正是如此才“代不乏人”，使徽商幾百年不衰，造就了一代徽商帝國。徽商賈而好儒，徽州人在經商致富后都十分重視發展教育，重視對人才的培養。他們在“振興文教”上總是毫不吝惜地輸金資助。為了讓更多的子弟習儒就學，徽商積極捐資，廣建書院。明清時期，“天下書院最盛者，無過東林、江右、關中、徽州”。在清初時，徽州書院多達54所。徽商對子弟業儒無不寄予厚望，期待甚殷。有的家族明確規定，對族中聰穎好學的子弟，無力從師者，必須給予資助，并將此列入家典，世世遵行。徽州在這種重視教育、重視人才培養的風氣下，出現了大量人才。清代各省狀元人數，安徽居第三位，有九人。安徽八府五州中徽州一府便占四人。這是徽州異于其他商幫之處，也是徽商迅速發展的重要原因。由于徽商掌握了一定的文化知識，能夠做到冷靜地分析市場形勢，分析自然和社會諸因素對供求關系的影響，從而在進退取舍之間不失時機地作出正確的判斷。例如清代的鹽場，以兩準鹽場產鹽最多，鹽利最厚，因此淮鹽的專賣權便成為許多商幫競相逐利的對象。而清政府在考察任命兩淮總商時，規定堪當其任者應具備兩個條件：其一，“于商人中擇家道殷實者”（注：參見左步清《清代鹽商的盛衰述略》，載《故宮博物院院刊》1986年第1期。），即“資重引多”的富商；其二，“于各商中擇明白曉事者”，即“推淮商之干敏者以錄有司之事”（注：薛宗正：《清代前期的鹽商》，《清史論叢》第4集。），也就是說要有一定的文化知識、能力和辦事干練的人。徽商之所以能夠壟斷兩淮鹽業，與其中不乏“諳于鹽法，利弊周知”（注：嘉慶《兩淮鹽法志》卷44《人物》。）的人才是分不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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