縣委書記簽發“勞教”文件
一份由雙牌縣公安局在2009年7月22日出具的“關于對何吉上擬呈報勞動教養的綜合材料”顯示，2009年6月23日，何吉上等4人到上級機關上訪時，“被打鼓坪林場派出所教導員莫某看到并制止、并對莫等人惡言威脅”。
除此之外，該材料顯示的何吉上的主要違法事實中，首要的就是“聚眾沖擊國家機關”，列舉了從2008年5月至11月何吉上等人就退耕還林問題多次上訪的情況，“組織本村村民何連成等男男女女，少則八九人，多則二十多人，先后六次到縣委、縣政府等部門采取集體哄鬧、威脅等手段，圍追、堵截縣委領導和工作人員”。
但何守業等人對材料中認定的“沖擊國家機關”等說法持有異議。他說，村民的上告絕非如此“不擇手段”。事實上，2008年9月19日縣里下通知，讓林場告訴他們10月10日到縣里商量問題的處理辦法。“大家當時都非常高興，認為有希望了。很多人都想去看個究竟。”
他們10月9日就動身往縣城走。提前動身的原因是有人把他們告狀簽名的材料給了村支書，此間不斷有人威脅村民。當天村民趕到縣里時，有縣領導問為何提前來，他們曾將實情告之。
10日上午，村民們到了縣矛盾調處中心，想找到解決問題的領導，可直到10點半，也沒有人來。大家非常失望，因為趕到縣里要花幾十元錢，坐幾個小時的車，對貧困的村民來說實在不易。有人告知，領導在政府辦四樓開會，大家趕過去后，林場黨委書記則表示正在研究他們的問題。
“大家聽了很生氣，在現場爭執了不到10分鐘，這就成了材料里所說的嚴重威脅政府。”何守業說，當時有領導表示，過兩天再處理村里的事情。然而，當他們再去縣里時，調處中心仍說無領導來接訪，于是，村民們去了縣委辦想找縣委書記，因當時書記鄭柏順不在，有人想用辦公室電話跟他聯系，工作人員不讓，雙方發生爭執。這期間的經過被認定為“扯電話線、砸電腦”。
當晚11點左右，林場派車把村民接回。過了兩天后，林場說縣里表示1個月左右的時間可以解決。11月6日，他們又往縣城趕，途中部分人被派出所攔阻。下午兩點半，部分人趕到縣里。調處中心的人說領導們在開會，上訪者就去了二樓找領導，此時，有領導從會議室出來，表態說再吵就抓人。“這話說了之后沒有1分鐘，大批公安就現身，抓了8名村民。”何守業承認，這幾次去縣里的人數都超過了“法定人數”，但他認為何吉上被認定為沖擊常委會有冤——因為事發時，其父還在前往縣委的路上。
此后，雙牌縣委書記鄭柏順向永州市公安局簽發了雙委(2009)2號《中共雙牌縣委、雙牌縣人民政府關于對違法上訪人員何吉上依法予以勞動教養的函》。2009年8月9日，永州市勞教委決定對何吉上勞動教養一年。
2010年6月2日晚上，雙牌縣委常委唐彥等有關負責人在接受記者的集體采訪時指出，縣委書記鄭柏順簽發《中共雙牌縣委、雙牌縣人民政府關于對違法上訪人員何吉上依法予以勞動教養的函》，意思不是要求上級公安機關對何吉上勞動教養，而是出具一個證明文件。同時，按照規定，縣委的文件要上報，需要書記簽字。
他們說，因為何吉上等人多次擾亂國家機關，公安機關偵查后材料積累有個過程。2009年7、8月間，縣公安局向市勞教委申報了此事。
雙牌縣公安局一蔣姓政委稱，何吉上等人多次到縣委、縣政府機關吵鬧，公安機關舉證的時候，找當事人做調查，因此需要縣委出具這方面的證據，如影響辦公、時間有多長、造成的損失等。這個函可以起到證據的作用。“我們要求縣委按正規的文件發函，縣委蓋章，要領導簽字。”
但有人質疑，如蔣所述的話，縣委發的函應該寫成“關于某人沖擊國家機關的證明函”，而不是“關于對某人依法予以勞動教養的函”，公安人士表示：縣委的意思，是順便把證據和他們的意見、要求也包含了。
“上訪戶會影響上級對本屆縣委、政府班子主要領導的考評。”該縣一位官員坦承。“何吉上等人的行為已經令地方領導相當頭疼”。
何吉上不服，一紙訴狀將勞教委告上法庭。2010年4月30日，永州市冷水灘區人民法院審理了該案。“為了立案，我被他們‘踢皮球’一樣耗了幾個來回，最后還是確定由冷水灘區人民法院立案。”何守業告訴記者，“我先到(永州)中院去，等了個把月，告訴我要到冷水灘區法院，到(冷水灘)區法院，又耗等了個把月，告訴我還是要到中級法院，最后還是在區法院。立案就耗了六七個月時間”。
“經過這番折騰，家里已經搞空了。僅僅為了立案、打官司就花了1萬多元。”何守業說。
代理本案的湖南宗元律師事務所律師馮松林則認為，即使要對何吉上實行勞動教養也應該走完所有該走的法律程序，而本案已經在程序上嚴重違法。他指出，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教養試行辦法》第12條規定，“對需要勞動教養的人，承辦單位必須查清事實，征求本人所在單位或街道組織的意見。報請勞動教養管理委員會審批，做出勞動教養的決定，向本人及家屬宣布勞動教養的決定的依據和期限。被勞動教養的人在勞動教養通知書上簽名”。而上述程序在本案中已經被省略，“對何吉上的勞教決定書上只有兩個民警的簽名”。
“更有甚者，將何吉上勞教的關鍵口供竟然是‘何吉上所聽到的和其說的一樣的內容’。也就是說，何吉上看不清口供上的字，憑辦案人員口述后，認可了‘紙上’和自己說過的話、做過的事一致。”馮松林說，“明眼人一看就明白，對于一個文化程度僅為小學的農民來說，這意味著什么。”
湖南省聞勝律師事務所主任胡勇平告訴記者：“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中國法學界就開始呼吁廢除勞教制度。2000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立法法》實施，根據此法，違反上位法的勞教制度該自動廢止，但由于有關部門還沒有明文廢除這一制度，導致勞教制度還在實施。違反程序就是最大的違法，本案中，檢察機關已經明確何吉上不構成犯罪，但是一紙‘漏洞百出的’決定書就能夠限制其一年的人身自由、強迫其勞動一年。”
2010年3月9日下午，吳邦國委員長在人大報告中宣布，一部名為《違法行為教育矯治法》的法律已被列入2010年的立法計劃。翌日，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副主任李飛向媒體證實，《違法行為教育矯治法》將是“對原來我國實行的勞動教養制度進行的改革和規范”，目前還在起草和修改的過程中，但“進度速度會加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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