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近日從發改委權威人士處了解到，發改委、全國人大財經委、人保部等多部門正牽頭在各地就收入分配進行相關調研，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可能在今年年內出臺，方案將力圖惠及民生，著力增加低收入群體收入，其中重要著力點可能有兩大方面：一是通過增加壟斷行業的上繳利潤平衡過高收入；二是更加注重平衡非國企尤其是外資企業的企業利潤所得與職工收入所得。
初次分配層面存在巨大矛盾
國家發改委宏觀研究院消費室主任陳新年對本報記者表示，富士康員工的一再跳樓，深層次原因在于社會收入分配制度的不公平。作為長期關注收入分配問題的業內專家，陳新年認為我國收入分配體系中的初次分配層面存在巨大矛盾，“在政府、企業和居民三個層次里，居民收入所占比重遠遠低于前兩者，收入分配的不公導致了一系列的社會矛盾”。
跳樓事件之后富士康宣布上調薪資。全國總工會也已開始著力面對該問題，全國總工會相關人士對記者透露，目前，全國有13省（區、市）以黨委或政府名義下發文件，推動開展工資集體協商工作；23個省（區、市）人大制定了“集體合同規定”或“集體合同條例”等地方性法規。
改革將著重關注低收入者
陳新年表示，各地總工會可以起到職工工資協調的作用，而最關鍵在于國家拿出過硬的政策。“國家層面出臺具體的改革措施，通過行政手段乃至法律手段予以規范，才能真正解決問題。”陳新年說。
增加低收入群體收入水平將是我國收入分配改革的重要內容。發改委參與收入分配體制改革意見起草的權威人士對本報記者透露，發改委正在推動的收入分配體制改革意見將著力平衡壟斷行業的收入過高問題，更加注重企業利潤所得與職工利潤所得的平衡，著力增加低收入群體收入。
根據人保部的統計，目前，電力、電信、金融、保險、煙草等行業職工的平均工資是其他行業職工平均工資的2-3倍，如果再加上工資外收入和職工福利待遇上的差異，實際收入差距可能在5-10倍之間。
如何平衡企業利潤所得與普通員工收入的差距，陳新年指出，提高企業最低工資標準是途徑之一，此外還包括社保體系方面通過行政手段來監督企業，強制要求企業規范化落實最低生活保障等。
各地紛紛調高職工最低工資
事實上，調高最低工資水平的動作已于各地頻頻展開：6月3日，北京市人保局發布2010年最低工資標準調整方案，自今年7月1日起，北京最低工資標準將從現行的每月800元上調至960元，漲幅達20%，比常年平均增速高出近一倍。
上海月最低工資標準于4月1日上調至1120元，為全國最高；浙江省也于4月1日起對全省的最低月工資標準進行調整，最高一檔的最低月工資標準提高到1100元；廣州市最低工資標準上調至1100元，新標準從5月1日起正式實施；深圳最低工資亦從7月起統一提至11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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