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發改委分析，我國農村貧困問題存在如下幾個特點：
黨和國家非常重視“三農”和扶貧開發工作，始終把“三農”工作作為全黨、全國工作的重中之重。黨的十六大以來的一系列重大戰略思想表明，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是貫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全過程的長期歷史任務。反貧困一直是我國解決“三農”問題的重點和難點，涉及到如何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如何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如何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等一系列重大命題。未來一段時間，如果我國農村貧困問題不能得到很好地解決，全面建設惠及十幾億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會、保持國民經濟又快又好發展等重大問題就難以破題。
（一）貧困群體依然龐大。改革開放初期，農村經濟體制改革和農產品價格提高兩大因素，有效調動了廣大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并使農民的收入迅速增加。八十年代中期以后，國家有計劃、有組織開展了以解決十八個集中連片貧困片區為主的區域開發式扶貧，進一步緩解了農村貧困現象。九十年代中期，國家根據當時農村貧困狀況，制定并實施了以592個國家級貧困縣為主要對象的“八七扶貧攻堅計劃”。在宏觀區域發展方面，我國經歷了由區域均衡發展逐步轉向實施“沿海開發開放”和“率先發展”的梯度推進戰略，通過設立經濟特區和開放沿海城市等措施，使東部地區經濟社會發展水平快速提升，也使我國農村地區從普遍性絕對貧困狀態中擺脫出來。“八七扶貧攻堅計劃”結束后，中國農村沒有解決溫飽的貧困人口，已經由1978年的2.5億人減少到2000年的3209萬人,占農村總人口的比例，相應由30.7％下降到3％左右。2006年，按照國家貧困線標準，我國還有農村貧困人口5698萬人，其中絕對貧困人口2148萬人,貧困發生率降至2.3%，反貧困工作取得領人矚目的成績。但是也要看到，從絕對數量上看，我國貧困人口基數還很大。值得注意的是，我國貧困線標準除了根據物價指數同步調整外，從1997年開始至今的10年中并沒有實質性提高。如果按世界銀行每人每天支出1美元的貧困線標準衡量，我國現有農村貧困人口大約占全國總人口的10%以上，農村貧困問題依然嚴重。
（二）貧困人口分布更趨向老少邊特困地區集中。與上個世紀貧困人口分布相比，進入新世紀以來，我國尚未解決溫飽問題的農村貧困人口，一部分分散分布在中、東部丘陵低山區、庫區以及低洼鹽堿易澇等地區，但大多數更趨向于邊遠高寒山區和荒漠化等自然條件極端惡劣地區相對集中，呈現出大分散、小集中的分布態勢。這些地區生態環境脆弱，交通不便，基礎設施薄弱且投入產出效益比很低，區位條件劣勢明顯，商品經濟不發達，社會發育程度和公共服務水平嚴重不足，具有缺水、缺土、缺溫和相對封閉等自然、社會特征，因病、因災返貧現象突出，脫貧致富難度很大。特別是傳統上貧困人口相對集中的革命老區、少數民族地區、邊境地區和特殊困難地區的貧困問題更加突出。其中，少數民族聚集區與邊境貧困地區相互交織形成的帶狀分布特點明顯；以西南少數民族“直過區”、云南怒江地區、四川西部三州、新疆南疆三地州、寧夏西海固地區、青海德絨藏區和以云貴高原為中心的石漠化地區等連片特殊困難地區，依然是我國貧困發生率最高、貧困程度最深、解決難度最大的地區。這些邊境民族地區和特殊困難地區集中了我國大多數剩余絕對貧困人口。
（三）城鄉二元結構和收入差距等非收入貧困制約日益突出。上個世紀末之前，我國農村貧困問題的主要矛盾是收入貧困。隨著國民經濟快速發展和人民物質文化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由城鄉區隔體制、基本公共服務以及涉及個人發展機會與權利不平等造成的農村非收入貧困問題更為突出，成為擺脫農村貧困、鞏固溫飽成果的重要制約因素。
建國至今，我國在農村和城市分別建立起兩種截然不同的福利獲取制度和貧困救助體制，這種體制是導致獲取基本公共服務和社會保障權利在城鄉兩個相互區隔的社會群體之間不平等分配的根源。由于缺乏制度性社會安全網保護，農村貧困人口的群體脆弱性較之城市弱勢群體而言更為突出。另一方面，在經濟發展快速增長的同時，城鄉居民及其內部收入差距還在持續擴大，表明經濟增長好處的均享程度不斷下降。應該講，改革開放以來，國民收入的初次分配和二次分配都沒有很好地解決以農民身份為特定對象的利益分配問題。特別是在體現“兼顧公平”的二次分配中，農村居民始終處于十分不利地位，遠離商品社會的貧困地區和貧困人口就更是如此。
根據國家統計有關數據，我國城鄉居民人均收入比已從八十年代初的2.5：1擴大到2005年的3.3：1，并呈現出 “西高東低”的區域性差異。如果按人均財產占有量評估，城鎮居民是農村居民的20到30倍以上。事實上，貧困地區和貧困人口的收入差距與之相比還要大得多。從基尼系數上看，我國基尼系數已從1981年的0.29攀升到2006年的0.47，不平等程度進一步加劇，超過國際公認的0.45的警界線水平。這種趨勢將有可能增加社會的不穩定性，進而使國民經濟長期保持又好又快發展的難度增加。根據《世界發展報告》有關研究，收入差距擴大對減緩貧困的影響是直接和顯而易見的，收入差距增加，減貧的增長彈性就會下降。“平均而言，對于收入差距小的國家，按每天1 美元的貧困線計算，平均收入每增長1個百分點，貧困率可降低4個百分點。在收入差距大的國家，平均收入增加，貧困率幾乎沒有下降”。
（四）貧困地區縣域經濟發展能力嚴重不足。從發展能力上看，貧困地區在經濟發展和社會發展兩個方面都遠遠落后于發達地區，與東部發達地區相比，中西部地區特別是西部地區，仍然帶有整體性落后和區域性貧困特征，所謂“老少邊窮”地區，既是自然地理的概念，但更多的還是發展能力的概念。
貧困地區縣域經濟有兩個明顯特點，一是縣域經濟結構以農業為主。我國西部地區許多貧困縣農（牧）業人口至今仍占全縣總人口的80%以上乃至更高，農業特別是種植業產值所占比重過大，一些縣甚至根本沒有一家像樣的工業企業，帶有顯著的自然經濟烙印。二是家庭經濟結構以小農經濟為主。由于大部分貧困地區自然條件差，土地分散脊薄，產出率極低，往往需要通過不斷增加不計成本的人力投入提高產出量，增收空間十分狹小。在特別貧困的邊遠高寒山區和荒漠化地區，單純的農業產出難以維持貧困家庭的溫飽，更難以形成用于擴大再生產的積累，帶有“自給不自足”的原始經濟特征，這也是貧困地區容易落入“越窮越生、越生越窮”惡性循環陷阱的重要原因。目前，外出務工已經成為多數貧困家庭擺脫生活困境的主要選擇，越是貧困落后和“人地關系緊張”的地方，外出務工人員越多。但也由此帶來兩個方面的不利后果：其一是隨著農村勞動力大量無序涌入城市后的貧困轉移，加劇了城市貧困問題；其二是貧困家庭外出務工人員并非都是農村富裕勞動力，致使一些貧困鄉村出現了比較嚴重的勞動力“空心化”問題，更增加了解決農村貧困問題的復雜性。
對貧困地區發展問題的關注，既要看到以自然劣勢為基礎導致貧困代際傳遞的長期因素，也要看到以體制缺陷為基礎維系貧困難以緩解的短期因素。由于自然條件劣勢、農業本身的局限性以及貧困人口缺乏與社會經濟發展相適應的發展能力，貧困地區推動現代農業和精準農業的代價高昂，也是一個漫長和艱巨的過程。因此，解決貧困地區發展問題如果只是圍繞“農”字做文章，就難以從根本上改變貧困地區縣域經濟低質化結構特征和經濟發展模式，難以從根本上緩解人地矛盾問題，也難以使貧困地區縣域經濟從“吃飯財政”的依賴型經濟困境中擺脫出來。
（五）國家反貧困成本逐年升高。進入新世紀以來，國家扶貧資金投入的減貧效果呈現出一定的遞減效應，進而增加了反貧困的實施成本。有關資料顯示，2001年和2003年，我國農村貧困人口減少比率分別是8.8%和3.6%，低于“八七扶貧攻堅計劃”時期平均12.2%的水平。2003年，貧困人口數量不減反增80萬人。2004—2006年，我國農村貧困人口減少比率有所回升，主要是近幾年我國農業連續增產、農村稅費改革以及國家逐年加大扶貧開發投入力度等政策性因素共同推動的結果。從中央財政扶貧資金和以工代賑資金兩項投入情況看，貧困人口人均名義擁有量從2002年的94.1元上升到2005年120.7元，表明我國反貧困成本在逐年增加。
以工代賑建設成本的提高也有類似的情況。與1997年相比，2004年以工代賑開展的基本農田、小型農田水利、鄉村道路和小流域治理工程單位投資成本，分別提高了2.9倍、2倍、1.2倍和3.9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