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杜曉山在云南大理調研，對農戶的“育肥牛”項目很感興趣
初聞尤努斯獲得2006年度諾貝爾和平獎的消息時，杜曉山正在內蒙古參加一個小額信貸的研討會。一個同行激動地打電話給他：“告訴你一個很大的好消息……”
杜曉山接完電話后繼續開會。直到會議休息時，他才把這個消息告訴給幾個相熟的人。
“我并沒有特別激動，相反，我的內心非常平靜。”這個清瘦的學者回憶當時的心情，“在世界范圍內，尤努斯獲獎無疑會對小額信貸的發展產生積極作用，但在中國的影響，我無法判斷。”
這位59歲的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13年前與他的同事一起創建了“扶貧經濟合作社”，開始了在中國鄉村復制尤努斯的“鄉村銀行”模式的研究與實踐。
盡管傳統的信貸哲學假定：人人都想賴賬，窮人的還款能力更值得懷疑。但杜曉山這些年卻堅持只放貸給窮人。如今已有數以萬計的窮人從扶貧社得到貸款，而高達90％以上的還款率，給“嫌貧愛富”的商業銀行上了生動一課。
有媒體曾把杜曉山稱為“中國小額信貸之父”。對此，他不以為然：“這是我們團隊共同努力的結果，或者說，我只是第一個吃螃蟹的人罷了。”
在他看來，中國的知識分子需要為社會做一些事：“能力大就多做一些，能力小就少做一些，但不可以不做。”
哪里賺錢往哪里去，這就是銀行的本質
楊翠蘭在通往清西陵的公路邊經營著一家早點鋪。鋪子門前，橫七豎八擺著二三十輛自行車。每天早點收攤后，她便和丈夫開始修車。
這個河北易縣石門店村的農婦，一邊說話，一邊不停地忙活。“實在沒工夫坐下說，對不住了啊。”她歉意地沖記者擺擺手。
楊翠蘭的要強在村里是出了名的。“要是別人遇見那么大的坎兒，早垮了。”村民們私下說起她都挺佩服的。
1997年，楊翠蘭的丈夫突發重病，手術費需要兩萬多元。她找遍所有的親戚“攤錢”，仍然不夠。情急之下，她托鄰居的熟人幫忙，到信用社貸了4000元，才算湊夠了手術費。
因為很少有人能從信用社貸到款，這事成了當時村里的大新聞，人人羨慕楊翠蘭能耐大。“他們不知道，我給辦事的人花了幾百塊錢，買了幾條好煙呢！”她撇撇嘴。
“如果不是托人送禮，像楊翠蘭這樣的貧困農戶，絕對屬于被金融機構排斥在外的人群。”在易縣扶貧社當了13年主任的周學仁，一語道破基層信用社的潛規則。
為什么越是需要錢的窮人越是貸不到款？在金融世界里，“義”與“利”果真就沒有調和的空間？很久以來，杜曉山一直在思考這樣的問題。作為恢復高考制度后的第一屆大學畢業生，1982年，時年35歲的杜曉山從中國人民大學畢業后，被分配到中國社會科學院，從事扶貧領域的研究。
在研究中杜曉山發現，國家的貼息扶貧貸款從始到終伴隨著權力尋租：或者被政府官員層層截留、挪作他用，或者優先貸給了富裕戶。而真正的窮人如果想獲得貸款，不得不付出“灰色支出”。
他在一篇論文中舉例說，河南南樂縣農民李某從信用社貸出1萬元，而實際到手只有4900元，因為要扣5000元作強制存款，再扣100元當股金。即便如此，為獲得這筆貸款，李某還需要再花近千元請人吃飯。
有數字表明，在商業銀行及農村信用社中，來自農村地區的存款有4萬億元，但用于農民的信貸僅1萬億元左右，形成農村對城市的巨額金融資金倒流。
杜曉山調查發現，過去農民貸款有四大商業銀行、農信社、合作基金會等多個渠道，現在基本上只剩農信社了。其貸款總額遠遠不能滿足農戶的資金需求。
據周學仁介紹，河北易縣這些年放出的近兩萬筆貸款中，得到過國家扶貧款的農戶不超過5％，而得到過銀行、信用社貸款的不超過3％。
“國家投入這么多錢搞扶貧，在世界上恐怕也是絕無僅有的。可從農村的現狀看，不知國家的錢都哪兒去了，銀行部門的錢都哪兒去了？”這位易縣扶貧社主任搖了搖頭，蹭地站了起來，“為什么那么多有資金需求的窮人得不到貸款？”
他背著手，在辦公室里踱來踱去：“原因很簡單——貸款給大客戶，管理成本要比一般客戶小，相對收益就高，金融企業當然喜歡有錢人啦！”
中國社科院農村發展研究所小額信貸項目“扶貧社”主任李誼青告訴記者，根據調研，正規銀行一個業務員每年需放出251萬元貸款，才可使成本與收益持平，而扶貧社一個業務員每年只要放出30萬元貸款，成本和收益就可持平。為了降低成本、方便回收，商業銀行自然愿意選擇幾十萬元或上百萬元的大客戶。
杜曉山指出，更為嚴重的是，由于人手緊缺、制度失靈等原因，國家貼息扶貧貸款的壞賬率達到50％以上。不管貸款到了誰的手上，幾乎都收不回來。
“扶貧貸款成了唐僧肉，誰看見都想咬一口。”他說。
由于對商業利益的過分追逐，目前農村地區僅剩的金融機構——農村信用社也大量撤離。在許多鄉村，農村信用社已全部撤離，“只剩縣城里留守的一張辦公桌”。寥寥無幾的農村信用社，造成農村地區金融需求的巨大缺口，許多急需資金的農民只能轉而求助于非法高利貸。
國務院扶貧辦政策法規司司長劉福合在一次內部研討會上直言不諱地指出：“如今，我們的銀行處于壟斷地位，它們有超額利潤可以賺，當然不會去做小額信貸。”
“哪里賺錢往哪里去，這就是商業銀行的本質。”杜曉山說。
孟加拉鄉村銀行模式的“中國鏡像”
杜曉山的扶貧社，被稱為孟加拉鄉村銀行模式的“中國鏡像”。
1974年，孟加拉爆發了前所未有的大饑荒，該國吉大港大學經濟系主任穆罕默德·尤努斯，眼看著饑民像洪水一樣涌進城市。他悲哀地發現，無論成人還是兒童都一個模樣
：老人看起來像兒童，而兒童的樣子卻像老人。
“這些饑餓的人并不念任何標語口號，他們對我們這些衣食無憂的城里人毫無要求，只是靜靜地躺在我們的臺階上等死。”尤努斯在自傳中寫道。
這個整天沉浸在“高雅的經濟學理論”中的大學教授，有生以來頭一回產生了懼怕授課的心理。“我所教授的經濟理論對周圍生活沒有任何的反映，我怎么能以經濟學的名義繼續給我的學生講述虛幻的故事呢？”他質疑自己，“我想從學術生活中逃離……去發現有關窮人生活的那種實實在在的經濟學。”
接下來，尤努斯在走訪一個村莊時發現，其實只需27美元，就可以讓42個有貸款需求的窮人購買原料，維持小生意，就可以改變他們的命運！
“當貸款機構制定出一些惠顧特定人群的政策之后，那個階層的經濟和社會狀況都會得到改善。然而無論是富國還是貧國，貸款機構都只惠顧有錢人，這樣做無異于宣布了窮人的死刑。”這一認識逐漸明晰后，教授尤努斯的人生發生了根本轉折。
他一手創辦起孟加拉鄉村銀行，堅持貸款只給窮人中的窮人。如今，已有240萬個赤貧的孟加拉家庭先后得到貸款，其中3／5的家庭因此走出貧困線。
尤努斯的故事深深打動了杜曉山。那是上世紀80年代中后期，在一個國際研討會上，杜曉山第一次通過文字“邂逅”了尤努斯。他吃驚地發現，這個鄉村銀行，完全借貸給無抵押擔保的窮人，還款率卻高達98％以上。這完全顛覆了幾百年來銀行業的信貸哲學。
一直困惑于此的杜曉山，隱隱感到，或許孟加拉模式是解決中國扶貧貸款的一個“好招兒”。他開始不遺余力在刊物、報紙上發表文章，傳播這一嶄新的模式，不想卻招來一片質疑：
“把錢給沒有抵押擔保的窮人，還設想他們能按時還回來，這不是說夢話嗎？”
“即便錢借給婦女，男人要是跟她打架不讓還，她能有什么辦法？”
“農行、農村信用社的錢都還不回來，你這套怎么就可以？太不了解中國國情了！”
“總之用很多理由駁斥你。”杜曉山雙手一攤，皺著眉說。
盡管并沒有十足的把握，但他與課題組的劉文璞、張保民等幾人還是決定試試看。“當時我內心里有一個想法特別強烈”，他回憶，“萬一這套辦法可行，國家無論支持或不支持，它都可以自行運轉，靠自己的力量幫助窮人。”
1993年，中國正式確立了“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為主體的經濟體制”，實現了“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的轉軌”。杜曉山意識到，做這個項目的宏觀條件已經成熟了。
這一年，對杜曉山而言，是非同尋常的一年。
第一塊實驗田選在河北易縣。當時，它是離北京最近的國家級貧困縣，便于管理和節省資金。從地形上講，易縣地處太行山東麓，地形有山地、平原、丘陵，和中國絕大部分貧困地區地形地貌相近。而且，課題組一個老師的大學同學恰巧是易縣的副縣長，溝通起來比較順暢。
“當時縣里正在引資上項目，大家并不太理解小額信貸是什么，只是作為一個招商引資項目吸收的。”周學仁笑著回憶說。
地點選定了，開始四處找錢。通過在國際會議上認識的孟加拉鄉村銀行副總裁的介紹，1993年10月，杜曉山到孟加拉考察。在尤努斯的支持下，杜曉山帶回孟加拉鄉村銀行信托基金的5萬美元分期撥付的低息貸款，同時，福特基金會提供了5萬美元的無償資助，按規定，其中3萬美元作為研究、培訓和操作經費。也就是說，最初的貸款本金，總共只有7萬美元。
之后不久，中國社科院課題組與易縣政府協商項目具體事宜，并確立了扶貧社的章程，規定了資金使用程序，將小額貸款的利率定為8％，此后利率一直沒有變動。接著，扶貧社以社團組織完成了注冊，并在西陵鎮五道河村成立了第一個中心。
扶貧社幾乎原封不動地把孟加拉全套操作模式拷貝過來：以婦女為主體，5人小組聯保，每周分期還錢，按照貸款額的5％收取小組基金和強制儲蓄作為風險基金，按期還款以后還可以接著貸并可以提高借款金額，可以無限期地循環貸款……
出人意料的是，這種小額信貸推行得格外順利。“開始我們還怕農戶不響應。結果，村里在喇叭上一廣播，就有70多戶人家跑來交了申請。那個村當時的主要經濟來源是搞種養業，也有擺小攤的，很多人急需錢，又借貸無門。”周學仁回憶說。
1994年5月，身患小兒麻痹癥的易縣西陵鎮五道河村村民朱秋菊從扶貧社得到一筆1000元的貸款。同時收到錢的，還有另外20個農戶。這是扶貧社成立后發放的第一批貸款。
“初期幾乎順利得匪夷所思，”杜曉山說，“老百姓不僅沒有抵制這套做法，而且非常配合地遵守規則。尤其是頭3年，還貸率達到100％。”
之后，1995年在河南的虞城和南召，1996年在陜西丹鳳，2003年在河北淶水和四川金堂，杜曉山的課題組先后建立起實驗點。
社科院的一份統計數據顯示，扶貧社先后共投入貸款資本金1500多萬元，累計發放貸款1億多元，獲貸款支持的貧困戶16000戶左右，累計受益農戶約4萬戶，覆蓋貧困人口約20萬人。
“盡管有的點貸款質量有波動，管理質量還有待提高，但是除河南虞城外，現存的另幾個實驗點，均已實現當年收益覆蓋成本。”杜曉山說。
越是貧窮、閉塞的地方，窮人的信用就越好
鄭運香是個高大結實的女子，今年42歲。因為丈夫跛腳，夫妻倆又生了3個孩子，1997年以前一家人始終過著吃了上頓沒下頓的日子。所有的轉變從一塊地毯開始。
那一年，鄭運香看到縣城有人賣手工編織的真絲地毯，銷路很好，就跑到熟人那里學了這門手藝。可即使織一塊最小規格的毯子，也需六七百元成本，她拿不出這筆錢。
剛好這年，扶貧社在河南南召縣小店鄉設立中心。鄭運香聽說后找到貸款員，試探著問：“我家就兩間房子。全押給你，給我貸點錢行不？”
“就你那兩間破房，賣了也值不了幾百塊。”貸款員開玩笑說。
鄭運香做夢也沒想到，沒有抵押擔保，也沒有請客送禮，一個星期后，自己真的拿到了1000元貸款。用這筆錢，她買了各色絲線和織毯工具。
3個月后，一塊花草圖案的手工真絲毯完成了。她拿到縣城的地毯市場上，居然賣了1800元。
“那是我第一次見到這么多錢。”鄭運香回憶起自己的“第一桶金”，臉上綻放出幸福的笑容。
從那年后，鄭運香每年從扶貧社貸款2000元。現在，她織的毯子已經在南召小有名氣，隔三差五就有人上門預訂。從前年開始，鄭運香還雇了七八個“小妮兒”，四五個月織成一塊大毯子，可賣8000元。刨去各項開支，每年純收入上萬元。
“要不是兒子上大學，我都不用貸款了。”鄭運香指著墻上兒子的照片和獎狀，頗有幾分得意。
然而并非每個貸款者都和鄭運香一樣幸運。南召農戶張霞去年從扶貧社貸款，丈夫帶著這筆錢，組織了幾個老鄉，一起到南陽市包了個小工程。張霞原本打算，拿丈夫每月的工資還貸款不成問題，結果因為發包方拖欠工資，在還款20周后，張霞手里沒錢了。
信貸員張新陽很無奈：“她不是故意賴著不還的人，我每次去催款，她都特別不好意思。”有時去張霞家，正趕上她賣了雞蛋什么的，張新陽能收上來幾塊錢，雖然不忍心，他也狠狠心接收下來。
在南召扶貧社主任勾長遠的印象中，故意賴賬不還的農戶微乎其微。“越是貧窮、閉塞的地方，窮人的信用就越好。”他說。
對于窮人的純樸和信用，信貸員劉惠深有感觸。這個短發，圓臉的姑娘，從1998年開始做信貸員，每天騎摩托車穿行在鄉下，在貸款戶中特別有“人緣”。
“有一次我負責的貸款戶手里真的沒錢還，”她架起雙臂比劃著，“那老太太給我幾十斤玉米，讓我替她賣了還錢。”
2001年夏天，城關頭道河村的一條小河因為下大雨變寬了，河水淹沒了小橋。到還款的日子，信貸員過不去，在河對岸著急上火。借貸的農戶們便想出個辦法，把錢綁在石頭上，紛紛從河對岸扔了過來。
相比之下，一些經濟條件較好的鄉鎮，還貸反而有難度。“這些人比較容易受外界糟糕的信用環境的影響。”勾長遠說，“他們總是一副見多識廣的樣子，覺得不還錢也不能拿他怎樣。”
杜曉山分析，中國的窮人因為長期得到政府的無償幫助，容易形成等靠要的思想。加上社會上的信用環境差，如果制度不健全、管理不嚴格，很可能形成能不還盡量不還的局面。
河南虞城扶貧社店集鄉分社主任馬銀山不顧制度規定，于1998年左右陸續把8個親屬招進了員工總數才33人的扶貧社。為了得到每放出1000元貸款6元的工資提成，馬銀山的親屬大量違規放貸。比如，給馬銀山老家的一位中心主任一人就貸了4萬多元，遠遠超出每戶不得超過2000元的規定。
直到缺口再也掩飾不住，驚醒過來的總部專門派來工作組，清理整頓工作足足做了3年，壞賬卻絕大多數難以收回。
“有人不還的示范效應，造成一片壞賬。”杜曉山沉痛地說，“真正的貧困農戶是很守規矩的，但這個信用必須有良好的制度來約束、保證和鼓勵。”
虞城的這位主任受到黨紀處分，被開除出扶貧社。留下124萬元逾期五六年的壞賬，讓虞城成為扶貧社幾個實驗點中，唯一至今還在虧損的一個。
杜曉山總結教訓：“出于一種善良的愿望做事當然很重要，但我們欠缺專業的知識、能力和管理水準。內控機制、運作程序都有非常多的漏洞和毛病。”
有時為了回收貸款，信貸員還需采取一些特殊的辦法。
南召云陽分社的一個貸款戶張彥生，2004年借了2000元后，跑到安徽菏澤做生意。信貸員找不著張，希望他的父母幫助還錢，卻遭到拒絕。
信貸員跟村民一打聽，張的母親信基督，他由此找到突破口。“大娘，主在瞅著我們呢。”他說。沒費多大勁兒，大娘便賣掉幾只羊，還清了全部貸款。
政府干預程度越大，經營效果往往越差
作為一個舶來品，小額信貸從一開始，就遭遇了一系列的“水土不服”。與政府的關系是讓杜曉山的團隊花費心思最多的問題。
“扶貧社與政府的關系，是遠不得又近不得，愛不得也恨不得，既要爭取政府的支持，又要避免政府過多插手，這個勁頭可不好拿捏。”杜曉山苦笑著搖頭。
他坦言，扶貧社與孟加拉鄉村銀行的最大區別是：“孟加拉是小政府，中國是大政府。在中國的基層做事，不取得當地政府的支持，基本是不可能做好的。只要地方政府一句話，說扶貧社放貸是違法的，我們的錢保證一分也收不回來。”
周學仁回憶，一次，有個“瘸子”到扶貧社申請貸款，而經過調查，此人一向品行不端，不符合貸款條件。沒想到“瘸子”告到縣政府，而有關領導真的批了個條子，要求周學仁給他發放貸款。
“我真是哭笑不得。”周學仁嘆氣道。
類似的尷尬，扶貧社的每個基層負責人都曾遇到過。南召扶貧社主任勾長遠說，經常聽到某位領導“把錢貸給賣蛇的”，“給養鵪鶉的發放貸款”之類的無理要求。
一些鄉、村干部的干擾更是讓扶貧社頭疼的事。易縣的一個村干部曾在大喇叭里喊話：“扶貧社的錢都是外國人的錢，不用還！你們看，以前的扶貧款什么時候用還過？”杜曉山說，這樣的事，在每個實驗點都曾發生過。
扶貧社的第四個實驗點陜西丹鳳，更是因政府插手過多失敗的典型案例。
上世紀90年代末，為了完成“八七扶貧攻堅計劃”，當地政府將小額貸款當做扶貧的救命稻草。陜西省也成為第一個正式提出支持小額信貸的省份。因為丹鳳是該省第一個小額信貸扶貧試點，引起了當地政府的關注。政府有人提出，扶貧社作為“純民營活動”，存在“速度不快，步子不大，資金不足”等缺點，不久便接管了扶貧社，并把利率從8％降到了3％。
“雖然政府的主觀意圖是好的，但混淆了信貸與救濟的區別。”杜曉山評價，“過去的經驗表明，對民營小額信貸，政府干預程度越大，經營效果往往越差。”
截至2000年，陜西全省累計投入26個億搞小額信貸，上演了一場小額貸款的“大躍進”。然而在規則和管理人員都不足的情況下，只剩壞賬累累，現在早已偃旗息鼓。
“當時可出了不少‘洋相’呢。”扶貧社主任李誼青笑道。
他回憶，那時，有關部門為了完成貸款指標，極力游說農戶貸款。一對老夫妻，被強行貸給幾千元。一輩子沒見過這么多錢的老兩口，拿這筆錢不知道有什么用，放在哪里都不放心。思來想去，他們用報紙和塑料袋把錢嚴嚴實實地包起來，掛在了房頂正中的電燈下！
“事實證明，做扶貧性質可持續的小額信貸，并不是政府和傳統金融機構的強項。”杜曉山說。
十幾年中，300多家曾在中國開展小額信貸項目的非政府機構，現存的僅剩100多家，其他的多因資金耗盡不得不退出。
自從上世紀90年代中后期清理農村合作基金會至今，監管當局從未審批過任何一個新的農村金融機構。對于扶貧社等在農村發展的小額信貸組織，法律明確規定，“只能放貸不能吸儲”。
“如果沒有融資渠道，就像瘸了一條腿。”周學仁說。
在最初籌集的10萬美元之后，孟加拉鄉村銀行信托基金又先后給了社科院一些低息貸款，總額加起來約600多萬元人民幣。另外還有一些贈款和委托款，福特基金會、澳大利亞國際開發署、臺灣愛國商人楊麟、美國鄉村銀行基金會、花旗集團及一些機構和個人等都先后給予扶貧社資金支持。但2003年以后，基本沒再有新的資金注入。
“這也是鄉村銀行模式在中國運作13年來始終沒有做大的主要原因。”杜曉山總結道。
借貸給最窮的窮人，還是給有生產能力的窮人
記者在調查中發現，扶貧社的貸款戶中，有相當一部分并非最窮的窮人。對此，杜曉山并不否認。
康金紅身材瘦小，說話聲音很低，但是特別愛笑。這個河北易縣石門店村的32歲婦女，20歲結婚生子后，一直過著緊巴巴的日子
。家里的全部收入來自丈夫在城里打工當瓦匠。兩口子一吵架，丈夫就罵她沒本事，康金紅也覺得自己“像個廢人”。
“孩子的零花錢給不上，孝敬老人的錢也給不上，日子過不下去了。”這個瘦小的農村婦女回想起當時的情況，兩只大眼睛紅了。
“到處找親戚借，可親戚也沒閑錢，都躲著我們。”那時的尷尬令康金紅一輩子忘不了。
幾年前她聽說可以從扶貧社貸款的事，曾提出過申請，但沒有通過審核。
易縣扶貧社梁格莊分社主任馬海燕回憶當時的情況：“我一看，這破房子，做買賣別再黃了。再加上村里人說她兩口子愛玩兒，人又懶，就沒有貸給她。”
去年，康金紅再次提出貸款申請。這時，她已經以450元一年的價格，在公路邊租了一間門臉房，辦起只有一張桌子的小吃鋪。看到別人烙大餅賣得很快，她也想干，可托人一打聽，一個餅鐺1200元，她實在拿不出這么多錢。
這一次，她的申請得到了批準。今年春天，她找到信貸員佟方，填寫了貸款申請表，不到一個星期，1000元錢就送上了門。用這筆錢，自己再湊上200元，康金紅終于把惦記已久的餅鐺買回了家。
現在，康金紅一天能賣幾十張大餅。加上小吃鋪的收入，每天可以賺得上百元。曾經對每周21元還款擔心不已的她，現在還得輕輕松松。最令康金紅高興的是，丈夫再也不跟她吵架了。
“這么多年，從來沒像現在這么順心過。”康金紅一邊把面團揉得啪啪響，一邊咂著嘴說。她打算明年把小吃鋪好好裝修一番，規模擴大到四五張桌子。
“到底是借貸給最窮的窮人，還是給有生產能力的窮人？”杜曉山說，“過去我們嚴格按照孟加拉模式給最窮的人。但是實踐過程中我們發現，這部分窮人經濟基礎很弱，還貸時有一定困難，尤其是每周還貸。這是現實操作中的一個矛盾。”
1995年，易縣貧困山區遇到水災，相隔一年后，一些貧困戶貸款發展養殖業，但牛和羊得了紅斑病，大批死亡。貧困戶因無力償還貸款，每當借貸員上門催款時，便怨聲載道。
“盡管這些貸款最后基本都收回來了，但是工作量很大。”杜曉山說，“最終只好選擇一種與初衷沒有大的背離，既幫助了窮人，又能使機構保證資產質量的方法。”
杜曉山并不諱言：“基層操作的人往往愿意幫助中等或中等偏下的群體。就目前而言，像我們這種小額信貸機構，沒有外來補貼，這可能是一種理性的選擇。但不能不承認這也算一種偏離。”
“我現在最怕的是，員工形成不愿意幫助最窮的人的慣性，以為幫助窮人就錯了。”杜曉山緊擰著眉毛說。
在他的理念中，一個健康的金融體系，應該惠及所有的人。“所有有金融需求的人，都有權利得到他應該得到的金融服務。富人可以拿到錢，窮人不可以拿到錢，這是說不通的。”
“窮人在這個世界上還有十幾億，在中國也有1億多，如果把十幾億人排除在外，這個金融體系還算完整的嗎？”
國務院扶貧辦政策法規司司長劉福合曾表示，在小額信貸這個問題上，兩條腿中的一條，也就是政府這條腿沒有正常運轉起來。“希望大家堅持住，小額信貸在中國必然有發揚光大的一天”。
好在2006年中央一號文件明確指出：“大力培育由自然人、企業法人或社團法人發起的小額貸款組織。”杜曉山認為，這是一個“樂觀的信號”。
事實是，一些主流金融機構的觸角正在往下延伸。據此，他判斷，在實踐小額信貸的機構中，將會出現既互補又競爭的局面。更多的銀行將會關注、參與到這個領域中來，但他們所選擇的必定還是“窮人中的富人”。
去年12月下旬，中國銀監會宣布降低農村銀行業準入門檻，鼓勵各類資本到農村地區新設村鎮銀行。但扶貧小額信貸組織的合法身份問題，新政策中仍未提及。
杜曉山說：“應該說這是一個很大的突破，我舉雙手贊成。但同時，我要繼續呼吁，可持續的扶貧小額信貸組織應該盡快有合法身份，這樣才能從制度上保證它有合法融資的渠道。這應作為農村金融整體改革的一部分盡快加以解決。”
另據媒體報道，日前在香港舉行的世界電信展開幕式上，受邀出席的尤努斯透露，中國政府已邀請他到中國進行小額信貸的試點工作。他將同中國政府合作，在一年時間內，將其鄉村銀行的模式搬到中國農村。
“為什么尤努斯和他發起的‘窮人銀行’能獲得諾貝爾和平獎？”幾天前的一個傍晚，杜曉山在他的辦公室面對記者發問，“因為和平需要人們和諧地相處，而和諧相處的前提之一是消除貧困，消除人與人之間因貧困造成的對立。”
此刻，他辦公室窗外的長安街，已經華燈初上。一條告別貧困的希望之路，能否從這里通往中國廣闊的貧困鄉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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