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全球共有63個國家進行全國人口普查。目前，中國的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也進入了火熱的臨戰狀態，將于11月1日零時正式開始。據《瞭望》新聞周刊了解，本次人口普查前后將歷時3年，需要600多萬名普查指導員和普查員，社會各界投入的人財物力及時間成本甚巨，堪稱“和平時期最大的社會動員”。
《國務院關于開展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的通知》規定，人口普查所需經費，由中央和地方各級人民政府共同負擔，并列入相應年度的財政預算。據悉，中央財政為此投入近7億元。在地方，以北京為例，市級財政投入2.9億元，各區縣政府投入3億元，總計投入將近6億元。以此估算，全國各級政府在人口普查一項上投入不會是一個小數目。
在公眾對于公共財政、民生財政的認識愈加清醒的背景下，巨額的人財物投入換來的統計數據，將對國家經濟社會發展、人民日常生活產生怎樣的影響？十年一次的人口普查的難度究竟有多大？怎樣提高數據的準確性、確保真實性？一系列熱點問題正引發公眾越來越多的關注。
“對每個人都很重要”
對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而言，人口普查都是一項國情國力調查，日本還將其稱為“國勢調查”，可見其重要性。而在中國這個人口數量世界第一的國家，人口的數量、素質、結構、分布情況，更可謂第一國情。
“人口是一個國家最重要的戰略資源。只有把人口基礎數據搞準，做到底數清、情況明，才能作出科學的決策，促進科學發展，實現人口與經濟社會、資源環境的協調發展”，國家人口和計劃生育委員會新聞發言人、發展規劃司司長于學軍對本刊記者表示。
人口狀況與經濟社會結構密切相關，掌握人口結構及其空間分布等方面的準確信息，對于調整經濟結構、優化生產力布局、促進經濟社會協調發展，具有重要意義。以至于在去年底召開的國務院人口普查領導小組第一次全體會議上，國務院副總理李克強將如實掌握人口普查數據的重要性，上升到了“維護我國能源資源安全、糧食安全、耕地安全和經濟社會安全”的高度。
于學軍說，當前我國正處于人口轉變加快、社會轉型和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重要時刻，這些復雜的形勢對經濟發展能否再上一個臺階構成巨大挑戰。“在人口總量超過10億的國家保持經濟30年甚至更長時間的平穩較快發展，是史無前例的。”他認為，此時進行全國人口普查正當其時，普查結果不但關系到“十二五”規劃的制定，也關系到長遠的政策選擇。
“也許老百姓覺得人口普查離自己很遠，跟自己沒什么關系。實際上，這關系著他們切身的利益，對每個人都很重要。”北京市人口普查領導小組辦公室常務副主任顧兗州舉例說，根據人口普查數據，可以確定社區老年和兒童人口，鋪設老年餐桌和幼兒園，確定社區圖書館數量規模，規劃、建設健身場所；涉及醫院、學校、公交車站、地鐵站的分布，高速公路建設，市政等公共設施建設等；還能摸清社會保障的底數，以便決定公共財政的投入比例。
“很重要的一點是就業——民生之本。目前北京市第三產業比重高達75%。發展高端產業，需要高端人才。通過對人口就業和文化狀況數據的分析，可以更好地為老百姓提供就業服務”，顧兗州說。
近日，北京市政協《關于促進首都人口與資源環境協調發展的建議案》披露，截至2009年底，北京市實際常住人口達到1972萬人，人口總量以每年54.3萬的速度膨脹，其中70%是流動人口。
“北京提前10年達到了城市總體規劃中‘2020年控制在1800萬人’的目標，人口的快速增長給這座城市帶來了極大的挑戰。對我們來說通過人口普查摸清人口底數，在‘十二五’期間控制城市人口數量、調整人口結構、提高人口素質，是重中之重”，顧兗州告訴本刊記者。
數據真實性迎受挑戰
與2000年的“五普”相比，經過10年的飛速發展，城市化、社會流動和社會分層加劇、利益多元化、社會心理變化，都給此次人口普查帶來了更大的難度。
其一，人口流動的規模、范圍、頻率都在增加。“與‘五普’相比，全國流動人口增加了5000萬以上”，于學軍說。顧兗州則預計，北京的流動人口大概比“五普”時翻了一番。居住地和工作崗位不穩定，是流動人口的最大特點，入戶面訪難度很大，不易查準。“為得到更趨準確的普查數據，此次普查對流動人口既在流入地登記，也在流出地登記”，于學軍說。
其二，人戶分離現象非常嚴重，即人口的戶籍登記地和居住地是分離的。國家統計局人口與就業統計司司長馮乃林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一般城市人戶分離大概占到了30%到40%，像北京、上海這樣的大城市占到了50%以上。“這導致入戶普查時容易‘漏人’”，顧兗州說。
其三，城市化、動遷、行政區劃改革，影響查準人數。以北京為例，今年納入市政府拆遷的城鄉接合部就有50個村，各區縣政府還有一批拆遷村，拆遷力度明顯加大。“按照現行拆遷政策，在安置之前一般要有2～3年的租房期，居民分散居住，影響普查數據準確性”，顧兗州介紹說。
其四，居民隱私觀念增強，配合程度有所降低。這在顧兗州看來是人口普查最大的難點。“六普”的普查內容包括姓名、性別、年齡、民族、戶口登記狀況、受教育程度、行業、遷移流動、社會保障、婚姻、生育、死亡、住房情況等。普查員入戶持三類表格：短表、長表和外籍人員登記表、死亡登記表。其中短表需要填寫18項，長表需要填寫35項。
“特別是在一些特殊地區如高檔社區，名人、外地人、境外人口多，入戶難度更大”，顧兗州表示，“住房幾居室、有沒有獨立衛生間、抽水馬桶等都要記錄。現在商業調查比較多且不規范，這使得居民對入戶調查較為警惕，出于保護個人和家庭隱私的顧慮，一些居民不愿意透露實情。”
其五，瞞報人口問題。“個別地方確實存在故意瞞報或多報人口數量的問題”，于學軍說，“低齡人口，特別是學齡前人口不及時進行戶口登記、新生嬰兒死亡不及時申報，以及老年人口死亡后戶口未能及時注銷等，是難點問題。”
這些難點給此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的準確性、真實性提出了嚴峻挑戰。于學軍指出，目前正值“十二五”規劃的編制工作期間，迫切需要全面、客觀、可靠的數據支撐。“但我還是要強調，由于主客觀原因，普查數據質量不容樂觀。這就要求我們既要看普查登記的結果，也要對普查的數據進行客觀的分析，力求全面真實反映實際情況。”
“像辦奧運那樣搞人口普查”
曾參加過1990年、2000年兩次人口普查的顧兗州，已有20年的人口普查經驗。在他看來，搞好人口普查有四個要點。
一是政府高度重視、各部門形成合力。人口普查雖是統計部門牽頭，但卻需要公安、民政、計生、市政市容、教育、衛生、住房與建設等多部門協調聯動。今年北京市參與人口普查的部門就多達37個。
“我們的政府具有強大的組織動員能力，2008年我們成功舉辦了奧運會，如果我們能夠像辦奧運那樣搞人口普查，就一定能夠成功”，顧兗州說。
“搞準全國人口信息，應強調做好各部門日常的人口統計工作。特別是要打破部門界限，實行政府相關部門間的人口信息交流共享制度，充分開發和利用不同部門收集的人口信息，按照一定的規范和程序，互相校驗、對比、補充，以便提高人口數據質量，提高政府效能，提高人口與經濟社會發展決策的準確性”，于學軍認為，這一點在技術上并不難實現，關鍵是部門間的協調與合作。
二是有科學合理的普查方案。這次普查國務院制訂了1個總體方案、12條細則，并頒布了第一部《全國人口普查條例》，對普查的每個方面都作出了明確規定和要求。
三是有一支能打硬仗、責任心強、吃苦耐勞的普查員隊伍。今年北京、上海兩地分別組織了10萬人的龐大普查員隊伍。與以往的抽調方式不同，這些普查員幾乎都是聘用人員，需要培訓、簽訂勞動合同、上保險，北京的人口普查員月均收入不低于1500元。“我們在人力上的投入占到全部資金投入的60%，而以往這一塊的支出是很少的”，顧兗州對本刊記者說。
四是保障手段要跟上，經費、宣傳、信息化技術、法律保障都要到位。
據悉，為應對“六普”的諸多難點，一些針對性的政策措施也日益明晰起來。首先，在全國范圍內開展一次戶口整頓，為正式普查打好基礎。目前，這項工作在全國多個地方已經開始。北京將在8～9月份開始戶口整頓，屆時普查人員將直接入戶填寫戶口整頓摸底表，摸清人戶分離、出生和死亡人口、外籍人口等情況。
其次，人口和計劃生育系統從2009年11月已開始組織各地對0～9歲低齡人口基礎信息進行核查工作，現已將全部信息納入各地全員人口數據庫。“我們要求各級人口和計劃生育部門與公安部門、統計部門進行人口信息共享，將最新的基礎人口信息提供給公安部門、統計部門，支持戶口整頓和人口普查工作”，于學軍說。
再有，簽訂保密協議。《全國人口普查條例》明確規定，人口普查的數據僅作為數據調查、政策制定參考依據，不作為政府行政處罰、政績考核的依據。
目前北京市已經印制完成800萬份保密協議，保證普查員入戶時與每一戶都簽訂保密協議。“現在北京市的人口普查網站已經開通，每名普查員的姓名、年齡、證件號、照片都可以實時查詢。我們還設置了舉報電話，嚴防普查員泄露個人隱私信息”，顧兗州說，“這主要是為了解除人民群眾的顧慮，便于如實申報。”
同時，適當掌握相關政策的執行尺度。今年6月，國務院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領導小組、國家人口和計劃生育委員會、公安部、國家統計局聯合下發了關于《認真做好人口普查登記工作防止漏報瞞報的通知》，明確指出，在超生人口方面，對在人口普查登記過程中如實申報的政策外生育的人員，可按本省(區、市)人口與計劃生育條例規定的較低標準征收社會撫養費；生活困難的家庭，經當地縣級人口和計劃生育行政管理部門批準，可以分期繳納社會撫養費。
根據北京市的政策，人口超生繳納的社會撫養費是城鎮全年人均可支配收入/農村全年人均純收入的5～10倍。據悉，這次普查過程中對京籍超生人口上戶口的將采取適當靈活的方式。“肯定不按照最高限罰，5～6倍不算高。全市不作統一規定，各區縣自行掌握”，顧兗州說。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