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提倡生育，要有計劃地節育”
1953年，為配合即將召開的人民代表大會1954年各級代表的選舉，也為制定“一五”計劃提供數據，中國進行了有史以來第一次全國人口普查。翌年，國家統計局發布全國人口普查結果的公報：1953年6月30日24時的全國人口總數為601938035人。
此次人口普查的數據表明，中國人口已遠遠超過毛澤東在1949年新政協會議上所說的“四萬萬七千五百萬的人口”。龐大而激增的人口與自然資源、環境資源、社會資源等形成了尖銳的矛盾。此時，人們在日常生活中已感到住房日益緊張，青少年升學受到校舍的限制，育齡婦女的避孕要求變得強烈起來。政府領導人也感受到了人口增長過快的挑戰和壓力。
1953年9月29日，周恩來在人口普查3個月后的一次報告中不無憂慮地指出：“我們大致算了一下，我國人口大概每年平均要增加1千萬，那么10年就是1萬萬。中國農民對生兒育女的事情是很高興的，喜歡多生幾個孩子。但是，這樣一個增長率的供應問題，卻是我們的一個大負擔。人多，這是我們的一個優點。但是，優點中也帶有困難，這樣多的人口，要滿足他們的需要，就是一個很大的負擔?！彪m然周恩來是在肯定“人多是優點”的前提下說這番話的，但這也表明了中央高層開始意識到人口問題的嚴重性。
鄧小平是最早一位支持群眾進行節育的國家領導人
1953年8月，他對衛生部采取反對節育的政策提出置疑，對衛生部通知海關查禁避孕藥具進口表示反對，并敦促抓緊下發《避孕及人工流產辦法》。1954年5月27日，時任全國婦聯副主席的鄧穎超就一些機關干部要求節育的問題寫信給鄧小平。她提出：“有不少已婚男女干部為了避孕，由于得不到指導及適宜的藥物工具等而被迫自行盲目解決，采用了一些有損身體健康的辦法或引起疾病，以致造成不良的后果?！薄澳壳拔覈丝诔錾鷶迪喈敻摺瓏倚l生機關應主動擬訂辦法，幫助干部解決避孕問題?！币钊?，鄧小平就在信上作了批示：“我認為避孕是完全必要的和有益的。衛生部對此似乎是不很積極的。請文委(指當時的政務院文化教育委員會)同衛生部討論一下，問問他們對此問題的意見，如他們同意，就應采取一些有效的措施。”
1953年12月，鑒于社會上關于節育問題議論較多，為了表明黨中央的態度，劉少奇主持召開節育工作座談會并明確宣布“現在我們要肯定一點，黨是贊成節育的”，中國搞節育不會鬧人口恐慌，人口增長太快困難很多，而且一下子解決不了。
在中央的催促下，1955年2月，衛生部起草了一份給中央的報告，檢討了過去草率反對節育的態度，提出“在中國今天的歷史條件下，是應當提倡節制生育的；在將來，也不應反對人民群眾自愿節育的行為”；“對于人工流產、絕育與一般的節育應分別處理。節育應該一律不加限制，并應適當地加以提倡，給予指導。人工流產或絕育應加以限制。溺嬰則應禁止”。
1956年9月，周恩來在《關于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二個五年計劃的建議的報告》中，重申了“提倡節制生育”的方針。同年公布的《1956到1967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把節制生育的政策擴展到廣大農村。
同一時期，毛澤東在不同場合反復強調“要提倡生育，要有計劃地節育”，更進一步強化了節制生育的社會輿論環境。1956年糧食產量比1949年增加了7900多萬噸，幾乎翻了一番，但因為人口增加了8000多萬，人均糧食產量雖然也有較大增長，但相對來講就慢得多。面對這一情況，毛澤東開始意識到了人口增長過快的弊端。他深有感慨地說：“我們這個國家的好處就是人多，缺點也是人多，人多就嘴巴多，嘴巴多就要糧食多，增加這一千四百億斤糧食就不見了，有時還覺得沒有糧食。一九四九年缺少糧食，現在還是不夠。”于是，毛澤東關于人口的思想漸次從“人多是好事”向節制人口的思想轉變，并一度提出了“計劃生育”的觀點。1957年10月，他在黨的八屆三中全會上說：“計劃生育，要公開教育，無非也是來個大鳴大放、大辯論。人類在生育上完全是無政府狀態，自己不能控制自己。將來要做到完全有計劃的生育。”
黨和國家領導人對節育工作的重視，有力地推動了節育政策的制定和落實。1957年5月，中華全國總工會在給國務院的報告中，提議因節育施行人工流產或絕育手術的職工按勞保條例給予經濟照顧，同年10月國務院予以確認。
(《百年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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