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再退一步，如果承認美國的具體的民主形式是普世價值，那今天美國并沒實行的一人一票的票決式民主啊，我們為什么要貿然實行？這豈不是太超前，比美國還美國嗎？坦率地說，確實看不慣有些人，他們稱普世之詞，行極端之實，抽斷本民族的歷史丑化現實社會，一門心思狂飆突進，不好溝通很難理喻。從對國家負責任的角度考慮問題，中國需要有一種保守的力量做一點制衡。本人扮演的角色就是在博客里講一點保守的觀點……
BBC：丑化社會？什么意思？如果是指媒體的工作，監督政府敲打政府，不正是新聞媒體應該做的事情嗎？
司馬南：……是的，您說得很對，我贊成您的基本說法，政府應當接受來自人民的監督，包括媒體的監督，媒體責任之一便是監督政府。但是，如果因為獲得了監督政府的權力，便失去公正的立場和客觀的態度恣肆而妄為，不論政府做得對與不對，都把你拉出來，按照所謂普世價值的標準進行敲打，甚至不惜歪曲事實，這顯然是監督者涉嫌濫用權力，當然是不能被允須的。
媒體本身要不要講公正？要不要尊重客觀事實？要不要對事情的真實性負責任？這本來是不需要回答的偽問題。但是最近的殺人案，讓我們不得不再一次思考這個問題。一個長于運動的北京青年，在上海連殺了六個警察，這種極端的殺人行為惡劣的刑事案件哪國沒有？英國沒有嗎？美國沒有嗎？西班牙沒有嗎？美國校園連環殺手案，韓國青年報復殺人案，包括那種更病態的奸后滅尸的極端案例……本來是整個人類的潰瘍（普世潰瘍？），未必和一國的政治制度相關聯，但是中國國內某媒體，他們的評論員文章連同他們推出的長篇通訊，卻用貌似中性的筆調事實上頌揚殺手，稱其不畏死而怕受委屈，處處講規則。這樣，把一個刑事案件簡單地歸結為政府政策有問題，中國的制度有問題，是中國制度造就了楊佳極端案例。這種做法稱得上是客觀公正負責任嗎？媒體借此機會煽動對政府的不滿，這不是幫忙，這叫裹亂……
BBC：對不起，打斷一下，司馬先生，報紙報道案件，怎么能說他“煽動”什么？本來報紙就有不同的報道角度，為什么會有“煽動”的說法？
司馬南：只選取部分事實，來為自己的激進觀點服務，從而加劇一些人對社會對政府的不滿，在您們英國怎么說呢，不叫煽動？叫誤導嗎？對一種行為的認定，必須建立在具體的語境下來進行分析，公民司馬南認為他們的某一篇文章是“煽動”，先生要是認為這個詞用得不妥，我可以用一個中性一點的詞，說他們“過激地批評，不負責任的批評，失去公正立場的批評”，這樣可以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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