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我國改革開放30周年。最近我在講課或者作報告的時候，經常會提出一個問題：這30年里，你們最熟悉或者最喜歡的一句話是什么？結果我發現，很多人都不約而同地選了這一句—“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確實，這句話對中國的影響實在是太大了。在這句話的鼓舞下，很多中國人作為“一部分人”也確實“先富起來”了。這當然是一件好事，不過，“先富起來”的“一部分人”的表現，卻不讓人滿意。相當數量的“先富起來”的人，并非“倉廩實而知禮節”，竟然是“飽暖思淫欲”，包二奶、超生、賭博、聯手黑社會。
由此我想到了一個亟待關注的問題：中國“先富起來”的一代人，必須學習做富人。
“富人”，看起來是一個經濟的概念，但事實上還是一個社會的概念，更是一個文化的、人的概念。我經常說，“富”而不“貴”，那只是“土豪”，而不是什么“富人”。真正的“富人”必須是“富”而且“貴”。這里的“貴”，就是有文化、有品位、有境界。
什么才是“富”而且“貴”呢？我們來看兩個例子：
一個是巴菲特，他是世界第二大富豪，他捐了310億美元給蓋茨基金會，而沒有像中國的很多富人那樣，把錢留給自己的兒女，或者去大肆揮霍。在他看來，市場經濟只是“贏家”的天堂，它根本沒有辦法解決所有“輸家”也就是窮人的問題。要解決窮人的問題，就只能靠“贏家”的道德自覺，靠“富人”主動為社會重新分配財富。
西方在出現兩次財富高峰的同時，也出現了兩次慈善高峰，第一次是卡耐基和洛克菲勒時代，第二次是蓋茨和巴菲特時代，這絕不是偶然的。我要說，這就是“富”而且“貴”。在很多中國的富人看來，只要合法賺錢、合法納稅，就是對社會的貢獻，這其實是不夠的。真正的富人必須是“拼命掙錢、拼命省錢、拼命捐錢”，美國政府每年的財政總收入，有9%來源于富人的慈善捐款。中國呢？國家財政收入中每年富人的捐款連0.1%都不到，捐款的富人不過1%。
再看一個例子，泰坦尼克號的沉沒。對于它的沉沒，我們似乎更關注文學家杜撰的愛情故事，卻忽視了船上歐洲富人的所作所為。這些人個個富可敵國，卻沒有一個人提出非份的救生要求，更沒有人通過賄賂的方式上救生艇以逃生。生死關頭，真正顯現“富貴”本色。
我并不是說中國“先富起來”的那“一部分人”身上都存在問題(而且，其中也確實不乏真正的民族精英)，但確實有相當一部分富起來的人是有問題的。問題究竟出在什么地方呢？我認為，這與中西方的富人所置身的不同社會背景有關。西方的多數富人是隨著社會的發展，隨著文化水平的提高、經營能力的提高和市場能力的提高而正常致富的，所以，他們當中沒有一個人不知道，他的致富是因為他的道德自覺，也是因為他的文化水平，更是因為他的社會責任感。當他致富以后，他對自己的要求不但不會降低，反而還會提高。在中國就不同了。中國的相當一部分富人是靠社會的轉型——例如雙軌制、炒股票、房地產——一夜暴富的。也就是說，往往并非靠創造財富而成為富人，而是靠“分配財富”、“轉移財富”而成為富人。對他們來，究竟應該怎么樣去做一個富人，對不起，事先根本就沒有想到，只是不“仁”而富而已。事后呢？自然也根本不會去想。什么“回報社會”？什么以更高的道德自覺、更高的文化要求和更強的社會責任感來要求自己？他們統統不知道，也不想知道。結果是富而不義，甚至是為富不仁。
由此，我想起上個世紀50年代毛澤東說過的一句很著名的話。他說：“嚴重的問題是教育農民”，現在，在改革開放30年的今天，我們是不是也應該大聲呼吁：嚴重的問題是——教育富人。
文/潘知常(南京大學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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