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近期調研發現，“挑肥揀瘦”，是當地勞動力市場不少官員對民工求職心態的描述。不過短短幾年，中國已經從勞動力無限供給，轉向“有限過?！?。更為潛在的壓力是，他們、尤其是二代農民工，對城市提出了新的要求：工資、教育、養老、住房以及精神需求。
有專家稱，中國進入了新城市化時代。
■“普工荒”蔓延
元宵節過后第一周，有54萬名外來民工進入浙江全省的勞動力市場，但是登記求職的只有19萬人。
浙江省勞動就業服務局副局長曹建國說，今年外來民工就業呈現出明顯的觀望態勢，而在珠三角，勞動部門近期的調查表明，當地59%的企業存在普通用工崗位招不到人的情況。
這是一個普遍現象。2007年春節后，全國各地勞動力市場用工難現象十分突出，而與此前不同的新特點，是除了技工荒這個老問題以外，今年各地普遍出現了普通工人緊缺。與此前的“技工荒”不同的是，求人倍率居前列的崗位中，一半以上是沒有什么技術含量的工種：縫紉工、服務員、營銷員、保安、儲運人員、針織印染工等。
上海市勞動和社會保障局的統計也顯示，目前企業招工難的情況主要出現在部分勞動密集型企業，如服裝加工業、住宿餐飲業等，這些行業勞動強度大，對職業技能有一定要求但門檻較低。
■“有限過?！睍r代到來
各地勞動部門的統計數字顯示，長三角勞動力供求結構正在發生重大變化：由過去的“無限供給”轉變為“有限過剩”。勞動力買方市場格局已經打破，制造業多年來享有的廉價勞動力成本的“比較優勢”正在慢慢消失。
人力資源專家分析，長三角勞動力供求結構發生轉變的首要原因在于需求方，近年來這一區域經濟尤其是第三產業的快速增長，制造出大量的就業崗位，使得用工需求量在三年內幾乎翻了一番。同時，長三角勞動力供應總量雖有上升，但升幅遠不及需求的增長，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外來農民工流入數量的相對穩定。
根據上海市勞動部門調查，目前全市400萬外來務工人員中有70%都是連續幾年來上海打工，他們中大多數都已在上海擁有固定居所，只有30%的民工屬于流動打工人員，目前每年上海新增外來勞動力的數量已放緩到30萬人。上海社科院人口經濟所所長周海旺認為，由于我國人口出生率自1975年起出現轉折，目前30歲以下的勞動力數量已經開始減少，再加上中西部的經濟發展加大了勞動力需求，預計未來長三角地區的勞動力供給增量將“由正轉負”。
■農民工的新要求
農民工是最先感受到這種變化的群體。因此，各地勞動部門的普遍感覺是，隨著外來民工維權意識加強，他們對用工單位也開始“挑肥揀瘦”。
他們不僅關心工資水平，而且對各種保險、子女就學甚至休假時間都提出了要求；與此相呼應的是，各地的開發區招商過程中不是比誰的稅收更優惠，而是比誰能保證招工。曹建國說，這在幾年前是“不可想象的”。
長三角地區各地勞動部門從今年一季度勞動供求情況分析，目前農民工偏好的工作是：規模較大、名氣較響、用工規范的企業。蘇州工業園區內都是上規模的大型企業，社保覆蓋面比較廣，這些企業很少為招工難犯愁；寧波一些工業區專門為外來民工蓋了公寓，生活設施比較到位，他們也很少遇到招工難的問題。
上海臺資協會副會長、華王集團董事長陳廬一說，目前尚未聽說長三角一帶的臺資企業今年在招工方面遭遇新的困難，現在的主要問題是結構性的勞動力短缺，即缺少富有經驗的技術工人，但這并不是新出現的問題。華王集團現有800多名員工，一半以上都來自外地，但他們的工作狀況非常穩定，企業也隨著上海最低工資標準的變化不斷上調最低工資標準，近五年來平均上調30%左右，員工都比較滿意。
正常工時，沒有或者少污染的行業。紡織企業一直以來是計件工資，八小時以外加班時間的勞動報酬得不到合理體現，現在女性外來務工人員一聽說要加班一般都不作考慮。另外隨著勞動者自我保護意識提高，他們對高污染影響健康的行業也不愿意去。
服務業中餐廳服務員的求人倍率一直居高不下，就是因為服務員勞動強度大、待遇低、社會地位低、職業前景不佳，難以吸引80后這一代的農民工。新生代農民工外出打工動機除了賺錢，更重要的是尋找發展空間，企業的發展預期對于他們也是很重要的流動選擇參數。
南通市勞動就業處處長沈建云說，每年過完年都是農民工的“大洗牌”、“大流轉”，農民工回老家互相交流信息以后，過完年重新擇業。珠三角的工資比長三角低、被管理人員毆打、被搜查的事情比較多，珠三角的工人今年明顯往長三角流動，小企業的工人往管理規范的大企業流動，那些招工難叫得兇的企業，往往是用工管理不規范的中小企業。
部分行業出現“普工荒”，是進城農民工由壯大走向成熟的重要標志。上海市勞動和社會保障局就業處處長趙建德認為，過去農民工愿意從事城市里所有“苦、臟、累、差”的工作，但隨著部分農民工開始固定在城市中居住，他們的維權意識和公平意識也在逐漸上升，越來越要求與城市居民平等的就業機會和工資待遇，要求尋找性價比更好的工作。因此當他們對某一行業待遇不滿時，往往會“以腳投票”，選擇集體性的退出。
■民工流向預示社會大勢
有關分析指出，我國是人力資源大國，每年新增就業人口大于新增崗位數，從長遠來看勞動力供求總體上還是平穩的。目前的部分企業用工難，是市場對以往多年積累下的企業用工不和諧作出的正常反應，但也預示著，政府和企業努力提高農民工技能，將農民工留在城市，將成為大趨勢。
勞動密集型的低附加值產業前景不被看好。
據了解，現在企業與求職者之間分歧最大的就是縫紉工。在南京安德門勞動力市場，安徽人毛利平說：“制衣廠99%都要加班，一天工作10～12個小時，這么苦的活，要么工資高一點，要么時間短一點，那才招得到人?！?/p>
但是記者在一些制衣廠了解到，服裝出口利潤本來就很薄，加之人民幣升值、貿易壁壘、同業競爭等因素，企業不可能上調工資水平。沈建云認為，這類企業本來就是國家產業結構調整中提倡升級、轉型的企業，或者提高產品附加值，或者將生產基地移到中西部地區才是出路所在。
其次，幫助農民工留在城市的對策將有利于長遠發展。每年春節一過，勞動力市場就要大洗牌，勞動部門和企業都要騰出相當大的精力來應付招工問題，與此同時，每年上億人口的春運流動已經對社會造成很大壓力，主要原因仍然是我國的勞動力流動次數過于頻繁所致。
沈建云建議，為農民工子女提供公平的入學條件、提供民工公寓、購買社會保險、企業提供相應的培訓計劃和升職空間都有助于勞動力的穩定。政府在里面也要起到引導作用。據了解，南通啟東縣的做法是政府對留得住人的企業進行現金獎勵，員工如果能在企業干滿一年，政府就給予補貼。
最后，制造業的勞動力成本“比較優勢”正慢慢消失，培育、厚植勞動力資本，是企業的必然選擇。新的格局下，政府和企業需要研究的是如何讓勞動力像資本一樣保值增值。
杭州外來勞動力市場一位四川民工提出的要求是保證業余時間，這位民工說：“我要保證有教育兒子的時間?！遍L期以來，我國企業對勞動力資源的利用是“無限度開發”，不僅忽視了外來務工者的合法權益，也沒有關注到他們除了賺錢，還想為自己或下一代尋求發展空間。因此，為農民工長遠利益著想的政策，將成為民工與企業的“雙贏”選擇。
(記者章苒 季明)
■鏈接
核心是“人的城市化”
有三個看得見的力量正在推動著中國新的城市化進程：勞動力從無限供給轉向有限過剩、第二代農民工的城市化愿望以及經濟轉型的內在壓力。
這預示著新一輪城市化的核心聚焦在“人的城市化”，也就是以城鄉勞動力身份平等、機會平等和權益平等為明顯特點的城市化。
培厚勞動力資本，無論對農民工還是對企業，都是謀求經濟長遠競爭力，使經濟大國走向經濟強國，獲得種種雙贏的最佳手段，而這一過程將發生在未來中國的各個城市；同時，在現代生活觀念、文化熏陶下長大的新一代農民工，無論他們出生在城市還是鄉村，都將以城市生活、城市待遇為依歸。
自上而下一系列的政策調整，正在給“人的城市化”提供有利的環境：戶籍制度改革提速、農民工子女教育由所在城市負責、全民社保醫保的制度不斷推進和完善、職業教育受到重視，等等。這些政策表明，城市居民與農村居民的“政策鴻溝”在逐步著手填平，城鄉同等待遇的政策共識已經達成。
更為重要的是，地方各級政府，是否準備好、并積極促成這個城市化過程？比如，城市規劃、交通、基礎設施的資源準備；比如，社會保障、醫療、教育等公共服務領域的準備；比如社會組織、法律援助、勞資關系等觀念、制度的準備，等等。
有專家明確指出，所謂民工荒，實質上是“權益荒”，它預示著中國的“人口紅利期”行將結束。農民工在上述方方面面的權益能否得到保障，“平等”的愿望能否得到滿足，將成為地方經濟競爭力的核心。因為中國的現代化轉型，最終將落腳到中國人的現代化轉型。對這樣一個有史以來一直農業人口占多數的大國來講，其機遇與挑戰都是倍增的。
未來中國區域經濟與社會發展的競爭，已經從項目、資金，轉向人力資本與制度、技術的競爭，這就是新城市化所昭示的鮮明前景。 (張遷)來源：《瞭望新聞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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