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過第一代農民工帶回去的信息，“80后”農民工對城市充滿了向往，他們的思維方式和行為方式以城市為坐標，更渴望以智力而不是體力在城市生存。他們很多甚至在城市里長大，已經不可能回到農村去了。
浙江省勞動和社會保障科學院近日匯集推出《2007浙江就業報告——農民工問題研究》，“80后”的農民工，是這次調查中一個特別被關注的群體。
進城的第二代農民工
吳雪琴的父親50多歲了，作為第一代農民工，他在浙江杭州打了23年工。2004年，無法繼續勞作的他回到了老家。
他的女兒吳雪琴，為了供哥哥讀大學，16歲初中畢業后來到杭州一家服裝廠打工，迄今5年，換了4家工廠。
“每月工資一領出來就寄回家了。”吳雪琴說，和父親一樣，她也沒有自己的個人積蓄，所有的錢都寄給了家里。
2006年，吳雪琴的哥哥大學畢業，她開始盤算自己的人生，比如去學她一直喜歡的服裝設計。但她連基礎的繪畫能力都沒有。
吳雪琴“當然”不想回老家，她幾乎不會干農活，也沒有興趣干農活。“回去以后又能干什么？嫁人，讓丈夫養著？“我不是那種人，沒想過。”
浙江省勞動和社會保障科學研究院院長陳詩達說，正是“80后”這代農民工子弟從思維方式和行為方式上看，他們完全離開了農村，成為與父輩相區別的城里人了。
但在另一方面，與城市的同齡孩子相比，他們學業不精，缺乏高等教育機會，很多人初中畢業就開始打工。他們和城市孩子一樣被嬌慣，沒有父輩的吃苦忍耐精神，看不上低收入的體力活，又沒有機會找到高收入工作。
追尋“下一個城市”的理由
“80后”農民工，由于不滿現狀而到處“漂泊”。這本身是市場對勞動力的調劑行為。但是，由于他們本身的勞動技能并未因此而提升，因此流動并沒有明顯改善他們的境遇。
23歲的方成濤，老家在安徽鄉下。2001年高中畢業后，方成濤先在合肥打了半年工，然后轉到上海一年多，再到蘇州一段時間。2005年，方成濤到了嘉興，先后在兩家企業打工。
在嘉興，方成濤先在一家鑄造塑廠做工，每月只有七八百塊。后來，他轉到一家汽車修理廠做學徒，每天工作12個小時，每月能拿到1300元左右的工資。
20歲的郭靈，同樣跨省打工。1987年生于河南周口市農村的她，下有一個妹妹和一個弟弟。郭靈“不記得”自己上到小學幾年級就輟學了，但在去年10月份，她學會了上網和五筆打字，雖然很多字她可能不會寫。
2000年，郭靈被一位工頭帶到深圳一家玩具廠做工，每月工資320元。
工作了一年零2個月后，她回到老家過年。過完年后，她回到廣東，去的是中山市的一家工廠。
半年之后，郭靈再次回家，然后到江蘇常熟學縫紉技術。
由于她的一位朋友在嘉興一家箱包廠打工，2002年，郭靈來到這家箱包廠，月工資500多元。成為熟練工以后，每月工資漲到了1000多元。在這家工廠，她工作了三年半，工資最多的一個月有1100多元。
“下一個城市？不知道，到時候再說吧。反正打工的，哪里都差不多。”方成濤說。
努力提高自身價值
新一代農民工最希望能得到政府培訓，讓他們掌握一門技術。這樣，不僅可以提高工資收入，還可以實現自己的夢想，比如有朝一日創業做自己的事，這比戶口之類的問題更重要。
去年下半年，辭職后的郭靈去學“美體”。12月底，她又轉行做足浴，每月工資漲到1800多元。
去年10月，方成濤也辭職了。回到合肥的他，在一家職業技術學校學習車床操作技術。每天晚上10點半，宿舍熄燈，按時休息，他暫時回到了學生時代。
在陳詩達看來，這兩位恰恰是意識到了自己的不足，主動去充電。但對于絕大多數家境貧寒的農民工來說，生活支出的壓力，使他們不可能有時間和余錢去充實自己。
在這5年中，吳雪琴惟一接受的“培訓”，是自費學會了上網。但由于上機機會不多，她的打字速度慢得讓網友們著急。吳雪琴說，“培訓當然是最重要的，只要政府給補貼一點，我再添一點，就能去培訓了。”
陳詩達說，由于經濟結構調整和產業升級，市場對純粹普通體力勞動者的需求量趨降。另一方面，新一代農民工也不愿意從事這樣的簡單勞動。在這個時候，政府應該考慮加強職業培訓。
“不僅是戶籍人口，只要是城市的常住人口，都應該對他們的就業提供職業技能培訓。那些‘80后’，他們在城市里長大，已經不可能回到農村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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