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記者的采訪中,眾多有識之士都回避了“產業化”的提法,不約而同地表示,我國高校的市場化程度“遠遠不夠”。
他們的話正應驗了去年剛剛故去的美國經濟學家弗里德曼所言:“公共教育制度缺乏必要的市場競爭的約束,效率低下,資源浪費。學校對學生,學生對自己的學習均不負責。要改變這種狀況,通過以往的改革措施是無效的,唯一的出路是走市場化道路。”
全國人大代表、華中師大教授周洪宇對本刊記者直言:“關注教育改革,我們要有民眾的立場、專家的觀點、建設的態度。我不想去說中國教育是否成功,只能給你一種判斷:中國教育實際上是改革滯后于發展,質量滯后于規模。”
專家認為,引進競爭機制,是改變中國教育體制的良方。競爭主體可以是民營、國有,可以是中外辦學,也可以是獨資。在競爭條件下,中國可以產生不同層次的教育體系。
從時髦到暗淡
“教育產業化”是1999年高校擴招之后炙手可熱的時髦詞匯。然而,2004年教育部的3名高層官員“異口同聲”否認“產業化”——
先是教育部部長周濟擲地有聲:“現階段中國教育事業的發展要反對‘教育福利化’和‘教育產業化’這兩種傾向,現階段必須堅持教育的公益性原則,教育發展要以政府投入為主?!?/p>
其后副部長吳啟迪在“中外大學校長論壇”上表示:教育部從來沒有“教育產業”、“大學城”等提法。
隨后,另一副部長張保慶作客人民網,表示堅決反對“教育產業化”,“教育產業化了,就毀掉教育事業了”。
有必要重新回顧教育產業化的緣起。相當多的意見認為,教育產業化在國內的盛行,有著1998~1999年特定的偶然動機。當時正值亞洲金融危機,中國經濟靠外貿拉動的經驗受到了挑戰,轉而寄希望于拉動內需刺激增長,然而此時需求乏力,國民尚有6萬億元的儲蓄趴在銀行“老虎不出籠”。于是包括中央黨校教授在內的部分經濟學家向中央獻策:以教育產業拉動內需,因為教育收費是刺激國民消費的好辦法,中國人向來省吃儉用,但孩子上學的錢斷然不會省的。
對于當時的舉措,周洪宇認為取得了“皆大歡喜”的多贏結果。當時測算的結果是,高校擴招100萬,全國就可拉動2%的GDP,以每年25%~30%的擴招速度,3年內使我國高校的招生量擴大一倍,從每年200萬人擴大到400萬人,新增學生全額自費,即每人年均繳學費1萬元,每年可收取學費200億,這部分學生在校增加消費40億,根據我國的投資乘數估算,這240億就可帶來1000億的投資和最終消費。
誘人的數據很快就吸引了當時高層的注意。
1992年《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加快發展第三產業的決定》指出,教育事業是第三產業中對國民經濟發展具有全局性、先導性影響的基礎行業。第三次全國教育工作會議上,江澤民強調,要切實把教育作為先導性、全局性、基礎性的知識產業和關鍵的基礎設施,擺在優先發展的戰略重點地位。《關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進素質教育的決定》則更明確地提出要“發展教育產業”。
但是,延續至今的高收費政策并未從根本上促進中國高等教育的發展,它減輕了政府的財政負擔,卻將負擔轉嫁給民眾,深化了中國社會矛盾。當中央領導集體提出創建“和諧社會”的發展目標之后,因“教育產業”引發的種種社會矛盾就成為“和諧社會”中并不和諧的音符。因此,人們就很容易理解教育部門的否定聲音了。
扭曲的理解
同時,也有學者并不茍同于對產業化的整體質疑,認為“教育產業化”其實是被泛化、異化和嚴重扭曲了,包括政府在內的各種利益主體普遍對其誤讀?,F實原因是教育財政體系失衡和規范的教育財政轉移支付系統缺位。但在這背后,中國教育改革的“經濟主義路線”,則是造成教育價值失衡、教育行為失范、教育品質惡化的根本原因。
中國需要接受教育的人數世界第一,而政府的財力有限,完全依靠公辦學校不能滿足社會的需求。政府解決不了,又不讓民間資本進入,其結果只能是很多人失去受教育的機會。所以,不是“教育產業化會毀了教育”,而是教育不該產業化的產業化了,需要產業化的反而沒有形成產業。應該做的是,一方面堅決制止一些公辦學校的所謂“產業化”以及在此名義下的高收費、亂收費;另一方面,大力支持社會力量投資辦學。
甚至有專家大膽預言,今天就是放手允許“教育亂收費”,我國的教育也遠遠不能滿足人民對高品質教育日益增長的需要。其證據就是蔚然壯觀的“留學潮”。部分學科的博士后、博士和本科生的出國留學當然需要,但許多中小學生遠離父母、跨洋“留學”,相當一部分中等收入人家寧愿忍痛支付比國內“亂收費”還要高的代價,也要把孩子送出去??梢?,在國內無論怎樣“亂交費”,也還是買不到一些家長和學子們中意的教育服務。
耐人尋味的是,恰恰在中國“反對教育產業化”的口號聲里,英國、加拿大、澳大利亞等國向中國的“教育出口”成長為一個興旺發達的產業部門。
“產業化并非是空洞的口號和標簽,籠統談之,并不準確。”周洪宇也認為,“要建立與市場經濟相適應、相配合的教育體系,必須走市場化,但市場化并非就是產業化?,F在總有人以為教育改革與市場經濟不能平行,其實不然。對于一項改革舉措,采取簡單的迎合或抵制,都是不負責的態度?!?/p>
政府的腰包
周洪宇研究政府在教育中的職能作用,發端于2002年3月香港理工大學劉佩瓊教授的一場講座。當時他受指派赴港考察香港教育,其間逢劉演講,主題是“政府為教育做什么”,聽后感觸良多。
香港歸來,他就以全國人大代表的身份,就此課題深入鄉村調研,所寫報告得到溫家寶總理的批示,并就此促成了中國農村義務教育“兩免一補”政策的制定和實施。“基礎教育關乎高等教育,政府對高教事業的重視,同樣要厘清自己的角色”。
但現在的問題是,政府部門在微觀運行上過多干預大學的自主性,行政管理大學的制度更應該為高校提供資金以及政策的扶持,比如如何完善高等教育的收費制度和與之相配套的獎學金、助學金、貸學金制度、各種非政府組織(慈善機構)的教育捐助、轉移支付、教育憑證、教育費減免等制度,使低收入家庭學生有獲得高等教育的機會。
按國家統計局發布的信息,2006年全國國民生產總值達到20萬億,財政收入實現3.7萬億,全年凈增7000億?!叭缃裾难牧耍嗷ㄐ╁X給教育方面。”周洪宇說。
為此,他已決定在今年的全國“兩會”上,將為一個4%的數據提出議案。
這個數據是在1992年國務院的一次常務會議上提出的,說的是我國的公共教育經費占國民生產總值的比例到2000年應達到4%。在當年舉行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和政治局全體會議上,經研究并通過。1993年2月頒布的《中國教育改革和發展綱要》寫入了這一目標。然而實際情況卻一直在3%以下徘徊,到今天也沒做到。
去年10月11日中央十六屆六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再次把這個數字寫入其中,并稱到2010年“逐步”達到這個目標。
周洪宇準備提交的議案,核心內容就是把“逐步”改成“盡快”。他直言不諱,現在政府已經有能力辦好教育,關鍵是看想不想做,做到什么份上。
數據表明:2001年中國教育經費只占GNP的2.6%,在全球120個國家中的排序位于第96位,是世界上對教育投資最少的國家之一。與大陸相比,臺灣在經濟起飛階段,GDP的12%~22%都投入了教育;而美國雖然經濟總量已經很大,卻仍然長期保證教育經費占GNP的6%~7%。
另據南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張玉林按4%差額的測算,從1985年到2003年,政府欠教育的經費總計為10100億元?
這個天文數字應驗了海南省省委書記、省長衛留成說的一句心里話。至去年底,該省經過一年半的努力,實現全省鄉村“最美的地方是校園,最好的建筑是學?!钡哪繕?。面對贊譽,衛留成發出肺腑之言:“我們欠老百姓的教育賬還多著呢!”
教育資源 公平享用
不論主觀上情愿與否,很多人在談論近十年的中國教育改革時,總會把湯敏的名字和“教育產業化之父”掛在一起。
現在,湯敏并無興致辯解此說。但作為經濟學人,他對國內的教育發展,尤其是高校改革的關注依舊。他向記者談及最近正在思考的“富人搭窮人便車”的現象。
他認為目前在教育、衛生等需要國家補貼的領域,富人正在跟窮人一樣享受著資源的澤惠,這是不正常的。湯敏的設想,是通過政策扶貧,他認為“減少支出跟增收一樣重要”。過去總是提如何增加貧困人口或者大多數人民的收入,在他看來,人的收入是沒法平等和控制的,但是可以在支出方面制定一系列政策,保證窮人能減少支出,比如貧困人口上學可以免費或者少交費,看病也可以少花錢,富人就得多花點錢。
湯敏尤其對國家補助高校學費實行“一刀切”的做法提出異議。目前我國平均每個大學生的人均成本為每年1.3萬元,而目前高校人均學費為5000元。實際上國家財政直接或間接地每年給每個在校大學生提供了“一刀切”式的約8000元的助學補助。
“這樣的補法不分貧富差別,對貧困家庭而言是很不合理的。高等教育并非義務教育,現今的中國,平均25個家庭出一個大學生,換句話說,一名在校大學生是由25個家庭‘供養’的。但是,由24個家庭繳稅來補助一個有支付能力的富裕家庭的孩子上大學,那就有失公平。所以說,這是富人搭了窮人的便車?!?/p>
對此,湯敏主張對高校學費的收取和補助,應該分不同層次進行。國家對高校的新增???,首先要用于貧困學生身上。此外,按規定高校收入的10%用于困難補助,這筆錢也要??顚S谩K€極力提倡,國家應把“暗補”改成“明補”。聲明凡是沒有繳全額學費的都是得到了助學補助的。如同任何補助或扶貧款的發放一樣,極貧困家庭的大學生應全免學費;比較困難的應部分減免學費;而有支付能力的家庭少接受甚至不接受任何補助?!斑@些都是應該改進之處。”湯敏說。鐘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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