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評
中國的個人外匯政策正大步向鼓勵“人民幣資產轉換外幣資產”的方向邁進，即“藏匯于民”，它的另外一種臺詞是扭轉強制結售匯制度，讓央行少接納一些外匯。目前，人民幣兌美元中間價在7.8附近徘徊，創匯改以來新高。而據海關總署日前統計，2006年中國實現貿易順差1774.7億美元。
在2月1日起即將實施的《個人外匯管理辦法》限制了個人結匯，也就是說個人所持外幣兌換人民幣的行為將被控制。這種降低個人大量向銀行結匯的行為意在減小央行對沖外匯占款的壓力。另外，在購匯方面，個人年度購匯額度將由2萬美元提高至5萬美元，央行希望民間更多地消費掉外匯。
中國在“順差時代”的個人外匯政策的調整非常類似于1971年的日本。日本1971年的匯改是一種“自主控制的，漸進式”的改革，跟1985年的“廣場協議”(重壓下)改革哲學幾乎截然相反。1971－1973年的日本也苦惱于它日益龐大的順差以及美國的“口水抱怨”；1971年的日本也因為
外匯儲備的增多，FDI的大量流入擴大了本國的基礎貨幣；當時日本也因為一心一意守住固定
匯率(360日元兌換1美元)而承受央行對沖外匯占款的壓力。1971年的日本宣稱：匯率是本國內的貨幣主權問題，向絕對的匯率自由浮動的方向靠攏也應該根據本國的國情，有步驟地進行。
日本自然地首先想到控制貿易順差，讓賺得的外匯更多地花出去。于是日本在1971年宣布，國民可以獲得更多的外匯，并可以把這些外匯帶出境，如果入境公民帶來很多美元，這些公民不應該將這些美元兌換成日元，而是應該自己持有。隨后，日本對企業用匯給予了“自由化許可”，日本的對外貿易企業可以自己保存賺得的外匯，只要向央行匯報一下金額即可。另外，日本政府開始對本國企業海外上市帶回大量外匯感到擔憂。
日本在1971年做出外匯調整的效果非常不明顯，日本央行繼續源源不斷獲得外匯，這些外匯繼續轉換成日元推動了日本的通脹。隨后，一場災難突然降臨，1971年11月18日，尼克松關閉了“黃金兌換通道”，“美元即黃金”的榮耀不復存在，相當于美元自求貶值。日元不得已進行升值16.9%，1971年11月18日，308日元兌換1美元。當時日本匯改的關鍵詞仍是“自主，漸進，靈活，適度擴大彈性”。同時，日本希望其他國家的企業來日本發行債券———武士債券，就像中國現在希望其他國家來發行人民幣債券一樣(吸走中國的外匯)。
但是，個人外匯政策和企業外匯政策的“寬松化”依然沒有阻止大量美元的涌入。實際上，這個時候很多美元并不是依靠外貿出口賺取的，而是一些投機的熱錢。日本給予的教訓之一是，“消除被動囤積外匯，并不能僅僅通過鼓勵人們持有外匯或者用外匯消費來解決，這種解決之道太弱小”。
在14個月之后，日本聽從了“主動升值派”經濟學家的意見，出其不意地調整日元匯率，升值14％，將日元匯率水平從308日元兌換1美元調整為265日元兌換1美元。同時，在這個過程中迅速建立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日本要求日元的匯率應在264日元－266日元之間徘徊。這不得不讓人聯想到現在人民幣3‰的浮動區間。
但此后日本并沒有從這一主動性調整獲益。日本的出口僅僅在1972年第一季度下降了0.1%，隨后大增，出口上升高達15.7％，比以往任何一年都好。當年的GNP增長率達到10％。吊詭的是，日本政府竟然沒有絲毫預見到這一情形，一些人想當然地認為日本的匯率上升將拖慢了經濟增長。他們認為，既然匯率走強，就需要利率走軟，于是日本官僚一致同意采取擴張性的經濟政策：擴大財政支出和不斷削減貼現率，放松銀根。結果，醞釀了日本的經濟泡沫。更重要是，“劇烈升值派”的意見讓美國代表的國際社會看到日本的貨幣主權的內在軟弱和毫無計劃。當時他們幾乎確信日本官僚們在捍衛匯率機制的連貫性上的決心并不大，于是日本的底牌被別人都猜中了。
日本故事給我們兩點啟發：一是，依托個人和企業外匯政策上的改革，并不能根本地解決中國外匯堆積的問題(雖然這些改革可以擴展微觀經濟主體的“自由”，是好事)。第二，在決定外匯的幣值和機制改革上，中國政府應該保持強悍的連貫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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