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訪談·世界對話，這里是中國網“兩會”訪談，歡迎您的收看。今天做客訪談的嘉賓是全國政協委員、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遲福林。他作為中國改革的重要智囊，今天，將針對如何應對經濟下行壓力、“一帶一路”建設和人的城鎮化等問題，與我們分享他的提案與看法。遲院長您好，感謝您做客中國訪談。
您好，各位網友好。
李克強總理在作《政府工作報告》時指出，2015年我國經濟下行壓力還在增大。您認為應該怎樣去應對呢？
我想這次總理報告大家評價比較高的其中一條是敢于直面問題。我們經濟下行壓力比較大，總理報告也講了，可能比去年還要大，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總理還談到，我們現在正處在一個爬坡過坎的關口，體制性摩擦和結構性矛盾是攔路虎，對困難的估計應該說還是比較充分的。
我們怎么看經濟下行壓力？首先有一個大的分析，現在經濟下行壓力和過去有什么不同。我的看法是，我們這一輪的經濟下行壓力，和經濟轉型升級有一個交匯點。所以，既有短期的下行壓力，更有中長期的經濟轉型升級，就是如何把中長期的經濟轉型升級和緩解短期經濟下行壓力結合起來。所以我們要講幾點事情。
第一，我們必須把握大趨勢，在推進經濟轉型升級的進程中來緩解短期壓力。
第二，在這個前提下，或者在保證調結構、轉方式這樣一個前提下，我們的著力點是可以采取定向調控，微刺激，這個大前提很明確。所以現在很多微調為什么跟過去不一樣，因為我們轉型升級是大趨勢，我們解決短期，不能忘了中長期。
第三，短期、中期相結合，所以總理報告一再講，我們正處在爬坡過坎的關口，所以這個時候短期和中期關系怎么處理，我想這個報告立足于中長期，著力解決短期，來實現緩解短期經濟下行壓力加大的時候，我們更為了中長期的經濟新常態。
所以這個報告我想在這點上體現得比較充分，首先是2015年的工作，但是對整個大趨勢，對整個問題的分析很清醒。這樣我們才有清醒的分析，采取的措施既有利于短期又有利于中長期。
您為什么說“十三五”時期是中國經濟轉型升級的最后“窗口期”？
中國提出的經濟發展方式轉變這個理念從1995年到現在你看多少年了，我們剛才講到一個特點，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和經濟下行壓力交匯，有一個交匯點，還有兩個特點；第二個就是經濟發展方式轉變或者叫經濟轉型升級和新一輪的科技革命成了一個交匯點，能不能在未來的五六年時間，抓住新一輪科技革命這樣一個機會，一個機遇，像以互聯網為重點的信息產業來推動中國的產業變革，這個是十分重要的事情。這樣才能夠抓住大勢，然后實現中國經濟能夠“兩個結合”，在保持中高速的時候向中高端結合，這個是一定要看到的。
因為所謂的最后“窗口期”，未來的五到十年，如果我們不能抓住新一輪科技革命的先機，我們就會錯失發展機遇，所以這是我們經濟，不僅在短期，而且在中長期成功還是失敗的一個關鍵點。
第二個我們現在的經濟矛盾比較突出，像產能過剩、地方債、房地產，這些都處在一個矛盾集中反映出來的時期，如果這幾年，我們解決產能過剩，解決地方債，解決房地產解決的不好，那對我們中長期發展就成了一個大問題。
第三，更重要的是經濟發展方式轉變還和整個國際經濟新格局有一個交匯點，外面的整個國際經濟大背景發生了變化，像過去我們出口，就是拉動經濟很重要一個方面，現在出口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微乎其微，那么這種情況下，就要把立足點放到擴大內需，拉動消費，釋放我們國內的活力。
所以綜合這樣的情況看一定要有清醒的判斷。從現在開始到2020這六年是中國轉型升級最關鍵的六年，這個怎么分析都不過分，我叫它是一個歷史的關節點。如果經濟轉型升級，沒有一個突破，我們這個關節點可能很難過得去，爬坡可能就要退下來，如果這個關節點過去了，中國就會有十年、二十年好的發展前景。有人說了，經濟轉型升級是一個不斷的過程，怎么是最后“窗口期”呢？這是問題導向我們經濟發展到今天，面對的問題，面對新的歷史機遇，如果抓不住，如果不解決這些問題，關口就過不去。
所以從這些方面來說，我說我們經濟發展轉變到了最后“窗口期”了。
第一，我們對問題的判斷要清醒要客觀。
第二，增加我們解決這些問題的緊迫感。
第三，更意識到無論是科技革命還是整個國際經濟關系，這個變化是很快的，抓不住這個機遇可能就失去了很多發展的條件。
所以這個情況下，我說對“十三五”怎么分析都不過分。我主編了一本書剛剛出版，叫《轉型抉擇》，我們面臨著一個歷史性的轉型抉擇，何去何從，十分關鍵。所以“十三五”在我國的歷史中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今年開始我要把自己很多的精力放在“十三五”的轉型改革研究上。
您的提案中也提出了，經濟轉型的出路在于加快從工業大國走向服務業大國，并且到2020年基本形成服務業主導的經濟結構，那么請您分析一下目前我們中國服務業是一個什么樣的態勢？
我們講轉型，這跟您剛才說的問題正好連接在一起，為什么是最后“窗口期”，就是面臨著何去何從。有人很不贊成我的說法，說老遲，我們這么大一個國家不搞工業行嗎？說怎么能不搞工業呢？我的一個看法，我們首先問題導向，問題在哪里，那么我們工業問題在哪里，我們的中國制造全球聞名，中國制造的產品現在遍布全球，可是我們的問題在哪里呢?我們自己品牌的制造商品太少了，一般加工產品太多了，這是從現實來看。那么從數字上來看，像德國，德國是我們發展工業的一個榜樣，它是一個制造業強國，那么德國是什么情況？它的服務業比重是75%左右，我們去年雖然創造歷史新高，但是也只有48.2%。
第二，德國生產性服務業占服務業比重多少呢？60%以上，我們占多少，還不到人家一半，剛剛接近30%。也就是說中國工業轉型升級要從制造向創造，然后到 “智造”。這次總理講轉型關鍵是智慧的“智”，這個核心取決于什么呢？以研發為重點的生產性服務業必須有一個很大的突破，很大的提高，工業才能轉型升級。所以中國要成為一個制造業強國，必須發展服務業，主要是研發為重點的生產性服務業。
我們剛剛聊過這個話題，以互聯網為代表的新一輪科技革命，能不能拉動中國的產業變革，發生一個深刻的產業變革，這個決定我們工業轉型升級。我們剛剛談到了新一輪科技革命的機遇，就是未來五到十年，中國要成為像李克強總理報告說的，到2025年這十年，要從工業的2.0到3.0到4.0，核心取決于什么，這個以發展互聯網為重點的研發，這樣以研發為重點的生產性服務業發展起來了，實現革命性的變革，我們的工業轉型才具備了最重要的條件。嚴格講，我們中國今天是一個工業大國，但是我們必須清醒看到，我們產業變革進程還相當慢，自己有自己品牌和先進的制造業，應該說比較少。
所以用新一輪科技革命，用以研發為重點的生產性服務業，實現中國的產業變革，是解決中國從制造到創造，實現2025成為制造業強國目標的主要措施所在。所以，不是不要工業，而是從問題導向怎么去實現工業的轉型升級。
第二，從老百姓來看，比如說你我來看，你很年輕，那么我們現在的需求是什么呢？你可能更多不是說吃的問題穿的問題，這個好解決，你現在需求最大是什么呢？比如說我們怎么得到多方面更好的服務，所以現在服務性消費需求（增長了）。就拿買房子來說，未來我買房子，后面是買服務，如果你這個房子后面是一個很大的社區，和大數據醫療結合起來，這個房子的品質就會提高，這個房子就可能好賣。那么現在我們城鎮居民服務的市場規模占整個消費總規模大概30%到35%，這兩年大概兩個百分點的增長，我估計到2020年，中國老百姓，尤其城鎮居民的服務性需求，可能至少提到40%，搞不好要到50%，也就是服務消費需求成為消費的主流，就拿健康服務業來說，我們現在按照美國麥肯錫公司的估計，中國未來五到十年健康服務業的消費需求有八萬億，成為全世界發展速度最快的一個健康服務業市場，所以很多資本現在盯著我們來做這塊，那么我們現在進入老齡社會，現在老年人的健康服務需求，估計至少有一萬到兩萬億，可是我們實際的供給有多少呢，大概不到兩千億。
所以這個服務的需求越來越大，你我，更多的人都需要服務需求，吃東西安全不安全，后面是一個服務，所以消費的本質是服務，生活到這個階段，經濟發展到這個階段，服務的需求全面快速增長，無論從問題還是趨勢來看，我們服務業的發展對中國經濟轉型升級具有決定性的影響。所以這個時候加快服務業的發展，尤其是生產性服務業發展，已經成為中國實現經濟新常態的一個重中之重。
第一，實現服務業快速增長，我們經濟增速就有百分之六到七的增速，增速就有了基礎，這五年服務業年均增長兩位數，都是10%，按照這幾年的情況看，服務業每增加一個百分點對GDP的貢獻是多少呢？0.4個百分點，十個百分點那GDP就增加四個點，那么再加上其他方面的貢獻，我們6%到7%的經濟增長就沒有問題。
第二，我們服務業規模發展會很快，去年服務業規模已經達到30萬億元了，估計到2020年，我們服務業的規模大概可能達到47萬億元到52萬億元或到55萬億元這個區間。那么這樣一個規模，他成為中國擴大內需一個最大的優勢。所以你看我們要保持一個6%到7%的經濟增速，未來五到十年增長服務業是一個重要調節。
從就業來看，我們2013年以前，GDP每增加一個百分點，解決就業是多少呢？是70萬人到80萬人，去年我們服務業水平提高了48.2%，進步還比較低，但是就業是多少呢？在去年GDP每增加一個百分點，新增就業是170萬人到180萬人。我們實現就業優先，比較充分的就業，主要矛盾是服務業的發展，服務業發展以后，我們就業只要6%-7%的增長，以服務業主導整個產業結構，他就成為實現充分就業一個主要的平臺。更何況我們要實現可持續增長，我們要資源環境的可持續，如果不改變傳統粗放型的工業主導結構，我們資源環境問題都很難解決，所以從這點說它是由工業大國走向服務業大國，這是我們轉型升級一個大的方向，一個大的趨勢，也是我們適應引領經濟新常態的一條必須要走的路子。
那如果要實現您提案中說的2020年基本形成由服務業主導的經濟結構，應該從哪方面入手呢？
有人也不大贊成這個觀點，能形成服務業主導？為什么形成服務業主導？我們是講服務業比重在GDP當中應該占大頭，比如到2020年，服務業從現在48.2%能提到55%左右，那就形成了我們以服務業為主導的經濟結構。那么要實現這個，關鍵問題有幾條：
第一，要認識到現實的需求，有沒有這個需求，是不是一個大趨勢。我說有三個大趨勢，就是我們牢牢把握發展的大勢頭，大趨勢，有三個大趨勢：
第一個大趨勢是我剛剛說的工業轉型的大趨勢，毫無疑問這取決于生產性服務業的突破和發展。
第二個大趨勢是城鎮化發展的大趨勢，就是從一般的規模城鎮化向人口城鎮化轉型升級，那么我們現在估計到2020年中國規模城鎮化會從現在的54%提升到60%左右，而我們人口城鎮化從現在36%提到52%左右。人口城鎮化36%到52%這是一個巨大的轉變，這個說明什么？首先，中國人口城鎮化的水平已經和世界的平均水平大體相當了；
其次，更重要的是一個城鎮居民的消費等于農村居民消費的三倍，而且這種消費的水平、消費的要求大不一樣，所以要真正解決人口城鎮化，當然我們這兩年戶籍制度改革會加快，我估計到2020年人口城鎮化達到52%應該沒問題，如果到那個時候沒達到52%，說明我們整個戶籍制度改革，沒有實現預期目標。那么人口城鎮化對服務業也提出需求了。第三個大趨勢是消費機構升級。剛剛我們談到對服務消費需求的增加，現在老百姓，過去很多的時候大家是解決溫飽的問題，后來解決一般性的物質性消費，現在服務性消費增加了，你看我們現在的手機多少功能，為什么這兩年信息消費大概都以25%到35%的速度在增加，就是信息消費也在增加，消費結構升級正處在一個歷史的關節點。
所以這樣三個大趨勢，說明了對服務業的需求全面快速增長，尤其后面還有一個公共服務的需求，全面快速增長，所以我們必須抓住這個大趨勢來加快發展我們的服務業。
發展服務業，我們不轉型不改革行嗎？我們過去搞的投資拉動型的增長，必須向消費驅動型增長轉變，要更多釋放消費需求，這樣經濟才有一個內生的驅動力。
第二，我們現在有很多結構性矛盾，像過去搞工業，稅收的比例就低，然后用地就相對便宜，水電也比服務業要便宜，像這樣政策就不利于發展服務業，所以要實現服務業主導的轉型改革，需要在發展理念、現行的體制和政策上來實現一個實質性突破，沒有這一種突破，服務業發展是很困難的。
所以財稅是這樣的，就是說我們必須要用結構性改革破解結構性矛盾來實現服務業的轉型升級，具體來說是財稅結構、金融結構和教育結構。財稅結構就是你現在財政稅收結構不利于服務業發展，金融結構發展服務業主要靠中小企業，我們中小企業融資很困難怎么能發展呢？
第三，發展服務業主要靠專業技術人才，一方面現在全社會一般勞動力每年還在減少兩到三百萬，可是又有幾百萬大學生難以找到工作，一方面這有社會的多種因素，另一方面不能不說跟我們教育結構、教育發展滯后直接相關，教育結構要為服務業提供人才，所以這個很重要。除此之外，服務業市場要開放，現在我們一般商品市場基本上全開放了，可是服務業市場，要搞研發，要辦教育，要辦醫院，那很難很難的。所以，只有服務業市場的開放使社會資本能夠在這里進入平等競爭，我們才能保證國有投資公益性的前提下，把服務業市場做大，來適合老百姓需求，所以放開這個市場。
這些方面我們發展服務業是符合大趨勢，另外，發展服務業，實現服務業主導是一場深刻的變革，所以必須在服務業主導的轉型上，服務業市場開放，結構性改革，這些方面做出一些大的突破。另外，適應于這樣經濟轉型升級的需求，我們對外開放的結構也要變化，總理報告講出了一個外貿轉型升級，加大服務業貿易的比重，現在我們是一個進出口的大國，可是我們服務貿易只占我們進出口貿易中的6個百分點，主要經濟體的國家一般是20個百分點。我們適應國內轉型升級的需求，一方面我們加大研發，出口我們自己的服務業產品，另一方面我們進口國內需求的服務產品，就是服務貿易的比重如果到2020年能跟現在主要經濟體比重大體相當，也就是20%左右，這對我們對外開放，外貿的轉型升級，也是一個重大的課題，就是要多方面推進服務業主導的轉型改革。
我們出的《轉型決策》這本書專門談到了這方面的問題，大家有興趣可以看一看。
您剛才提到服務貿易，我們也知道“一帶一路”是兩會的熱詞，也是我們國家的一個國家戰略，那么 “一帶一路”對于我們服務貿易強國進程，有什么樣的推動作用呢？
這個很重要， “一帶一路”是我們新的形勢下，對外開放的一個大戰略、總抓手。“一帶一路”表明了幾個大問題：
第一，是中國對外開放新的歷史進程。在全球對外開放大格局中，我們的份量增加，話語權增加，參與制定規則的主導權增加以外，我們必須要發展絲綢之路經濟帶、海上絲綢之路，擴充我們這樣一個對外開放新的格局。比如說這么一個格局下，就使得中國，與西部的一些國家和地區互聯互通，打開這個市場，這個市場打開以后，即有利于推動這個區域及區域間經濟發展的一個新格局的形成，更有利于中國賦予優勢的產能，能夠全球布局，像制造業全球布局，基礎設施全球布局，這樣有利于中國的轉型升級。
第二，在這個過程中來推動中國西部地區的發展。過去西部很多地區都是對外開放的末梢，現在就變成對外開放的前沿了，所以西部地區未來在“一帶一路”上發展空間是很大的，這是一個大趨勢。
第三，我們在“一帶一路”中最重要一個措施是加快自貿區的建設，我們提出了亞太自貿區，與此同時，在國內我們加快自貿區的進程。所以我估計我們國內的自貿區進程未來幾年會加快。那么在加快自貿區過程當中，我們主要是做什么呢？是服務業市場開放，是加快服務貿易的進程，既有利于提高中國在整個服務貿易的發展，同時也發揮中國在推動服務貿易對外開放中的大國作用。
那您認為地方政府應該怎么樣去參與到“一帶一路”的建設當中呢？
現在各地方政府都很有積極性，但是積極性都是在爭項目，有多少個項目，多少個投資擺在我這里。
我想有幾個方面，項目特別重要，毫無疑問。“一帶一路”首先是互聯互通，你像云南中緬這些大通道的建設，肯定會拉動云南地區的發展，這個項目很重要，在注重項目的同時，更要注重改變整個經濟結構，尤其要在以研發為重點的生產性服務業上提高水平，否則，你的富余產能過去了，我們逐步升級，怎么樣才能使你適應“一帶一路”，發揮你的優勢呢？西部地區的經濟結構，應該比東部地區要明顯落后。所以，你真要增加競爭力，未來在“一帶一路”扮演角色，你的經濟結構一定要上一個水平。
當然更重要是西部地區在這樣一個進程當中抓住“一帶一路”的機遇，在我們內部的體制調整，政策調整上下大功夫。過去都是內陸經濟，現在開放經濟，原有的管理體制、管理理念，應該說就不相適應了，如果還用原來發展內陸經濟的辦法，搞“一帶一路”，恐怕你就很難抓住機遇，所以，這個轉變極為重要。
前幾天，我們在采訪原發改委副主任張曉強同志的時候，他提到幾點，其中一點就是在發展“一帶一路”的時候，一定要讓企業起決定性作用，一定要避免政府去主導，您怎么看呢？
對，他說的這個是十分重要的，現在政府的作用很重要，政府的作用是什么呢？比如說要推動“一帶一路”的實施，在這方面政府起主導作用。然后在推動“一帶一路”重大基礎設施建設，政府有很重要的作用，甚至有主導型作用。但是，具體項目開發的主體是企業，所以對于我們這些中西部地區，尤其西部來說，更重要是要創造市場環境，因為西部地區的市場環境和東部地區比，應該說還有差距，怎么樣能夠激發市場的活力，能夠在多方面發揮企業的積極性，這個是對西部地區的一個考驗。
在您的的提案中有一個和“一帶一路”相關的，就是《把海南建設成為海上絲綢之路“南海服務合作基地”的建議》，指出破題海上絲綢之路建設，重在南海，難在南海，突破口亦在南海。要把海南建設成為海上絲綢之路的“南海服務合作基地”，您認為可行性有多大？
可行性相當大。
怎么說？
第一，海南歷史就是海上絲綢之路的一個重要門戶。歷史上，鄭和下西洋，海上絲綢之路，海南有歷史的一個傳統，尤其未來我們自貿區的升級版，然后在海上的合作，海南是中國最大一個海上的島嶼，周圍海洋面積有200多萬平方公里，而實際陸地面積只有3.4萬平方公里，所以這個有個歷史傳統。
第二，現實需求。我們建設海上之路，你剛才也談到了，重在南海，難在南海，如果海上絲綢之路把南海這件事情解決了，我們海上絲綢之路就有一個重大的突破，就會推動中國海上絲綢之路建設，能夠加快進程。所以，在這個背景下，海南島作為南海上的最大一個島嶼，毫無疑問也必須扮演重要的角色。
第三，怎么扮演這個角色？我給海南省政府提交了這份建議，把海南島作為我國海上南海絲綢之路的合作服務基地，海南島未來能不能合作為南海一些周邊國家發展海上旅游，能不能共同來開發南海資源，能不能共同來保護南海的資源，使南海不受破壞，能不能在海上實行一些自由貿易，比如說海南的洋浦港，有沒有可能成為南海油氣資源加工、保存、交易的一個基地。有很多的課題，更重要是海南同時還扮演著一個南海服務基地的角色，我們很多的海上開發要依靠海南島來得到各類服務條件，所以我們把它定位叫“南海合作服務基地”。
第四，如果這么做，既有利于海上絲綢之路這個大局，更提升了海南島戰略地位，使海南在新的海上絲綢之路建設進程中，作用凸顯了。國家加大投入，又推動了海南島對外開放進程，又是海南國際旅游島發展的一個新的歷史機遇，所以我極力主張海南要抓住這個機遇，把南海合作服務基地上升為國家戰略。
我記得您剛才在服務業主導這個問題中說到人口城鎮化問題，到2020年人口城鎮化將從36%到52%，那么提到人口城鎮化肯定要說到農民工市民化，那么您曾經提出過“十二五”期間要讓農民工成為歷史，今年又提出在“十三五”期間讓農民工成為歷史，是不是還有一些困難，因為有這五年的推后？
我們從海南一下跑到陸地上來了，談這個農民工問題。我2008年就提出讓農民工成為歷史，而且應該是“十二五”實現，現在看我們在這方面進展了一大步，比如農民工公共服務，包括他們子女教育，在有些方面已經有突破了。為什么要到2020年？我現在只好再退一步，學者總有理想化的色彩，再一個我也感到這個事情是到了非解決不可的時候了。為什么？我們改革開放的目的是什么，目的是讓老百姓公平地享受發展成果，如果到2020年，改革開放40多年以后，我們還保留農民工，這個本身就不是公平發展，制度上就不公平，怎么能公平發展呢？
第二，從現實上來看，現在農民工主體是80后、90后，80后90后的農民工，你說到了2020年還不成為歷史，他們干嗎？這很可能就從經濟問題轉成社會問題。
第三，從條件來看，讓農民工成為歷史，這個條件應該說基本成熟了。有三個方面的條件：
1.有一批農民工他們在城里長期居住，有穩定的工作，他們也回不去農村，為什么不盡快改變他們的戶籍，使他們成為城里的一份子呢？所以解決三個億的問題，我們首先有一億農民是可以解決的。
2.相當大的農村青年轉移到城里，你叫他們回農村能回的去嗎？現實是回不去，而且他們已經在城里成為創業創新主體的一部分。
3.我們發展現代服務業，也需要各類具有一定勞動技能的勞動者，那么城里就業結構也需要他們。
所以從多方面看，我認為到2020年，改變城鄉兩元戶籍制度，總體實現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這兩件事情解決了，農民工成為歷史，那就是一個完全可以實現的目標了。
因為農民工成為歷史無非就兩個大條件：第一是城鄉兩元戶籍制度改變，第二是城鄉基本公共服務總體能夠得到實現。至少制度統一，底線大致公平。當然這個里面還有一個問題，像北京，有很多流動人口，所以一方面轉移農民工要成為城里一份子，成為戶籍人口。另一方面，可能相當一部分大城市里面是流動人口，所以能夠研究對流動人口的服務管理辦法，這是另外一個問題。所以這件事情的解決首先是我們發展的大目標，公平發展，讓農民工成為歷史，是改變城鄉兩元結構一個最需要解決的問題；第二，實現城鄉一體化的一個重大任務；第三，也是我們勞動消費擴大內需一個重要的條件。我剛剛講到了，農民工進城可以擴大消費，更重要的是我們實現經濟轉型升級，加快服務業發展的一項很重要的事情。
所以，我估計到2020年，中國的人口城鎮化就在于有三到四億農民工能夠轉移到城市，但是他們一部分可能是大中城市的居民，一部分可能在各個城市中流動。當然在這里面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我們的中小城鎮如何能吸納農民工，我想在這里可能有一個重要的條件，中小城鎮公共資源配置如何實現和大中城市大致相當。因為很多中小城市的生活成本比較低，本來農民工可以到那里去的，可是它的很多公共服務條件，像教育、醫療，這些條件吸引不了農民工，所以實現大中小城市公共資源配置均等化，是我們合理地實現人口布局，有利于農民工轉移到城市的一個重要條件。我們到歐洲去，為什么幾萬人口的小城鎮可以辦大學，為什么相當一部分人在大城市里工作，居住在中小城鎮，就是因為那里的基本公共資源配置，比如說教育、文化、醫療等，和大城市大致相當，這是一個很重要的條件。
所以，中國的人口城鎮化除了解決農民工問題為重點，還需要在多方面（解決），比如說公共資源配置，比如我們戶籍制度，比如說公共服務，多方面來解決這個問題。
也希望通過您的呼吁和我們政府努力，使更多農民工能真正扎根城市，內心不再漂泊。
所以我現在的呼吁就是到2020年要讓城鄉兩元的戶籍制度成為歷史。
今天我們的話題其實比較廣，下面我們來談談您和您所在的機構。《政府工作報告》說要“重視發揮智庫作用”。而且今年年初中央也發布了《關于加強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的意見》。您認為在現今的形勢下，中國智庫應該有哪些機遇？
首先講講為什么中央要發重視智庫、發展文庫的一些文件。中國經濟上成了世界第二了，我們硬實力上去，軟實力怎么樣呢？當然軟實力有多方面進展，像孔子學院在全球的布局，但是，總體說軟實力同我們硬實力不相適應。一個國家的發展，一個國家的吸引力，一個國家的綜合實力離不開軟實力，所以，現在發展軟實力，是我們國家建設強國的一個重大任務。
第二，發展軟實力有多方面，其中重要的是智庫的發展。智庫在國家發展中，它有話語權有影響力，然后在國際交往中有影響力，有話語權。像我3月1號剛剛從歐洲回來，那有一個800多人開的“中歐改革論壇”。外國對我們興趣很大，經過討論、爭論，像拉米是原來WTO很重要的一個人物，他最后結論是，第一，我贊成遲先生講的中國轉型升級就要走向服務業大國；第二，中歐之間必須要探討一條跟美國的TPP不同的貿易自由化的路子，這個可以找到。然后下來，歐盟政策中心的人就找我，問我們兩個智庫能不能先來獨立研究中歐自貿區的問題，然后向各自政府建議，我們正在緊鑼密鼓來做這件事情。第三，拉米最后就講了一句話，說中國好，歐洲才好。這個并不是很多人都意識到。所以，這樣一個活動，中方專家去的陣容也很強，我們有15個中方專家參與，大家通過討論辯論，對中國有一個重新的認識，對中國市場有一個重新的認識，對中國發展前景有一個重新的認識，這不是我們國家軟實力一個重要體現嗎？
第三，在這個情況下中央出臺了關于發展中國新型智庫的意見。在1月26號李克強總理主持的國務院座談會上，我跟克強總理講，我說應當把重視智庫寫到你的報告里，所以我建議在第三方評估當中，重視智庫在第三方評估的作用，原來沒有，這次我拿到報告已經寫上了，要更加重視智庫的作用，所以這表明我們黨和政府在提升國家軟實力，在促進我們決策的科學化、民主化當中，智庫的作用已經提上來了。當然中國智庫的發展已經開始起步，但是需要采取措施，使它能夠加快發展，適應國家發展的需求。這個需求，我剛才講，無論對外，對我們的決策，還是在凝聚社會共識上，都需要智庫發揮重要的作用。
在《2014年中國智庫報告》當中，“中改院”在中國民間智庫影響力排名中位列第一。作為唯一躋身中國智庫綜合排名前十名的民間智庫，“中改院”是如何發揮中國新型智庫的“資政”、“啟智”作用的？
我們（中改院）1991年10月1號在海口創立，我從創建到現在一直在這里工作，我們這些年應該說也做了一些努力，我總結起來有這樣幾條。
第一，智庫要有責任感，要以公益為導向，能夠服務于這個時代，為這個時代做出一點事情。怎么服務這個時代？我們把自己定為中國改革智庫，直諫改革、竭心盡力是我們的時代責任，說句實話，這23年多來，我們基本沒放棄每一天，在努力地工作。
第二，智庫體制極其重要。我們從1991年成立，1992年自負盈虧，1993年企業化管理，在沒有財政預算的前提下靠社會支持，那是要靠體制，所以我們把自己的體制叫做獨立性、網絡型、國際化。體制相對獨立，這樣才能客觀地給黨和政府提出自己的建議。
網絡型。我們堅持我們小機構大網絡，可以講我們現在政策研究和社會科學研究這個網絡做的是很好的，很多專家讓我很感動。你像這次到歐洲去，專家沒有任何其他費用，但是這些專家特別積極，有些都是國內知名的一些專家，他們就感覺到我們做的是個事業，搭了這么好的平臺，我們為什么不能夠做一點貢獻。我們現在網絡型這一塊，很多專家應該說召之即來，這成了我們一個突出的優勢。
國際化。智庫在國際交往中發聲，而且發出正能量，也是智庫提升國家軟實力的一個重要任務，所以我們一建院就在政府相關部門支持下有多個多邊雙邊的政府項目，直到現在我們的國際化應該說是我們的一個突出特色。到現在23年多，我們光國際論壇開了八九十次了。我們重視在國際交往中，首先，開拓我們的思路，借鑒國際經驗。其次，在這種討論當中，要外面更多了解中國。像去年10月1號習近平主席在比利時的布魯日歐洲學院發表演講，上午他演講我們都在場，下午我們中改院和歐洲學院兩家主辦單位，就主辦了中歐改革論壇，這樣習主席不是搭了四個橋，改革之橋我們就把它搭起來了，我們前不久剛剛做過一次，今年還有一次大型活動。所以，國際化也是我們一個突出特點。最后，就在體制上我們的獨立性、網絡型、國際化的基本特色。
第三，機構的價值追求。不客氣地講，我們這么少的人怎么能形成一個網絡，要靠一點精神，要靠一點自己的實際行動來影響別人。很多人都說老遲你們就這么些人，怎么這23年有將近300本改革方面的書了，光外文出版就五六十本了。不客氣地講，我剛剛介紹的《轉型抉擇》這本書是我們春節前加班加點發布出來的，我很感動。我們有一些研究人員12點睡覺，早晨3點起來接著干，有一種精神狀態。一個智庫的人，我剛才講時代責任，所以我們把我們的價值追求大概概括為，“直諫改革、竭心盡力”。
我說這三者結合，我們才能夠在這種時代的發展中，也許在改革開放當中，扮演一個中國改革智庫的角色，起到在這里面建言獻策，能夠逐步發揮一些重要的影響。當然，這也得到了多方面的支持，海南省委省政府的支持，中央相關部委的支持，大家的理解支持。你做的好了，也能夠感動別人，同時別人也更理解你，更支持你。
所以在中國辦一個民間的智庫，我們現在叫社會的智庫，有很多酸甜苦辣，但是只要方向選對了，堅持下來了，有一個信念，我相信我們這種社會的智庫，發展路子會越來越廣，越來越會得到黨和國家的重視。
同時也希望通過我們官方智庫和像“中改院”這樣的民間智庫共同的、夜以繼日的努力，把我們中國打造成一個軟實力強國，和硬實力一起雙劍合璧。
對，一個強國，是的。
好的，今天的《中國訪談》到這里就結束了，感謝新浪新聞與網易新聞對本節目的大力支持，感謝您的收看，我們下期節目再見。
（責編/主持人：李虹霖 導播/后期：李哲 攝像：李雙江 圖片：張若夢 /策劃：王振紅 王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