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成果轉化邏輯下被誤解的《拜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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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網／中國發展門戶網訊 2002?年?12?月12日，在《拜杜法》頒布?22?周年之際，頗具批判性的英國《經濟學人》雜志特別撰文高度評價這一立法：“（《拜杜法》）可能是過去半個世紀中，美國制定的最令人振奮的法案”，“僅這一項政策舉措就幫助美國扭轉了繼續滑向產業邊緣化的頹勢”。這一將《拜杜法》視為挽救美國?20?世紀70—80?年代經濟衰退“救世主”（savior）的觀點，此后被廣泛傳播和接受。此外，以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為代表的國際組織也積極將美國《拜杜法》視為全球范圍內促進公共研發資助商業化的標志性法律實踐，促使《拜杜法》制度范式的影響極大增強。
有學者研究發現，至少有?15?個國家借鑒和移植了類似《拜杜法》的制度，其中也包括中國。2007年修改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科學技術進步法》新增了第?20?和?21條，規定財政資助項目知識產權歸屬及其運用；2015?年修改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促進科技成果轉化法》新增了第?18?條，規定國家設立的科研機構、大學有科技成果轉化自主權。這些都被普遍視為中國立法對《拜杜法》制度范式的接受。當前，隨著我國科技成果權屬制度改革和轉化體制市場化改革的全面深化，《拜杜法》作為國家立法促進科技成果轉化的一種制度符號（icon）越發受到了社會各界的高度重視。《拜杜法》在我國輿論中被普遍性認為代表著政府向大學、科研機構下放科技成果所有權的重大制度改革，代表著政府利用產權機制提高科技成果轉化率、提高國家基礎研究投資的成功典范，甚至還被認為代表了一個國家對科研人員知識和智力勞動的法律尊重?。
但與這種對《拜杜法》立法作用符號化的推崇極不相符的是，對這一不過?13?個條文（最初?1980?年版本只有?12?條）的美國法律到底是什么、規定了什么的基本事實，長期以來卻存在著許多流傳廣泛，但張冠李戴、似是而非的誤讀和曲解。在當前中美經貿摩擦形勢復雜詭譎多變、我國科技成果轉化制度改革已經邁入“深水區”的現實挑戰面前，那些看似正確的符號化、口號式的制度認知顯然已經難以適應新的形勢要求。因此，亟待回歸法律規則層面，厘清那些對《拜杜法》規則的“中國式誤解”，重新思考《拜杜法》規則對于進一步發揮市場機制在科技成果轉化中決定性作用的借鑒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