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來面臨的風險及防范

平衡抗菌藥物的普及和濫用

抗菌藥耐藥性毋庸置疑已經成為當今時代的熱點問題。耐藥性的發生發展必然會導致使用抗菌藥物成功控制住的感染性疾病再次復發，這對人類健康無疑是重大威脅，亟待全球各國從政治層面給予高度重視。然而，把目光和焦點只放在耐藥性上又過于局限，使我們不能夠從宏觀的角度審視抗菌藥物，忽視了抗菌藥對于世界醫療的發展是非常珍貴的資源。因此，在認識到耐藥性對人類和動物健康威脅的同時，也不要忽略這樣的事實——全球有更多的人死于感染后抗菌藥使用不及時，或者是根本得不到抗菌藥的有效救治，這些情況下的死亡率遠遠高于耐藥病原菌感染引起的死亡率。

耐藥性在人、動物、環境間廣泛傳播。抗菌藥物在醫療領域以及養殖業中的大量使用，不僅會使人和動物體內的大量微生物獲得耐藥性，而且，由于抗菌藥物殘留以及耐藥菌/耐藥基因的傳遞與交換，還會增加環境中耐藥基因的豐度和多樣性。養殖水域、污水處理廠、河流、沉積物和土壤等環境耐藥基因/耐藥菌，經過動物或人類的活動又有可能傳播到人類中去，造成耐藥性的進一步擴散。人—動物—環境構成的耐藥性傳播網絡十分復雜，加之質粒、整合子-基因盒系統、整合性接合元件、轉座子等可移動性遺傳元件介導的水平轉移，使耐藥基因在同種屬或不同種屬的細菌之間進行傳播，致使細菌的耐藥問題更加嚴峻。面對耐藥性在人醫臨床、動物養殖和生態環境中廣泛的擴散和傳播現狀，需要多個學科領域、多個部門之間乃至世界各國的通力合作才能遏制耐藥的傳播與擴散。

臨床治療細菌傳染性疾病很可能“無藥可用”

近年來，耐藥性問題日益嚴峻，多重耐藥、泛耐藥菌不斷涌現。耐甲氧西林金黃色葡萄球菌（MRSA）、耐萬古霉素腸球菌（VRE）、耐碳青霉烯類腸桿菌科細菌（包括NDM-1）、多重耐藥銅綠假單胞菌（MDR-PA）、多重耐藥結核桿菌（XTB）以及泛耐藥不動桿菌（PDR-AB）等超級耐藥菌的不斷出現，給臨床感染性疾病治療帶來了極大的挑戰。今天不行動，或許明天面對重癥感染我們將真的面臨“無藥可醫”處境。

即便去除抗菌藥選擇性壓力，細菌耐藥性仍然不能消除。細菌耐藥性是典型的達爾文競爭理論的體現，抗菌藥在人醫和獸醫上廣泛使用，加劇了其發展與傳播。然而，抗菌藥物的選擇壓力與細菌耐藥性之間的關系極其復雜。例如，美國?FDA?于?2005?年撤銷了恩諾沙星在家禽中的應用，美國肉雞中空腸彎曲桿菌對氟喹諾酮類藥物的耐藥率雖然在禁后?2?年（2005—2007?年）有一定的下降，但隨后（2007—2010?年）仍然保持上升趨勢。此外，質粒具有強大的可塑性，不僅可捕獲多種抗生素耐藥基因，還可獲得致病毒力因子、重金屬耐受因子、消毒劑耐藥基因等其他附屬基因。即使不使用抗菌藥物，在其他選擇壓力，如重金屬和消毒劑等作用下，也可促進與其他附屬基因共存于同一質粒上的耐藥基因的維持與散播。因而，須多方位、綜合考慮控制耐藥性的應對策略。

抗菌藥在畜禽養殖上功不可沒，然而，不合理使用甚至濫用抗菌藥帶來的細菌耐藥性問題已受到全球關注。2019?年，WHO?已將抗微生物藥物耐藥性列為全球十大健康威脅之一，控制耐藥性已迫在眉睫。盡管動物源細菌耐藥性問題與畜禽養殖上抗菌藥使用分不開，然而，驅動耐藥性傳播的因素是復雜的。如何有效控制動物源細菌耐藥性，需要綜合考慮耐藥機制、微生物種屬、特定的抗菌藥物，以及用藥方案等多方面因素，還需滲透“同一健康”（One Health）理念，因地因時制宜，制定符合國情的畜禽用藥方針，建立我國特色的動物源耐藥性監管和防控策略。（作者：于洋，方亮星，周宇峰，孫堅，廖曉萍，劉雅紅，華南農業大學獸醫學院。《中國科學院院刊》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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