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剛過去的２００６年，上海ＧＤＰ（地區生產總值）首次超過１萬億元，成為全國第七個ＧＤＰ超萬億元的省級行政區，也是第一個ＧＤＰ超萬億元的直轄市。
２００６年，上海包括房地產在內的投資增幅回落了約５個百分點，而ＧＤＰ依然增長１２％左右；第三產業占ＧＤＰ的比重，在數年下滑后首次翹升；單位生產總值綜合能耗預計下降４％，而用電量增幅近３年來首次低于兩位數……
上海市委代理書記、市長韓正說，去年呈現的發展態勢是上海在科學發展觀指導下多年努力的結果。以落實胡錦濤總書記“四個率先”的要求為突破口，上海正在邁向科學發展的軌道。今后，上海要實現又好又快的發展，必須更加注重提高發展質量，更加注重優化發展路徑，更加注重豐富發展內涵，更加注重增強發展動力。
一位數，還是兩位數——速度之變
１９９２年上海ＧＤＰ過千億元時，ＧＤＰ增幅首次同步上升到兩位數。此后，上海ＧＤＰ增幅連續１５年保持兩位數。在相當長一段時間里，能否保持兩位數增長，實際上成為考量市委、市政府把握發展能力的一個重要指標。
然而，半個多月前，參加上海市委八屆十次全會的代表們有點吃驚地發現，市委建議將２００７年全市ＧＤＰ增幅降為９％。
在全會上的講話中，韓正花了不小的篇幅，來解釋從兩位數調到一位數的理由，中心意思是，“快”——保持一定的增速當然是必須的，但“好”——轉變增長方式則更是當務之急，“好”，既是中央提出的要求，也是上海發展的需求。
基數越來越大，增速放慢一些是必然的；再拼投資，再拼資源，上海將難以為繼。道理并不難懂。
難的，是轉變長久形成的觀念。
“不少人過去陷入了一種誤區：ＧＤＰ增速就等于發展程度。”上海市發改委總經濟師周亞說。從這個角度看，把維持了１５年的兩位數變為一位數，受影響更大的，與其說是上海經濟的增速，不如說是上海干部的思維慣性。
“放緩一點速度，給大家調整的空間與時間，”上海市發改委主任蔣應時說，“要把注意力引到質量和效益上。”
實際上，增速的壓力雖然舒緩了，但上海各區縣領導被套上了一個個新的“緊箍咒”：綜合能耗指標、土地集約利用指標、污染物減排指標……
對于上海的國企負責人來說，除了上述指標，自主創新能力和自主品牌開發能力，成為新的最大“焦慮”——國資管理部門開始將它們作為最重要的考核標準。
速度的弦松了，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硬約束”正越來越緊。
對于“奔跑”了１５年的上海來說，速度之變，猶如“調姿轉身”，邁向科學發展的步伐會更從容。
二三并重，還是突出三產——結構之變
“８號橋”這個陌生的名號，在上海常常被人提起。所謂“８號橋”，其實并沒有橋，更沒有水，原本只是建國路上一家汽車配件廠的８棟廠房。經過改造，那里成為設計公司、廣告公司云集之處。
“８號橋”的興盛，以及如雨后春筍般出現的“創意產業園區”，具有某種象征意義。這不僅是指這些地區產業結構“退二進三”的舉動本身，更在于其發展境遇變化的背后——對這些新型服務經濟，政府的關注和支持越來越多。
上海對于第三產業的重視，由來已久。“三二一”的三次產業發展順序在上世紀末就已確立。但是，進入新世紀以來，在國際制造業轉移大潮之下，上海也“未能免俗”地搶抓了承接轉移的機遇，制造業由此進一步勃興。而現代服務業受種種制約，反而略顯疲態。結果，第三產業在經濟總量中的比重連年下滑。
近幾個月來，上海決策層對服務業的發展，再度反復強調：把服務業放在更加突出位置；增量部分主要靠服務業；發展現代服務業是提高發展質量的最主要途徑……對于制造業，則強調“主要發展擁有自主核心技術和自主品牌的產業和企業”。
對制造業發展更為熟稔的上海市經委，也開始“轉身”。處以上干部都要接受現代服務業發展的專題培訓，一些處室機構作了調整。市經委主任王堅說：要從我開始，強化服務型經濟意識。因為，上海只有加快發展服務經濟，才能在經濟結構上具備國際競爭力，持續地實現節能降耗目標；也只有加快發展服務經濟，才可能具備更好地服務全國的能力，符合中央對上海在區域發展中的定位要求。
被稱作“２．５產業”的生產型服務業開始大行其道，金融業、物流航運業、信息服務業、文化產業，都如沐春風般發展。目標十分明確：一是擴大總量規模，二是提升輻射功能。
傳統制造企業也努力分享服務經濟的盛宴，從單純提供制成品向提供消費貸款、售后服務，乃至承攬總承包、總集成延伸。
重申三產之重的聲音，多年來在上海不絕于耳。只是到了今天，在新的認識——中央對上海的定位、服務全國的責任，新的基礎——超萬億元的經濟總量，新的機遇——國際服務外包轉移、國內服務業對外開放的條件下，人們對上海新一輪現代服務業發展的格局和能量有了新的期待。
四種角色在互動中歸位——體制之變
蔣卓慶自稱在“研究公共政策和社會政策”的部門工作。
去年，他出任局長的上海市勞動和社會保障局制定出臺了９項分配保障政策，包括高齡無保障老人、中小學生在內，６００萬市民因此受益。他說：“過去，政府部門偏重研究經濟建設政策，現在開始注重研究公共政策。這反過來會促進經濟發展。”
勞動和社會保障部門的職能轉變，是上海政府改革的一個例證。
如果說科技創新是上海經濟發展的直接動力，那么，整個上海發展的根本動力，無疑是體制的變革。
經歷了２０多年改革歷程，也收獲了改革豐碩成果的上海，現在該如何推進改革呢？
“綜合，配套，協調”，這是上海對今天改革特點的描述。
之所以這樣判斷，是因為他們越來越感受到，政府、企業、市場、社會四者關系的扭曲與錯位，是面臨的最大矛盾，而解決它，必須配套互動，“在互動的改革中，讓四種角色各歸其位，各司其職，各展其長”。
而這其中，政府改革被稱為“攻堅之舉”。
“強政府”曾經是一些人對上海的印象。韓正并不完全認同這種評價。他認為，問題并不在籠統的強弱上，而在政府功能該強的要強，該弱的須弱，該轉移的得轉移。
在這種“強化、弱化、轉化”的改變過程中，民生問題，自然成為政府工作的重點。
以就業為例，當就業指標被明確后，政府的行為方式明顯轉變。財政資金的安排開始從投資性項目轉向大量資金被投入能促進就業的培訓。去年，上海有３４萬多人接受了政府資助的就業培訓，受訓后就業率近７０％。
當政府強化其在公共服務和社會管理領域的職能時，它原先對企業、市場、社會的過度干擾就被弱化，甚至消失，而企業自主發展的動力開始加強，包括中介組織在內的各類社會組織的發展空間開始擴大，市場固有的優化配置資源的功能也更能施展手腳了。
從養老服務到司法調解，從戒毒服務到社區保潔，上海政府部門通過出資購買服務的方式，使社會組織得到發育，服務功能得到強化。
通過深化改革建立起的新體制和新機制，正是上海邁入科學發展之路的真正保障。（陳頌清 劉士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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