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7日，中國廣廈建設集團的農民工領到了有關部門捐贈的保暖衣。（資料圖片）
不花一分錢借讀費，孩子就接到城里了
“這貨沒得說，面料、板型都不錯，您再加一點兒就成交……”雁塔區吉祥誠信商業街的一間時裝店里，阿財一邊忙著和顧客討價還價，一邊偷眼瞄了瞄趴在小凳上寫字的小哥倆。
“還是放在自己身邊放心！”阿財開心地說。阿財姓林，浙江樂清人，18年前來到西安。從當學徒工開始，干過裁縫，開過制衣小作坊，到現在經營著這間10多平方米的服裝店。阿財的生意一直不好，收入只夠一家四口吃穿用，可提起現在的生活，阿財卻笑得很由衷。
阿財的幸福感，是從今年8月倍增的。那天，一個多日不見的老鄉打來電話：聽說了沒？雁塔區出臺了紅頭文件，外來工都改稱“新市民”了。
“全區這么多農民工，能都成新市民嗎？再說，咱又沒本地戶口。”妻子愛燕在一旁小聲嘀咕。對剛剛出臺的新名詞，她顯然有些陌生，但更多的卻還是憧憬。
和阿財結婚后來到西安，愛燕9年里只回過一次老家，為的是多省幾個錢。兩個兒子，一個跟在身邊，一個留在老家由爺爺奶奶照管。“老人年紀大了，總想把孩子接到西安，可遠離家鄉走路吃飯都要錢，光老大上學就要幾千元，兩個孩子怎么負擔得起？”
因為惦念小兒子，常常正干著活兒，愛燕就會長長嘆口氣。可每每想到老鄉間流傳著的“創富神話”：誰在西安買了房，誰過年帶了1萬元回家，誰包上了工程翻了身……愛燕就會放下想兒子的念頭，繼續埋頭干活兒。
“新市民能解決孩子的上學問題嗎？”阿財找來一份報紙，頭版上是鮮紅大標題《雁塔區40萬外來工改稱“新市民”》。文章說，8月21日，西安市雁塔區委辦公室和雁塔區政府辦公室聯合下發文件，要求從即日起，對“新市民”以前的稱呼，如“外來人口”、“外來務工人員”、“打工者”、“農民工”等，統一規范稱謂為“新市民”。今后，在雁塔區的各種文件、匯報、資料以及講話和口頭稱呼中，一律要用“新市民”的稱謂。最令阿財心動的，是那行副標題：“新市民享有與老市民同等市民待遇”。
開學前幾天，阿財把小兒子接到了西安。沒想到，孩子真的被順利安排在了附近的吉祥路小學，一分錢借讀費都沒收。
西安市雁塔區教育局局長趙之光介紹說，今年下半學期開始，‘新市民’子女到區內公辦學校入學，收費標準與本地區學生相同。僅這一項，全區義務教育段公辦學校就免除借讀費1000多萬元，保證了兩萬多新市民子女一個不少，全部入學。
多出的6000名學生讓教育局措手不及
雁塔區的“新市民”政策，被不少人稱為“破冰嘗試”。但這次破冰帶來的連鎖效應，很快令當地教育局感到措手不及。
“往年，全區接收的新市民子女約為1．4萬人。之前我們也做過調研，預計政策放開后，新增學生可能會有一兩千人。”但事實出乎意料，開學那幾天，從外地轉入本區報到的新市民子女接踵而至，最終突破了6000人。
不少外區的外來務工人員，看到雁塔區免除借讀費的新政策，紛紛轉往雁塔區租住或工作，一些本來把孩子放在老家的新市民，也把孩子接了過來。目前，在區內公辦義務段學校就讀的新市民子女已突破兩萬人，占到學生總數的49％。而在一些熱點學校，這一比例更是高達60％以上。
“外來工的需求很迫切，但完全可以理解。”對外來工子女應享有的平等教育權，趙之光有著深刻認識：有多少個農民工，就有多少個孩子，大批留守兒童不僅會增加家庭的不穩定性，也使孩子的學習和受教育程度受到影響，甚至可能使他們演變成社會高危群體。
“可是，全區學校的接收能力已到了極限，我們正進行全區教育資源的重新配置，教師、圖書、微機，文體用品，甚至廁所的蹲位，都需要增加。”為確保孩子順利入學，不少學校把老師的辦公室、休息室騰出來做了教室。
“不僅如此，我們還需要資金的支撐。”在提交區政府的一份調研報告中，教育局算了一筆賬：按照去年的生均教育費標準（小學生每人每年1043元，初中生每人每年3422元）計算，第一學年，區財政需要為新市民子女增加公用經費88萬元；而要將現有的新市民子女全部送出初中，所需費用為2．7億元。
除去這些，如何對超大班額進行教學管理，保證教育質量，提高新市民子女在校園中的融合度？也是需要好好研究的新問題。
新市民曾經受傷的心又被焐熱了
農民工，這些為城市貢獻經濟增量的外來工，恰恰卻是城市中最易受傷的人群。
64歲的陳潔，20年前和愛人從四川宜賓來到西安從事建筑工作。2000年起，由于拿不到工程款，陷入了“三角債”。后來，丈夫患病回了四川老家，只剩陳潔一人留守西安，繼續討賬。
為索工程款，陳潔飽嘗了外鄉人的種種不易與艱辛，而身邊一句“外地人，管她干啥！”的話，更是讓陳潔“寒透了心”。
在這次新市民活動中，區上派出專門律師，還成立了專案組幫她討賬。臨近雙節，又為她送去了愛心捐款。從8月21日區新市民援助中心成立至今，類似陳潔這樣的新市民務工維權案件，已受理117起，為新市民討回工資62萬余元。
“援助工作只是新市民政策中的一項內容。”區新市民援助中心工作人員張校軍告訴記者，雁塔區對新市民的服務包括兩方面：服務全體新市民、援助部分困難新市民。
為此，塔區已制定出20個類別的86項具體任務，內容涉及子女入學、看病就醫、就業指導、困難服務等方方面面。記者發現，這些政策的操作性很強：對家庭人均收入低于雁塔區最低生活保障標準的新市民，除了每月補助200元最低生活費外，還提供一次性資金救助；指定12家醫院為新市民醫療援助服務定點醫院，對生活困難的新市民免收掛號費、診療費，治療和手術費優惠30％，住院床位費優惠50％……
在勞動維權方面，政府對新市民更是“偏愛有加”：設立勞動投訴熱線，對涉及新市民投訴的勞動監察案件，自立案15日內結案，對涉及新市民較多的特殊案件，須10日內結案。此外，還建立了新市民法律援助綠色通道，聘請10名律師為新市民提供援助；民政、團委、婦聯等部門也從職能出發，提出了相應的援助服務內容。
“其他一些城市也為農民工的‘市民待遇’出臺政策，但更多的是側重在教育、就業等個別領域，但雁塔區則不同，它構建的是一個完整的政策體系，能為新市民共享社會發展成果提供實實在在的保證和支撐。”一位社科界人士說。
“這是政府尊重我們的第一步”
“真像做夢一樣！”能繼續讀書一直是馬曉娟的夢想，可她沒想到，自己一名靠擺攤為生的外來工，竟有機會一下子變成“大學生”。和曉娟一同坐進教室的，是和她一樣有著新市民身份、從796名競爭者中脫穎而出的53名新同學。
“衡量一個新市民生活幸福的條件最起碼有三個，一是有活干，二是能拿到工錢，三是在生活和工作中有尊嚴感。”楊殿鐘說。在雁塔區，入黨、上大學、參與村務管理，一樁樁以前想也不敢想的事，正逐一變成新市民的生活現實。
第一次看到報紙上“新市民大學班”的招生消息，曉娟是一口氣讀完的：為幫助西安市100萬名外來務工者盡快融入城市，由西安市雁塔區、西安文理學院等主辦的“西安新市民高校學習中心”開始報名，這將是全國首個“新市民大學班”。
短短3天，“新市民大學班”的報名者就達到796人，年齡最大的64歲，最小的18歲。令考官們意想不到的是，在連續3天的海選、PK考察中，操著不同方言的新市民，講述了自己在西安打拼的苦樂，每個人都有著令人感動的“城市故事”。
賀銳宏還記得從家鄉剛來西安時，一次到飯館吃飯，坐定不一會兒，進來的一位客人沖她大喊“服務員，倒茶！”小賀環顧四周只有自己一個人，便起身給那人倒了茶。這時，真正的服務員給她端來飯，客人才恍然醒悟。臨走時，飯館老板對她說聲謝謝，她報以微笑。講完自己的城市故事，小賀在考場上說：“知識可以提高一個人的修養，我的微笑就是想改變城里人對外來工的認識。”
“這是政府尊重我們的第一步。”從陜南山區來西安打工的李剛說。就在不久前，李剛加入了工會，因為戶口不在西安，入黨的愿望一直深埋在小伙子心里。“最終，我決定找工會主席，跟他談了這個愿望，他答應想辦法。”沒想到，不久前李剛真的被電子城街道非公企業聯合黨支部吸收為預備黨員。
“考試已不單是選拔，更成為一次交流、學習的過程。新市民展示了他們自信、自強、奉獻的一面，也讓我們這些老市民從他們身上學到了樸實、真誠、寬容和愛。”西安市民曹晉磊說，今后我會嘗試著去接近他們、了解他們，因為他們也是我們社會中的一員。
目前，雁塔區的一些街道辦正嘗試由新市民參與村務、村政建設管理。雖然由于村委會的選舉權、被選舉權與村民經濟利益分配密切掛鉤，新市民尚無法參與表決，但在公共服務領域，尤其是與生活關系密切的事務決策，以及知情權、建議權、參與權等已經面向新市民放開。對于新市民能否享有人大、政協的相關權利，雁塔區也已著手研究，醞釀從新市民中產生“準人大代表”，旁聽人大會議，并在建議權方面給予傾斜。
新政策是棵幼苗，要先把它扶植起來
“新市民政策是個新生事物，沒有成型模式可供借鑒，很多問題都需要在探索中逐步發現和解決。但它無疑是順應時代需求的，需要先把它扶植起來。”有專家表示。
今年年初出臺的《國務院關于解決農民工問題的若干意見》，是我國解決農民工問題的重要指導性文件。文件指出，農民工是中國改革開放和工業化、城鎮化進程中涌現出的一支新型勞動大軍；他們為城市繁榮、農村發展和國家現代化建設作出了重大貢獻；解決農民工問題要堅持公平對待，一視同仁。
以陜西省為例。去年公布的全國經濟普查資料顯示，該省GDP由全國第22位一舉躍升至第19位，令人驚奇的是，這3位的增長不是靠高新技術、不是靠大型制造，而是靠服務業，服務業中靠的也不是金融、航空、鐵路，郵政等大型國有行業，而是那些“不起眼”的餐飲、美容、家政、裝修行業。這些行業都是原來沒有統計，或因不受重視而未納入統計序列的，但正是這些農民工高度集中的行業，將陜西的GDP拉動了3個位次。
“外來工為城市發展出了力、流了汗，得到的回報卻很少。沒有他們，我們不可能發展這么快。如果繼續使用歧視性的稱呼指代這一群體，將可能引起外來務工人員自我認同的困惑，并阻礙城市的進一步發展。”雁塔區區委書記楊殿鐘表示：“我們的財富是包括這些新市民在內的雁塔人共同創造的，他們理應共享發展成果。”
“從表面看，似乎是政府為新市民子女上學多掏了錢，實際上這都是他們應得的，不是施舍。”采訪中，楊殿鐘不止一次闡述了這個觀點：外來工多為青壯年，他們受教育在家鄉，45歲以后又有部分選擇返鄉，城市用極低的成本，換回的是卻是正當“季”的勞動力。
楊殿鐘還從經濟學角度論證這一問題：“外來工來了不要緊，來了就要租房、上學、消費、找工作，能帶動雁塔區的三產發展，還提供勞動力。”雁塔區8萬農戶中至少每戶有1個成員以出租房屋為職業，區內城中村村民的收入目前大部分來自房租，“這就是外來工最直接的一個貢獻。”
新政策考驗政府管理能力
“新市民政策帶來的效果毋庸置疑，但還有相當多的問題需要進一步研究和化解。”一位政府工作人員說。
新市民政策的實施，對城市功能、管理能力、政府財政等很多方面都存在考驗。這其中，公共教育無疑承受著最直接的壓力。雁塔區的校舍規模，是根據65萬常住人口的標準配置，目前已經在努力挖潛。春節臨近，新市民返鄉后帶來宣傳效應，明春開學新一輪的入學高峰已無法避免。憑一個區的能力，還能不能應對？
區人大主任王變葉說，在成都、武漢等城市，政府的做法是為外來工子女興建新學校，但對于經濟欠發達的西部地區來說，這樣的投資無疑很難實現。
“學生增多了，老師的任務增加了，學校的‘收入’卻減少了。”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校長坦言。
而對于大多新市民來說，他們最擔心的，是政策能否持續下去？新市民政策推出后，各類新事務潮水般涌向各級職能部門。一些干部坦言：什么事都由政府部門大包大攬，現在靠的是熱情，時間長了，誰還能保證能繼續辦下去？
“不可否認，靠一個區的力量，要在短期內讓新市民做到和老市民的完全平等，是有困難的。目前，我們所提供的工作，只能是最基本的一些服務和援助。但我們相信，隨著國家構建和諧社會政策的不斷完善和出臺，在不會長的時間內，這些問題逐步都會得到解決。”雁塔區區委書記楊殿鐘說。（孫海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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