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增光（中）和法律援助工作站的律師們研究案情。
2006年11月14日下午2點，北京市大興區法院正在舉行一個農民工領取欠薪的儀式。郭增光代表被欠薪的68個農民工，從法官手中接過了包工頭曲文坡支付的3萬元工錢。
現場來了很多記者。一個女記者把錄音筆遞到郭增光嘴邊，問道：“你對今天的結果滿意嗎？”
“不滿意！”郭增光回答得很干脆。
這個回答顯然出乎記者的意料。她愣了愣，又問：“那你對執法滿意嗎？”
“這個……差不多吧。”郭增光想了想，把下半句話咽了回去：“這本來就是他們該做的，有啥好往臉上貼金的。”
郭增光“一肚子怨氣”。他奔波了整整5年，才討回這筆原本屬于他們的血汗錢。這場曠日持久的討薪，耗盡了他幾乎所有的時間和精力，換來的只是這樣幾個數字：在68名農民工中，最多的郭增光，討回639元，最少的一人，僅174元。
隨后發生的一個小插曲，為這個故事留下了一個饒有意味的注腳：當郭增光把討回的600元工錢存進銀行時，驗鈔機查出，其中一張100元是假鈔。
你們要干就干，不干就走人！多的是人等著呢
33歲的郭增光，家住河北省保定市淶水縣石亭鎮東龍泉村，從1992年外出打工至今已有14個年頭。如果不是最近5年耗費在討薪路上，他為自己描繪的“美景”差不多就伸手可及了。
1999年，郭增光是北京西站站臺改造工地上的一個小工長，在那個北京市職工人均月收入僅千元出頭的年份里，他一個月能拿到1700元錢。在村子里，“能把BP機、手機和摩托車都湊齊的”，他是第三個。
2000年，郭增光娶了鄰村“公認最漂亮的姑娘”。他夢想著，再好好干幾年，到35歲之前，成立一個自己的施工隊。
2001年10月，一個叫曲文坡的包工頭，打著河北省定州市某建筑公司的名義，到村里招工。村里的人公認郭增光見過世面，推選他去談判。如果工錢合適，就讓他當頭兒，帶領大伙兒出去“闖世界”。
曲文坡給出的工錢是，大工每天40元，小工30元。郭增光掂量了一下價錢，雖不算多，但還是答應了。
出門那天，一個工友興奮地對郭增光說：“老郭，多謝你啊。今年能過個好年了！”
但郭增光怎么也想不到，從帶著68個工友邁進曲文坡在北京的工地那天起，他的生活就“全亂套了”。
“我從來沒有見過條件那么差的工地。”郭增光回憶說。
按建筑工地行規，農民工的伙食費通常由包工頭承包：先確定每天的伙食標準，然后再從工資里扣除。曲文坡給的伙食標準是，每人每天5元。
由于干的是重體力勞動，工人們的食量大得驚人。“一斤三個的饅頭，多數人一頓能吃四五個。”郭增光說，“我們打工的，從不指望吃好，管飽就行。”
但在曲文坡的工地上，這個起碼的要求都不能滿足。據郭增光回憶，剛來的那幾天早上，喝的是稀得見底的咸菜粥，中午和晚上送來的饅頭和白菜湯，“量很少，根本吃不飽”。郭增光反映了好幾次，情況也未能改善。
安全也沒有保障：腳手架上沒有防止高空墜物的安全網。郭增光曾好幾次親眼目睹，一塊塊的磚頭從空中掉下，在正干活的工友身邊砸下一個個坑。
更要命的是，在這個工地上，安全帽都是稀罕的東西，“只有曲文坡和幾個穿西服的人戴過”。
有個工友施工時，左手虎口不慎被電鋸拉出一個五六厘米長、3厘米深的口子，血“呼呼”地往外涌，眾人手忙腳亂拿著毛巾捂傷口，可沒一會兒就被血浸透。有個工友拿著杯子在下面接著，“不到半分鐘，血就灌了滿滿一杯”。
傷者被送往醫院，醫生開出一張600元的藥單。郭增光連忙給曲文坡打電話。
“那么多人，我哪兒管得過來。你們自己不小心，就得自己想辦法！”曲文坡說罷就掛了電話。郭增光再打，手機關了。
沒辦法，十多個工友翻遍口袋，好不容易湊齊了這筆錢。
回到工地后，郭增光越想越不是滋味：“吃也吃不飽，安全沒保證，在這兒干下去，能拿到工錢嗎？”
次日一開工，他找到曲文坡商量：“曲老板，這么多人，咱們簽個合同吧。”
“什么？合同？”曲文坡有些詫異，但他轉而露出笑臉，拍拍郭增光的肩膀說，“老郭，放心，都是河北老鄉，我不會坑你們的。”
郭增光還是不放心。接下來幾天，他不斷找曲文坡，還是要求簽一份用工合同，“前前后后找了不下10趟”，但曲文坡卻以各種理由敷衍。
有一次，曲文坡似乎被逼急了，他對著這個“破壞行規”的刺兒頭一陣怒罵：“哪家工地簽合同？你們要干就干，不干就走人！多的是人等著呢！”
警察們連吼帶叫，押著60多個民工回了派出所
郭增光交涉失敗的消息，在工友中間慢慢傳開來。眼瞅著可能拿不到工錢，60多個農民工的想法出現了分歧。
有4人當天晚上就收拾工具，離開了工地；有些人則勸郭增光：“算了算了，簽啥合同，忍忍吧”；還有人主張：“揍他，看他還敢不敢不給錢。”
“老郭，都是河北老鄉，這么著就把工程停下來，不大好吧？”看著工程完全停了下來，曲文坡主動找到郭增光商量。
“曲老板，簽個合同，大家就會安心干活了。”
“嗨，老郭，你跟著他們鬧什么鬧，我和你一個人簽不就得了嗎？”
郭增光火了：“曲老板，我把人帶出來的，我就得負責到底！”
“那咱們就走著瞧。”曲文坡甩下這句話，走了。
第二天一大早，工地上突然來了幾輛警車。警察們連吼帶叫，指揮著60多個農民工排成一列縱隊，押往派出所。路上有許多行人圍觀調笑，郭增光走在隊伍中間，臉臊得通紅。
到了派出所，警察才告訴郭增光，有人打電話來舉報，說郭增光他們沒辦暫住證。
“在老板那登記了，他不給辦，說得花錢。”
“那就叫你們老板來！”
郭增光硬著頭皮撥通了曲文坡的電話。“我知道，我正在想辦法把你們弄出來呢。”說罷，曲文坡掛斷了電話。郭增光再打，對方關機了。
“我×，說不準就是這王八蛋把我們舉報的。”一個工友罵道。此時，他們人挨著人，被關在派出所后面的小院里，已餓了一整天。
晚上，餓急眼的工友們一商量，排成一排往外沖，值班警察作勢擋了擋，見擋不住，就任由他們去了。
“這個工地是怎么也干不下去了。”回到工地，郭增光找了四個幫手，算出了60多個人20多天的工錢，總計33735元。他拿著單子，找到了曲文坡。
“哎呀老郭，我手頭緊，一時周轉不開，年前我一定把錢給大家。”曲文坡看也不看單子說。幾天后，他的工地上又來了一批農民工。
在和曲文坡達成口頭協議之后，2001年11月6日，郭增光和工友們踏上了返鄉的路程。此時，他們離家還不到一個月。
郭增光被打,外衣被扯爛。謝德良攝
我們總不能賣了他的老婆孩子抵債吧
在郭增光掏了400元錢包車回家的中巴上，一些工友當著他的面開始冷言冷語。
“也不把情況問清楚，就把我們帶出來了。”
“誰知道他和工頭是不是一伙的呢，合伙坑我們……”
“別，別，大家都少說兩句。”終于有人出來打圓場。
“村里人都信任我，可我把事情搞砸了。”3小時的路，郭增光記不清是怎么捱到家的。
“要是不把鄉親們的欠款要回來，我這輩子在村子里都別想翻身了。”郭增光橫下一條心，也不去找別的活干，一天一個電話，找曲文坡要錢。
最初，曲文坡還接電話敷衍兩句；到后來，他連電話也不接；再打，干脆關掉手機。郭增光去了20多趟北京，沒能找到曲文坡。
直到春節前一個月，對方的手機干脆欠費停機，家里的電話也無人接聽。郭增光明白，這是許多包工頭慣用的逃債伎倆：一到年關結款，手機停機，上演“人間蒸發”。
但他還是抱著一線希望。第二天，郭增光來到北京，找到曲文坡在大興區的家。這座曲文坡自蓋的兩層平房裝修得“像模像樣”，大堂中間還擺著一艘巨大的玉船，上面寫著“一帆風順”四個金色大字。郭增光看著，“氣就不打一處來”。
客廳里擠滿了人。他一問，鋼材商、磚瓦商、勞務，甚至給工地送饅頭送菜的，全是來向曲文坡要債的，仔細數了數，共32人。
曲文坡當然不在，只留下老婆孩子守家。債主們心情都不好，湊在一起罵罵咧咧，什么難聽的話都有。有人告訴郭增光，他已經連續在這兒等了一星期了，曲文坡也沒回來。“我們總不能賣了他的老婆孩子抵債吧”。
討不到錢，郭增光在村子里的日子很不好過。大多數的工友也不多說什么，只是三個一幫，五個一群，一趟趟到郭家要錢。
有一個比較“極端”的工友，在路上擋住了郭增光，拔掉了他的摩托車鑰匙。郭增光迫不得已，打了“110”，才把車子取回來。
“軟刀子殺人更疼啊！”郭增光咬了咬牙，和妻子一合計，把家里僅有的萬把塊錢拿了出來，又從親戚那兒借了5000元，先把一部分欠薪還給了工友們。
這天底下總還有講理的地方吧
2002年2月，是郭增光有生以來過的“最痛苦的一個春節”。
年三十晚上，他心里憋得慌，吃了幾口餃子，連春節晚會也沒看，早早關燈睡了。黑暗中，他翻來覆去睡不著，已經十多年沒哭過，可不知什么時候，眼淚就不知不覺地流下來了。
正月里，他一步也沒出過家門，茶飯不思，手一抓，頭發一縷一縷往下掉。妻子安慰他：“也許過了春節，曲文坡會良心發現的。”
春節后，郭增光終于找著了曲文坡。此時，曲文坡原來的工程已竣工，他告訴郭增光，又新接了一個工程，是自己墊的資。
“老郭啊，你這又是何苦呢？”曲文坡把郭增光拉到沙發上坐下，“我接的這個活兒，能賺不少錢，如果你能在我這兒好好干，每月我開給你3000塊錢。”
郭增光根本不信：“曲老板，我不愿意。我只想把大家的錢拿回來。”
曲文坡的臉色陡然變了。他叫來工地上的保安，把郭增光轟了出去。
“既然好說不行，那就來硬的。”郭增光左思右想，花了10塊錢，買了塊白布和一瓶墨汁，在地上撿了個煙頭，蘸著墨汁，在布條上寫下：“曲文坡還錢”。
他把布條揣在懷里，再次來到工地上，在一塊空地上堵住了曲文坡。
“你又干啥來了？”曲文坡揚了揚下巴問。他身邊跟著十幾個人。
郭增光從懷中掏出布條，扎在頭上，指了指：“你要再不還錢，我就綁著，讓全工地的工人們看看。”
“還，還，還，還你媽個×！”不由分說，曲文坡照著郭增光的胸口狠狠給了一拳。郭增光反應不及，被打倒在地，隨后那十幾個人圍了上來，一頓拳打腳踢。
“管你黑道白道，老子都不怕。你盡管找人去。”曲文坡把布條從郭增光頭上扯下來，罵罵咧咧，揚長而去。
郭增光的外衣被扯了個大口子，里面的毛衣也被扯爛了。他跑出工地，給“110”打了電話，聞訊趕來的警察，得知郭增光是因為討薪被打，丟下一句話就走了：“這不是我們的職責范圍。你既然沒啥事，就算了吧。”
郭增光回到村里，叫了平時關系不錯的二三十個工友，在家里商量辦法。工友們炸了鍋：“他欠錢不還，還敢打人，這還有沒有王法了？”
有人說得激動，喊道：“干脆我們一人一刀把他砍死算了。這么多人，也頂多判個幾年，出口氣。”
郭增光勸住工友：“走極端對大家都沒好處，這天底下總還有講理的地方吧？我們找政府和法院去。”
作站的墻上掛滿錦旗。
我就像個皮球，被人踢來踢去
“這幾年里，我就像個皮球，被人踢來踢去”。郭增光攤開雙手，無奈地說。
起初，他來到工程所在地的某區勞動局。勞動局了解事情的經過后，告訴郭增光：“這是個人之間的勞務費糾紛，不屬于勞動糾紛，不歸我們管，你去法院吧。”
郭增光來到該區法院，法院的工作人員聽完后卻又是另一種說法：“這是勞動爭議，應當先到勞動局，他們仲裁后還不行，再來法院起訴。”
郭增光糊涂了：“這到底是怎么回事？該不是兩家都不想管，才故意這么說吧？”
一個湊巧的機會，他聽說司法局能提供法律援助，就揣著疑問找上門去。司法局的工作人員告訴他：“農民工不屬于法律援助的范圍，你還是上工會去吧？”
工會接待郭增光的，是一個50多歲的“很熱情的大姐”。她給郭增光倒了杯水，耐心聽完，遞給他一本《勞動法》，說：“這確實不對。這樣吧，你回去好好學學《勞動法》，以后就不會吃虧了。”
郭增光又來到信訪辦。在信訪辦門口，他遇上了家鄉保定市來“截訪”的干部。一個40多歲的中年男子，從郭增光手里拿走材料，并要了他的手機號碼，說：“你等著吧，市里頭會給你解決問題的。”可直到今天，這個人都沒再和郭增光聯系過。
走投無路的郭增光，試著打電話給北京的幾家報社，根本沒人搭理。一個接電話的記者沒聽幾句，就告訴他：“我們領導規定，這種事情，最多側面關注一下，不能正式報道的。”
那段時間，郭增光感覺自己“像個轉個不停的陀螺”，從老家到北京，又從北京到老家，一個月往返20多次。有時候來不及回家，就只好找個地下通道過夜。天氣漸漸冷了，地下通道沒法睡，他就花10塊錢，找個地下室旅館睡一覺。
沒錢了，他找個工地搬一天磚，掙口飯錢。有空閑時，他就直奔西單圖書大廈，“那兒的法律書特別全，地方大，也不會有店員丟白眼”。
那段時間，郭增光潛下心來鉆研與農民工息息相關的法律條文，“《勞動法》、《合同法》、《工會法》，我背得不比大學生差。”
“可有什么用呢？根本沒人愿意聽我說。”郭增光手攥著一本翻爛了的《勞動法》，大聲質問，“難道法律只是寫在書上的？”
農民工的權益保障存在著一系列漏洞
一個偶然機會，郭增光被介紹到北京市青少年法律援助中心。聽過他的討薪遭遇后，該中心主任佟麗華當即決定為他提供法律援助。
北京市農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的律師時福茂，被指定為郭增光一案的援助律師。在他看來，“從這個案子，可以看出政府在保障農民工權益時存在的一系列漏洞”。
這個位于北京市豐臺區的工作站，成立于2005年，它是由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中心和致誠律師事務所聯合組成，專為農民工提供法律援助的公益機構。
一年多來，這個工作站總計受理了940起拖欠農民工工資案件，并為1905個農民工追討回工資570多萬元。在這個20多平方米的工作站里，掛滿了欠薪農民工送來的錦旗，其中最多的一面，有172個農民工的名字。
但這個數字，與中國社會龐大的欠薪農民工群體相比，無疑是滄海一粟。據工作站的一份調查，有三分之二的農民工被欠薪后會選擇忍氣吞聲，近三分之一的農民工會選擇暴力解決，只有不到十分之一的農民工，才會選擇司法援助。
另據調查，勞動監察部門，往往是農民工權益被侵害后最先求助的部門，但在工作站提供援助的1049件案件中，經過勞動監察部門將工資討回來的只有17件，只占到總數的1．6％。
一位法律專家指出，勞動監察沒能發揮應有作用，一個重要原因是監察人員的數量嚴重不足。以北京市為例，某些區的外來農民工達到上百萬人，但勞動監察人員不過二三十人。除此之外，部分工作人員不負責任，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據工作站的一位律師透露，在他援助過的一起工傷案件中，勞動部門的工作人員竟要求這名農民工，把工傷發生經過，以Word文檔形式存入軟盤交給他。
更有甚者，這個律師帶著被欠薪的農民工到某勞動局請求幫助，一個副局長竟然當著他們的面，在電話里對包工頭說：“把錢給他們點吧，先把他們打發走算了。”
“由于包工頭的存在，使農民工的維權途徑變得更加曲折。”時福茂說，“農民工本應與用人單位直接簽訂勞動合同，但現實中，他們往往都直接跟‘包工頭’干活。發生勞動爭議后，勞動監察部門會認定農民工與“包工頭”之間是雇傭關系而非勞動關系，不予受理。而法院通常又認為，勞動爭議必須先由勞動監察部門仲裁。這樣，農民工就成了皮球，被兩頭踢來踢去。”
郭增光曾一再陷入這種尷尬境地。在幾年的維權中，幾個相關的勞動監察部門都認定，他和曲文坡之間的債務關系屬于經濟糾紛，勞動部門管理就是越權。
為了讓某勞動監察部門出具一份書面答復，作為起訴曲文坡的仲裁依據，2003年12月至2004年1月,時福茂總共去了這個勞動監察部門7次，才得到一份“不屬于《勞動法》調整范圍，不予受理”的《告知書》。
與此同時，2004年1月13日,郭增光在北京豐臺區的某個工地找到了曲文波。坐在辦公室真皮座椅上的曲文坡，斜著眼瞥向郭增光，問：“你找我干嘛來了？你不是告我去了嗎？”
“是啊，勞動局說了，要我再找你好好談談，別把事情鬧得太僵。”郭增光只好陪著笑臉。
“好吧，我給錢，不過我說多少就多少。”曲文坡拿出計算器，邊算邊說：工程質量出了問題，得扣幾千；工地東西丟了，還得扣幾千；再扣去辦暫住證和伙食費用，郭增光倒欠曲文坡2000多元。
“不過我不和你計較這些，這錢就到此為止吧。”曲文坡笑道，“你現在這么慘，還和我斗什么呀？”
郭增光氣得渾身發抖，他指著曲文坡，大聲喊道：“我不會妥協的！我要和你斗到底！”
11月14日，郭增光和工友們在大興法院按手印取回欠款。
討回自己的血汗錢，為啥就這么難
2005年5月23日，在搜集了相關證據后，時福茂律師和郭增光來到北京市某法院，對曲文坡提起民事訴訟。
該法院同意受理該案，但同時提出，郭增光等68人要分別起訴，分別立案。這意味著，68個人每人要準備3份起訴狀，備好身份證復印件，以及每人一份相同的證據。
如果按照68個案件受理，每個案件50元受理費總計就是3400元,這筆開支，郭增光早已無力交納。時福茂向法院申請減免，一位工作人員告訴他，必須每人提交一份減免訴訟費申請書和一份戶口所在地村委會出具的經濟困難證明。
在準備了厚達680頁的訴訟材料后，2005年12月15日，法院判決，由被告曲文坡支付郭增光等人的工資款。郭增光終于長出了一口氣。
然而判決宣布后，曲文坡的手機停機，原先的家也已拆遷。找不到人，法院無法執行。判決書又成了一張空文。
直到今年9月，在老家打零工的郭增光獲悉，一個住在50里外的村里的人，和曲文坡常有生意來往。郭增光連夜趕去，懇請那人說出曲文坡的下落。
“我要好處費！”那人開口向郭增光要3000元。郭增光好說歹說，遞給他1000元。那人翻來覆去數了三四遍，把錢揣進兜里，給了郭增光一個手機號和曲文坡所在的工地地址。
10月18日，時福茂到法院申請強制執行。25日，法院通知郭增光，已經找到曲文坡，并扣押了他的機動車行駛證。曲文坡答應支付3萬元，以執行和解的方式結案。郭增光同意。
11月6日，曲文坡開著輛黑色捷達車來到法院。他“夾著個公文包，一身黑色西裝，皮鞋擦得锃亮”。
“郭增光，你來啦。”見到郭增光，曲文坡抬手打了個招呼。
“你們來啦？你現在好吧？”郭增光回問道。
“好得很！”曲文坡說著“露出志滿意得的笑容”，與郭增光擦肩而過，上樓還錢去了。
第二天，郭增光特意趕回老家，將這一幕告訴了在家的工友。工友們感到這是個“奇跡”，“這么多年，還沒聽說過誰被欠了錢還能要回來的。”
“老郭，你說曲文坡會不會安排了人，一出法院又給我們把錢搶回去啊？”還有人表示出這樣的擔心。
郭增光聽著，覺得鼻子一陣陣發酸。
“有人說農民工不懂法，所以討不回薪。可我把法背得滾瓜爛熟，有律師幫助，又有確鑿證據，還是費了這么多周折。”郭增光不解地問，“你說說，我們要討回自己的血汗錢，為啥就這么難？”
誰來支付這筆巨額的討薪成本
11月22日，農歷小雪，北京迎來入冬以來氣溫最低的一天。
郭增光又重新開始他在北京的打工生活。這是一個學校禮堂的改建工程，工程量不大，20多個工友同住在工地邊臨時搭起的工棚里，10多平方米的地兒，搭成簡陋的上下鋪，睡覺時頭頂著腳。穿堂風刮在人臉上，像刀子割一樣。
工棚邊的水龍頭“嘩嘩”淌著水。一個工友剛用它沖過涼水澡，另一個工友開始洗衣服。
“工頭說，過些天等真正凍了，他就給我們買臺電暖氣。”郭增光對眼下的居住條件還算滿意。他住過條件最差的工棚，是一個剛完工的地下車庫，工地上的積水離他的床沿只有幾厘米，上面飄浮著下水道的排泄物。
在北京呆了10多年，郭增光參與建設的樓盤不下40座，但他依舊棲身在這樣一個簡陋的工棚里，一只30瓦的燈泡散發著昏黃的幽光。抬眼望去，周圍的高樓燈火通明。
這幾年，郭增光家僅有的儲蓄，都代曲文坡還了工錢，還欠了一屁股債，全家開支降到了最低點。他穿著一件暗灰色的薄夾克，是地攤上買的，只花了25元。兩條袖子磨得已看不出顏色，打滿了補丁。
原先那把牙刷，他用了三四年，一直沒舍得換。妻子不知道從哪兒聽說，一把牙刷只能用3個月，便花3元錢給他買了把新的，順帶還買了個搪瓷杯子。這是幾年來他家唯一添置的新物件。
郭增光說，他想把這些年的親身經過，寫成一篇紀實文學，題目就叫《誰是贏家？》。
“工友、律師、政府部門，法院，誰是贏家？”他望著夜空長嘆，“沒有！只有曲文坡是贏家。”
5年來，為了討薪，他找過曲文坡40多次，先后登門勞動監察大隊14次，區法院11次,市中院3次。他還去過市政府、人大、建委、勞動局，以及農業部、國家勞動和社會保障部等十多個部門。
從河北老家到北京，他共往返100多趟，每次僅車票就是70多元。他自己算了一筆賬，為討回屬于自己的600多元欠款，他直接支出的交通費、住宿費和用餐費，累計達7000多元。
這還不算援助律師所花費的成本。為幫助郭增光討回工錢，時福茂律師直接支付的交通費、餐飲費、住宿費、復印費等共計1900多元。僅是68個工友每人三份的訴狀，每份7頁，摞起來就是厚厚的一疊，“這也都是錢啊！”
據全國總工會的不完全統計，至2004年11月中旬,全國進城務工農民工被拖欠的工資，約有1000億元。北京市農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的調查結論是：為索回這1000億元欠薪，整個社會需要付出至少3000億元的成本。
由于和曲文坡打官司，前些年，北京的包工頭沒人敢雇郭增光，甚至在縣里他也呆不下去，只好在鄉里打點零工，每月僅有五六百元，卻還常被欠著。
眼下這工頭，給他開的價是一天40元，依舊是口頭承諾，沒有合同。
“你就不怕他也欠你嗎？”記者問。
“怕，可哪兒不是這樣，我有什么辦法？”他嘆了口氣，“唉，有活干，就總還有希望；不干，就是死路一條。”
上月中旬，郭增光的妻子也來北京打工，給一戶人家帶孩子。雖然到北京20多天了，可夫妻倆只見過一面。據說，雇主對她很滿意。
“這是個好兆頭。”妻子來的那天，“以往從不信邪”的郭增光，特意找算命先生算了一卦，“先生說，我這幾年命里注定走背字，明年稍微好些，后年就能徹底翻身了。”
在郭增光身后，是車水馬龍的北京街頭。不遠處一座豪華商場門口，立著一尊三人多高的石獅子，身上刻著“百世太平”。前來購物的人們川流不息，歡聲笑語。 （作者：林天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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