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工業廢水和生活污水未達標排放，造成“八百里秦川、一千里污染”水環境惡化。
今年8月，廣東省環保局和東莞市環保局發出了迄今為止廣東省最大金額的排污費追繳單——總額1155萬元，對象是由香港上市公司福田集團全資擁有的子公司東莞福安紡織印染公司。
然而，東部“驅污”的同時，西部卻在積極接收這些污染企業，“招商”在某些地方變成了“招污”。中國社科院數量經濟與技術經濟研究所研究發現，1986年到1995年的10年間，我國工業產值向東部“遷移”了5個百分點，標志污染程度的兩個主要指標——化學需氧量排放和二氧化硫排放分別向西“遷移”了7個百分點和3個百分點。近年來這種遷移大大提速。
一些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資過程中，表面強調要將污染項目“拒之門外”，但招商項目書中卻充斥著大量的水泥、造紙、化工、塑料、皮革、金屬冶煉等易污染項目。更令人擔憂的是，一些西部縣市竟然特意降低環保標準，通過“政策洼地”把發展高耗能產業打造成招商引資的“金字招牌”。
有這樣一個事例：國內某大型化工廠表示要遷往廣東湛江，其近10億元的投資使當地領導喜出望外。而湛江環保部門在這家企業原駐地暗訪后卻發現，企業投產僅兩年多，排出的廢渣竟把一條500米寬的山溝填了30米高，他們偷偷撿了兩袋回來放到海水里，30天后氟化物仍嚴重超標，湛江市斷然拒絕了這個項目。該企業老板竟然當即表態：此處不留爺，自有留爺處。半年之后，企業負責人與某西部城市領導合影的照片赫然出現在當地媒體頭版，如愿找到了“婆家”。
這個西部城市并非不了解該企業的內情，該市一位官員私下里講出了心里話：“西部是落后地區，目前面臨的最大問題就是找到財稅增長點，只有經濟發展了才有錢保護環境。”原來，患上招商引資“饑渴癥”的地方政府為違規企業提供了“免罪牌”。不少西部官員固執地認為，西部發展必須重走東部“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
2005年，內蒙古某縣從東部引進一家污染嚴重的大型制藥企業。今年4月，縣里為了給作為財政支柱的制藥廠尋找污染出路，不惜動用大批警力與農民“協商”，拘留了十多位阻攔污水進農田的農民，藥廠大量嚴重超標的污水終于被排入引黃灌渠，并順著黃河灌渠進入耕地。當地村民說，從今年4月份以來，村民們發現喝了井里的水就肚子疼，后來鄉里就不讓村民喝井水了，專門派車送水。繼續飲用井水的牲畜驗證了污染的毒性，村里的100多只羊在6月突然全部死亡。
按理說，對于招商引資中不得觸碰的環保“高壓線”，國家有法律法規，地方有執法部門，本不該出現污染企業“西進熱”的現象。但現實的情況是，違法者受不到懲處，卻能從污染環境這一殺雞取卵式的發展中得利；守法者因治理環境反而增加了招商成本，在地方經濟競爭和干部考核評估中頻頻受挫。
一位西部地區基層環保局長為治理污染，幾乎和當地所有著名的排污企業都吵過架，甚至還因此受到匿名電話的威脅。他無奈地說：“地方領導出政績要依靠大企業。沒有靠山，違法者哪敢和執法者公開對抗？”
一些地方官員把自己的政績看得比老百姓的生存環境重要，竟然公開提出“寧可嗆死不愿餓死”的歪理。這固然有干部素質方面的原因，但更本質的問題在于現行干部考核機制。一位頗有政績的地方干部發牢騷說：在以各項經濟指標為主導的考核辦法和用人導向的指引下，說什么變“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低效益”為“低投入、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益”的道理和要求，都是“對牛彈琴”！在扭曲的政績觀左右下，“寧可嗆死不愿餓死”、“要溫飽還是要環保”等言論成了一些地方官員用來掩蓋自己“升官夢”的遮羞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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