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創(chuàng)富30年回望
這不是一個崇拜英雄的年代，哪怕你是億萬富翁富婆。轟轟烈烈或平平凡凡，那是你個人對生活方式的選擇，關鍵是你快樂嗎？
改革開放漲工資
帶魚吃掉一座立交橋
“人為財死，鳥為食亡”，這句話在30年前遭到過相當?shù)呐小Ｆ鋵崳菚r候大家哪里談得上“財”？城里人不過拿點工資，鄉(xiāng)下人掙些工分罷了。
且說工資。新中國建立后，1950年7月，財政部規(guī)定對供給制干部實行小包干，生活費和津貼費一律折米供給，分大中小3種標準，大灶每人每月折米130斤，中灶165斤，小灶225斤。時彭德懷奉命進京商議志愿軍入朝參戰(zhàn)事宜，不與夫人同吃，因為彭可享受小灶，夫人只能委屈中灶。1952年7月起，各級政府干部津貼分為29級，并實行工資分制，最高國家主席和副主席工資分為1006分，最低區(qū)縣勤雜員為85分。在關內(nèi)每一工資分合實物的數(shù)量為：糧食0.8斤，白布0.2尺，食鹽0.02斤，煤2斤。到1955年7月，供給制向工資制的過渡才完成。
30年前,工資就是城里人收入的全部，不像現(xiàn)在只是零頭。因此，1978年改革開放，第一招便是全國60%的職工漲了工資，這如何不教人歡欣鼓舞？牛奶會有的，面包會有的。
除了工資，政府還悄悄地給某地人民一些好處。比如北京，每年過國慶都要供應一點帶魚，但1986年帶魚的調(diào)入價漲到每斤3.80元，比前一年高出整整1元。為此市府開了5次會，要么不吃，要么財政補貼。全市吃一次帶魚少說要1000萬公斤，加上過去的補貼，這要財政掏2000萬元，正好是1座立交橋的造價。
七次暴富浪潮
技術含量越來越高
大家顯然不滿足一點點地啃立交橋，誰還沒點追求呢。從大的方面說，這30年來,中國人的暴富浪潮至少有七八次。
第一次是價格雙軌制。在物價轉軌過程中，為減少社會震動，自1984年起中國實行了獨一無二的物價雙軌制：生產(chǎn)同一種產(chǎn)品，計劃內(nèi)是國家統(tǒng)一定的平價，計劃外是議價，也就是市場價。兩種價格之間相差懸殊，比如鋼材，國家定價不到700元一噸，而市場上能鬧到小2000元，只要搞一筆，立馬就成百萬富翁。于是權力腐敗日甚，條子滿天飛，文言曰：把體制內(nèi)資源搬到體制外。類似的還有進出口配額。
第二次是利率差。在通貨膨脹明顯高于銀行利率的年頭，用戶很少能用真正的銀行掛牌利率貸出款來，這樣，銀行得到的利息與貸款者支付的利息之間就形成了一個很大的利率差。這中間能生出多少富翁富婆？相似的還有匯率差，炒美元、炒黃金啊。
第三次是房地產(chǎn)，這是一個相當長的發(fā)財時期，古老而又現(xiàn)代，引無數(shù)英雄競折腰，至今仍未有窮期。
第四次是股市、期市、匯市、郵市，技術含量越來越高。
接下來還有IT、國際化、能源和原材料資源經(jīng)營、國有壟斷行業(yè)等等。
在所有的暴富中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行政權力與市場的結合、混合、融合。
不要爭論就這么干下去
私營老板也可入黨
行政權力如何與市場結合？這不僅是現(xiàn)實問題，同樣是理論難點。
吃飯是個現(xiàn)實問題。1977年，時任安徽省委第一書記的萬里問一個農(nóng)家青年，你有什么要求？小伙子說，吃飽肚子。萬里問，還有呢？答，把地瓜干換成糧食。于是，萬里弄了個文件，很樸素的：尊重生產(chǎn)隊的自主權，糧食分配要兼顧個人的利益，允許和鼓勵社員經(jīng)營正當?shù)募彝ジ睒I(yè)，已經(jīng)收回的自留地如數(shù)歸還社員……
此舉立刻受到攻擊。1979年6月，在五屆人大二次會議期間，鄧小平對萬里說：“不要爭論，你就這么干下去就行了，就實事求是干下去。”
1980年9月14日至22日中央召開了各省區(qū)市黨委第一書記會議，討論農(nóng)村生產(chǎn)責任制問題。但會上并沒有出現(xiàn)一呼百應的局面，眾書記或各持己見，或模棱兩可，只有安徽和四川明確表示在落后地區(qū)可以搞包產(chǎn)到戶。會后，中央發(fā)了一個很謹慎的文件：包產(chǎn)到戶是“依存于社會主義經(jīng)濟，而不是脫離社會主義軌道，沒有什么復辟資本主義的危險”。這話說得客氣！
姓社姓資確實是個扎眼的話題，不可避免地擺上臺面，經(jīng)濟總也躲不開政治。遼寧本溪女工關廣梅租賃了8家國營副食店，成績巨大，但有人問：這是姓社姓資？《經(jīng)濟日報》為此展開討論。
雇工是另一個敏感話題。為什么雇7個人就算個體戶，而7人以上就是私營企業(yè)？誰說得清？1983年12月9日鄧小平收到鄧力群、王任重分別送來的涉及雇工問題的材料。鄧說：我在政治局會議上講過，聽其自然，看兩年再說。
市場經(jīng)濟這個名詞不是一開始就有的。改革開放前是計劃經(jīng)濟，1982年9月，中共中央提的是有計劃商品經(jīng)濟，1984年10月20日，《中共中央關于經(jīng)濟體制改革的決定》才用到社會主義商品經(jīng)濟。直到1992年，社會主義市場經(jīng)濟才登上中共中央正式文件。
在入黨問題上，更是在2001年才有了更大的寬度。當年7月1日在慶祝中國共產(chǎn)黨成立80周年大會上，總書記江澤民說：同時也應該把承認黨的綱領和章程、自覺為黨的路線和綱領而奮斗、經(jīng)過長期考驗、符合黨員條件的社會其他方面的優(yōu)秀分子吸收到黨內(nèi)來。
個體戶被定位在拾遺補缺
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一舉占據(jù)半壁江山
改革開放之初，在廣東深圳，逃港風復起。1979年6月，廣東省革命委員會發(fā)文號召全省人民與之作斗爭，對有功人員將給予獎勵。1年后的8月26日，深圳經(jīng)濟特區(qū)正式成立。除去事先設想的4個窗口作用，深圳特區(qū)的超高速發(fā)展，也最大可能地縮小了與香港的經(jīng)濟勢差，形成一個緩沖帶。
一邊是有人往外跑，另一邊是上千萬下鄉(xiāng)知青回到城里找不到活兒，1979年，城鎮(zhèn)待業(yè)率為5.4%。國家一下子安排不了，當時的口號是廣開門路，三扇門（國家、集體、個體）就業(yè)。國務院文件里有句大實話：個體戶也是勞動者。至此，主動的或被迫的，非國有經(jīng)濟開始大發(fā)展。
1952年，中國的個體戶有750萬人。經(jīng)過20多年“興無滅資”的改造，到1978年，個體戶只剩下15萬人。1981年底，個體戶增長到101萬人。但是，當時私營和民營企業(yè)仍不被承認，個體戶也被限制在拾遺補缺的范圍，“個體經(jīng)濟是社會主義經(jīng)濟的必要補充”。慢慢補充著，百萬富翁們也開始從倒服裝、開飯館、賣大碗茶的人中生出了。
到1983年，非國有的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一舉占據(jù)中國工業(yè)的半壁江山，當年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的工業(yè)產(chǎn)值突破2萬億元，占中國工業(yè)的二分之一，鄉(xiāng)企職工數(shù)已達1.02億人，超過國企。
而在理論上說，1994年初，中國居民財產(chǎn)已超過國有資產(chǎn)。當年居民資產(chǎn)總數(shù)已達46000億元，與之對應，到1993年底，中國國有資產(chǎn)總量為34950億元。
到2002年6月底，中國百姓越發(fā)富了，城市居民家庭財產(chǎn)戶均總值達22.83萬元。從1984年到2002年戶均金融資產(chǎn)增長速度為25.5%。在城市居民家庭財產(chǎn)中，房產(chǎn)比重最高，為10.94萬元，占家庭財產(chǎn)的47.9%。
百富榜門檻一年提升3.5億
為調(diào)查偷漏稅情況，1991年5月國家工商局確認中國有百萬富翁490人。但這個數(shù)字值得懷疑，如果官方有辦法查清人們的收入，就有辦法查堵偷漏稅。到1993年中，據(jù)說百萬富翁已達百萬。
如今大家比較認同的是洋人的調(diào)查。2004年10月12日，“2004胡潤百富榜”在上海揭曉，35歲的鵬潤投資董事長黃光裕擁財105億元，成為2004年的中國內(nèi)地新首富。
接下來還有盛大網(wǎng)絡陳天橋、中信泰富集團榮智健、世茂集團許榮茂、萬向集團魯冠球、天獅集團李金元、網(wǎng)易公司丁磊、香港富華集團陳麗華、合生創(chuàng)展朱孟依、新希望集團劉永好、仲盛集團葉立培等。
1986年，黃光裕跟他20歲的哥哥黃俊欽北上做生意時，他連初中都沒有畢業(yè)。半年后，兩兄弟轉戰(zhàn)北京，在北京珠市口盤下一個100平方米的門面。初時賣服裝，后改賣進口電器。國美電器在1990年代后期經(jīng)歷了裂變式的增長壯大，店鋪開始遍及各大城市。同時，黃光裕也進入房地產(chǎn)業(yè)，鵬潤大廈寫字樓讓他賺到了錢。2001年1月，黃光裕成立鵬泰投資，以前完全不懂資本運作的黃光裕與資本較上了勁，終于在2004年將資本運作玩得爐火純青。
以黃光裕這等學歷，以零售業(yè)房地產(chǎn)這等傳統(tǒng)生意，黃光裕一鳴驚人，令MBA、EMBA們慚愧，王侯將相寧有種乎？中國社會依舊是發(fā)展中的戰(zhàn)國時期。
在過去的1年中，網(wǎng)絡游戲業(yè)的春天讓陳天橋躊躇滿志。和前輩丁磊不同，陳正在用另外的方法介入IT的最大盈利空間之一，他用5年時間打造了一個市值140億元的公司。
2004年百富榜的門檻從上一年的9億元提高到12.5億元，榜上100人的平均財富是25億元，增長29%。行業(yè)仍集中在房地產(chǎn)業(yè)，有45位主營房地產(chǎn)業(yè)。
年輕的新生代富翁越來越多，前10名富豪中有3人在35歲以下。40歲以下的富豪占到26%。其中最年輕的是2003年繼承財富的李兆會，只有23歲。廣東依然是產(chǎn)生最多富豪的地方，榜上19個企業(yè)總部設在那里，17個企業(yè)家是廣東人。
工程師兼職被判刑
腦體倒掛有了改變
以黃光裕的文化水平，搏得中國首富，確實令大家慚愧。但從總體來看，中國知識分子的致富能力大大增強了。
1982年3月23日，國務院科技干部局專門發(fā)文：對兼職的科技干部，要在精神鼓勵的同時，給予一定的物質鼓勵。1988年1月18日，國務院文件稱“允許科技干部兼職”。上層的文不是瞎發(fā)的。1985年前后就出過這樣的事：原上海太平洋被單廠助理工程師鄭鴻堅業(yè)余兼職被判刑，后平反。時至今日，上層再不會發(fā)此類文件了，甚至管科技人員的專門機構都沒有了。今天，不僅是科技人員，任何人，只要有一技之長，就滿中國滿世界發(fā)財，自己就給自己許多許多物質獎勵。
腦體倒掛曾廣受詬病。1985年初，北京師范大學教授陶大鏞說，有些經(jīng)濟發(fā)達的地方文化反而大大落后了，大家都去賺錢了，出現(xiàn)了新的讀書無用論。有人對陶說，他三個孩子，大兒子大學畢業(yè)留校每月掙90元錢，二兒子高中畢業(yè)進工廠每月有100多元錢，小女兒初中程度在飯店當服務員每月拿200多元。過去是知識越多越反動，如今是知識越多越不值錢？
1985年，北京市年人均工資建筑業(yè)最高為1827元，接下來是公用服務業(yè)1426元，商業(yè)1375元，金融業(yè)1368元，工業(yè)1333元，科研1330元，交通1316元，機關文教1240元。10年后情況有了改變，1995年，中國大陸最富裕者是以下階層中的成功者：股市人士，個體戶，私營企業(yè)家，歌星影星舞星，公司經(jīng)理，洋買辦，科技成果開發(fā)人士，出租車司機，金融業(yè)職員。
珠海市勞動局2000年制定的該市85個職位的勞動力市場工資指導價為：管理人員中，總經(jīng)理年薪為110800元，月薪為9233元，最低的統(tǒng)計人員年薪為 7800元，月薪為650元；新畢業(yè)人員中，博士年薪為80000元，月薪為6667元，最低的高中及以下人員年薪為5400元，月薪為450元。
據(jù)報，1992年走紅歌星的出場費是：韋唯6000元，毛阿敏5500元，杭天琪5500元，劉歡5000元，李玲玉5000元，張行4500元，范琳琳3500元，解曉東3000元，蔡國慶3000元。和現(xiàn)在比比吧。
股民康柏華自縊身亡
“不托市”成為流行
中國股市讓一些人賺到了錢。它的建立和發(fā)展的過程，就是一個說服股民國家不能保證賺錢，以及自我約束國企上市圈錢欲望的過程。
1990年12月19日，上海證券交易所成立。近一年后，1991年7月13日，深圳證券交易所掛牌。1992年8月9日，深圳發(fā)行1992年度新股5億股，在百萬股民瘋狂搶購新股認購表的同時，一些金融證券從業(yè)人員及公安、武警、保安人員竟也利令智昏，在眾目睽睽之下公然營私舞弊。8月10日傍晚，一些人要求見市長并上街游行請愿，與公安干警發(fā)生沖突，其間多輛警車及民用車輛被砸壞燒毀，警方動用了高壓水槍及催淚彈。后查實，在300個發(fā)售點中，有95個點受到群眾舉報，到12月10日，經(jīng)查內(nèi)部截留私買的抽簽表達105399張。
與深股暴市同創(chuàng)中國第一的是康柏華，他住在上海浦東陸家嘴地區(qū)，因忍受不了炒股虧損6449.55元，于1992年5月12日自縊身亡。
1995年2月23日，滬市國債期貨突掀大風暴，一瞬間盈虧翻覆令人目瞪口呆，損失數(shù)以億計，這就是著名的“327”國債期貨違規(guī)事件，被稱為“建國以來金融界最大丑聞”。
5月17日，中國暫停期貨交易試點。“327”之禍首上海萬國證券公司總裁管金生辭職，后以受賄29.4萬元和挪用公款240萬元被判17年徒刑。
熊了3年的股市，終于在1996年4月份牛了起來。在股市里，利率是大消息。中國央行在5月1日和8月23日兩次降息，盡管嚴格保密，但股市卻異常——降息前燥熱，降息當日及其后卻大冷——股民漂亮地玩了兩回勝利大逃亡。其后股市盤旋上升，央行及證監(jiān)會連下令箭，連撤地方行長，卻降溫無效。
終于，中國股市值得記錄的《人民日報》特約評論員文章12月16日出來了，《正確認識當前股票市場》稱：“他們眾口一辭，說明年香港要回歸，十五大要召開，政府定要把經(jīng)濟搞好，絕對不會讓股市掉下來。這一種對股市的估計是十分糊涂的看法。政府要把經(jīng)濟搞好是真，但絕對不會在股市暴跌時去托市，也托不起市。”
當日，股價大跌，幾乎全部跌到10%跌停底線。一時，“不托市”成為流行。
軍警法禁商
鄭州立起饅頭辦
經(jīng)商成為改革開放最熱，“十億人民九億商”。官員也不甘落后，昨天還是局長，今天就變總經(jīng)理了。行政衙門作靠山，名流官員掛招牌，供產(chǎn)銷運貿(mào)無所不搞，我們的關系我們的條子遍天下——這等陣勢，誰可與敵？
顯然，這種官商不分政企不分必將貽害無窮。1984年7月17日，中國上層規(guī)定，禁止黨政機關干部與群眾合辦企業(yè)。1985年5月23日發(fā)出領導干部子女配偶經(jīng)商禁令。1985年7月9日，上層重申黨政機關干部不得在企業(yè)兼職。中央三令五申，可見事態(tài)嚴重。
軍轉民曾是改革的一條經(jīng)驗。1998年7月23日，中央召開軍隊打擊走私會議，在會上除重申軍隊武警不得經(jīng)商外，又把禁商的范圍擴大到法院、檢察院、公安、司法等部門。此舉看似經(jīng)濟行為，實為政治決斷。解決原來由軍警法系統(tǒng)辦的以盈利為目的的企業(yè)及其龐大資產(chǎn)并非易事，更難的是國家要拿出更多的皇糧來彌補原先由軍警法公司提供的經(jīng)費。嚴格說，軍警法經(jīng)商是走了一條彎路，現(xiàn)在要捋直它是要付出代價的。
盡管中央上層在自我削權，但一些地方政府卻舍不得印把子，時常還要揮揮手，威風八面。
鄭州人民與全體北方人民一樣喜歡饅頭，鄭州市政府還專門鬧起個饅頭辦公室來為饅頭服務。饅頭辦公室各級政府都有，蒸饅頭是要辦許可證的，在市里辦要交1100元，區(qū)里要交1600元。官員們搶著為饅頭服務，不幸搶急了眼。2001年3月2日，鄭州市場暢銷多年的鄭榮牌饅頭被二七區(qū)饅頭辦罰款，3月6日又被管城區(qū)罰款，而這鄭榮饅頭偏又是在市饅頭辦掛號的。報復很快來了，3月14日市饅頭辦在金水區(qū)正要查處一家饅頭廠，區(qū)饅頭辦便趕來爭搶，當街對罵……
還有更強硬的招兒。周余武曾任湖南嘉禾縣委書記，在嘉禾縣珠泉商貿(mào)城項目中強力行政拆遷，拘捕拒拆公民，株連公職人員家屬，抗拒新聞輿論，引起眾怒。嘉禾有一個著名的口號：“誰影響嘉禾發(fā)展一陣子，我影響他一輩子。” 2004年6月4日，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召開國務院第52次常務會議，同意湖南省對嘉禾珠泉商貿(mào)城項目中的違法違紀責任人員的處理意見，周余武被免職。
如果全國有一半的縣出了周余武，北京會有多少上訪者？中國社會能夠承受多少地方的政績成本？
另一位官員的反思或許對周余武有點提示，此人是前貴州省委書記劉方仁。2004年6月15日，劉方仁案開庭。在庭上，劉說，我現(xiàn)在非常后悔，曾經(jīng)作為一個省委書記，我卻不懂法，這是很大的問題。
劉所說的“懂法”，顯然不應是狹義的精通法條，不是簡單地以法條約束自己不貪污不受賄，而是以植于內(nèi)心的法律意識和憲政精神去執(zhí)政。為官一任，權傾一時，不僅要知道為官要干什么，要怎么干，更應該知道為官為什么要干，什么不能干。今日各級官員，其教育程度大大超過以往，博士碩士比比皆是。但其中，多是理工背景，又有多少是學法律或社會科學的？——前者注重的是技術是操作是執(zhí)行，后者講的是為什么和不能做什么。
不與民爭利，這是為官起碼的禁忌。
民工潮一浪接一浪
大邱莊號稱中國第一村
很長時間里，農(nóng)民是中國的另類。1981年12月30日，國務院通知嚴格控制農(nóng)村勞動力進城做工，控制農(nóng)業(yè)人口轉為非農(nóng)業(yè)人口。但民工潮一浪高過一浪，后來浪也沒了，竟把城市淹了，農(nóng)村包圍了城市。
1988年，上海有流動人口140.8萬人，廣州117萬人，北京111.9萬人，天津110萬人。1991年1月21日，當天抵達廣州火車站的旅客達71萬多人，這中間許多是外省民工。
真正把城鄉(xiāng)差別縮小了的是農(nóng)民自己。民工里出人才，比如東方集團的張宏偉，當年就是扛著鐵鍬進的城。如今你多大的來頭弄不到錢，但張宏偉行，1998年3月30日一貸就是3000萬，10年期低息，還是美元。
過去農(nóng)人的悲劇是陳永貴，后來是禹作敏。
1992年12月13日，大邱莊一個公司的一名職員危福和因涉嫌貪污，被逼供毆打致死。12月15日晚，天津市公安局派員去調(diào)查，被村民拘禁13個小時。天津市長聶璧初大怒，親令放人。于是調(diào)來武警，遠遠逼視，一時全國矚目。事情鬧到這份上就不好辦了。1993年4月禹作敏被捕，后被判有期徒刑20年，再后死于刑內(nèi)。
所有的發(fā)財都應在法律的底線內(nèi)。1992年經(jīng)濟熱，物價漲，百姓已不會再像1988年那樣往家背肥皂扛咸鹽了，而是拽住金融，以錢保值。一個叫沈太福的人看準了這一眼，他創(chuàng)辦北京長城機電科技產(chǎn)業(yè)公司，以年息24%且隨時兌取(當時銀行活期儲蓄年利率只有1.8%)為誘餌，加上傳媒幫忙，僅半年就非法集資人民幣10多億元，波及全國17個城市的10多萬人。1994年4月11日，沈太福因貪污300萬元和行賄25萬元(當時沒有非法集資罪)被處決。同案原國家科委副主任李效時因受賄5.2萬余元和貪污2萬元被判有期徒刑20年。
但此后，非法集資卻愈發(fā)張狂。從大權在握的金融官員到目不識丁的農(nóng)村婦女，從堂堂公司到民間標會，都奮勇殺入。其前后金額較大的非法集資案件有，1991年10月的韓玉姬吉林宇全公司案，涉及金額3.6億元；1994年7月的鄧斌無錫新興公司案，32億元，后扯出王寶森陳希同案；1997年8月周明容案，2.8億元；1998年李國法河南三星集團案，5.8億元。
黃鴻年抖擻資本花槍
“靚女先嫁”成為時尚口號
開放，全球化，是中國人發(fā)財?shù)囊粭l新路。雷宇是較早的一個標志。他沒往自己兜里裝錢，但給許多海南人創(chuàng)造了發(fā)財機會，末了丟了官。
1983年，那時海南還沒建省，屬于廣東的一個區(qū)，窮得很，財政吃補貼。國家給政策，讓海南快些富起來，可以進口洋貨自用。但用著用著，或者還沒來得及用，洋車就跑出島了。自1984年1月1日到1985年3月5日，海南共批準進口汽車89000多輛，已到貨79000多輛，有10000多輛倒出島外。海南區(qū)直屬的94個單位，就有88個倒汽車，連學校幼兒園也奮勇當先。此外，海南還進口了大量的電視機、錄像機、摩托車等。
錢從哪來？——海南非法從島外購進外匯5.7億美元，這是國家允許海南提留外匯的10倍。同時，進口洋玩藝兒的貸款累計達42.1億元，比海南1984年工農(nóng)業(yè)總產(chǎn)值還多10億元，至案發(fā)時尚有21.1億元未還。
海南出事后，雷宇降級到廣東花縣、增城等地任職，數(shù)年后官至廣西自治區(qū)副主席。1996年初，61歲的雷宇遞交了辭職報告，他說：我太累了，退下來后不需要給我另行安排任何工作，我將好好讀書，研究問題，并照顧我96歲的老母的起居，盡一點為子之責。
黃鴻年是另一個利用開放發(fā)財?shù)娜恕｜S是印尼著名華人財團金光集團董事長黃奕聰之次子，1980年代末，黃脫離家族自立門戶，在港以中策公司為基地，伺機進入中國大陸。1992年，機會來了，中策公司開始大量收購國有企業(yè)，步驟大致如下：投入資金與國企合資，通過增資上項目等方式取得合資企業(yè)的控股權，將股權納入海外控股公司名下，海外上市套現(xiàn)，實現(xiàn)滾動收購。
比如橡膠輪胎行業(yè)。兩年間，中策分別收購了太原雙喜輪胎公司和杭州橡膠廠，注資分別是499.8萬美元和1524.9萬美元，將股權納于在百慕大注冊的中國輪胎控股公司名下。而后以ADR方式增發(fā)新股，并在美國紐約證券交易所上市，共募資1.37億美元。之后，又用所募資金收購了重慶、大連和銀川等地的三個橡膠廠，資產(chǎn)規(guī)模大增，這5家企業(yè)有3家是中國輪胎行業(yè)的9大定點廠。黃鴻年最有名的是一攬子收購泉州全部37家國企，組建中僑公司。
與黃鴻年的收購相對應，“靚女先嫁”成為時尚口號。但國家國有資產(chǎn)管理局有不同看法：有些國企為爭取優(yōu)惠政策，熱衷于搞合資。據(jù)對一些省市3萬家合資企業(yè)評估，80%的中方企業(yè)喪失了90%的應得權益，國有資產(chǎn)流失近百億。
曾昌飚打造平壤一百
西班牙燒了中國鞋
黃鴻年要進來，中國人也要出去。在觀察了朝鮮7年后，沈陽中旭集團董事長曾昌飚決定到平壤去。
平壤第一百貨大樓是目前朝鮮國內(nèi)最大的百貨商場，位于平壤市黃金地段，營業(yè)面積3.6萬平方米。2004年深秋，曾昌飚率領300名以溫州商人為主的供應商，把平壤一百打造成主要以銷售溫州小商品及中國的輕工產(chǎn)品為主的綜合商場。
曾昌飚與朝方簽訂了10年的承包合同，朝方只征收5%的進口關稅和5%的所得稅。朝鮮勞動力便宜，營業(yè)員月工資只要70元人民幣。另外，中國供應商被允許使用持幣證，可以將人民幣帶出境，也可以使用持幣證購買易貨商品，如換購銅礦石、絲綢等中國市場上的緊俏產(chǎn)品。更大的鼓舞是，朝鮮官方匯率從以前1美元兌換2.15朝元下調(diào)到1美元兌換150朝元，這使中國企業(yè)能夠以合理的匯率與朝方結算。
但曾昌飚的浙江老鄉(xiāng)陳九松就不大幸運。2004年9月14日下午，在西班牙鞋都埃爾切城中國鞋店附近貼滿了煽動游行示威的大標語：“埃爾切市民們，讓我們團結起來，把埃爾切所有亞洲鞋都趕出去，把運送亞洲鞋子的集裝箱全部燒光!”
9月16日下午，埃爾切城的中國鞋鋪紛紛提前關門。陳九松也早早關了店面，但他這天剛好有16個貨柜的貨要進倉庫，此時被堵在了路上。一時間，一個個鞋柜被游行的西班牙人踐踏、焚燒、哄搶，大火照亮了埃爾切的天空……
西班牙人的憤怒源于中國鞋的廉價。西班牙企業(yè)生產(chǎn)一雙旅游鞋最低價格為20歐元，但中國人生產(chǎn)同樣的旅游鞋僅為3到4歐元，甚至2歐元。西班牙報紙報道，由于中國鞋大量進入，西班牙鞋廠工人失業(yè)人數(shù)劇增，2002年埃爾切有12個西班牙鞋廠破產(chǎn)，2003年增加到14個，2004年頭7個月猛增到26個，1000多工人失業(yè)。
《經(jīng)濟觀察報》記者宋鐵軍說，錢要大家賺，上下游都要活，這就是生態(tài)圈或價值鏈。而眾多中國出口企業(yè)追求的是用最低工資雇傭、用最低價格出賣、滿足最低利潤，這無疑是對生態(tài)圈的濫砍濫伐。
不僅是陳九松，聯(lián)想也遇到了麻煩。2005年秋，美國國務院決定向聯(lián)想采購1.6萬臺電腦，價值1300萬美元。2006年5月4日，美國眾議院撥款委員會主席Frank Wolf提出，“聯(lián)想是一家被中國政府控制的公司，美國國務院應對此筆交易進行調(diào)查。”美國人還表示將改變相應的政府采購流程，這對聯(lián)想的殺傷力極大。雖然聯(lián)想收購了IBM的一部分，但從IBM繼承過來的政府訂單將泡湯，聯(lián)想的海外擴張計劃受阻。
中國鞋出口受阻，電腦受阻，但窩在家里也不受用。2004年中國用棉量達到867萬噸，占全球棉花消費量的36%，大量棉花進口。中國棉打不過洋棉，不僅輸在質量上，更輸在價格。2004年國產(chǎn)棉比進口棉每噸貴721元，2005年就更貴了1766元。咱能造便宜的鞋子，種不出便宜的棉花？
據(jù)說，這主要是由于進口棉花背后巨大的補貼。美國是全球最大的棉花出口國，目前占全球的市場份額約42%，2005年美棉在中國的市場份額為45%。美棉為什么這么紅？因為后面有美元。2004年美國棉花補貼總額達27億美元，占全球棉花補貼總額的67%。據(jù)說，幾年間，中國棉農(nóng)丟了180億元的收入。
類似的情形還有大豆。
HDI中國排名第106位
有車了但到處堵車
經(jīng)過這30多年的辛勤勞作，大家都覺得自己富裕多了。但就怕認真：拿數(shù)字來！以人均GDP來說，中國仍排在世界百名之外。不僅如此，聯(lián)合國計劃開發(fā)署還發(fā)明了一種新的核算體系HDI，以此衡量，中國在174個國家和地區(qū)中排名第106位。前面不僅有加拿大、法國、挪威、美國等發(fā)達國家，香港第25，泰國59，朝鮮75，印尼96，蒙古101——都比咱靠前。
這個HDI不是單單看掙了多少錢，而是把人均預期壽命、掃盲率、社會福利等因素都加入其中。如此就明白了：也許咱有汽車了，但到處堵車、滿鼻子的汽油味。如此，生活質量提高了嗎？快樂嗎？
人們生活得是否幸福，不僅取決于物質是否充足。近年國際學術界的研究表明，人均GDP達到3000美元到5000美元后，快樂效應就開始遞減。一方面，收入提高，期望值也在提高，相互產(chǎn)生抵消；另一方面，像環(huán)保這樣的公共物品，不是哪個個人能夠改善的，若由個人選擇，幾乎人人都選擇多賺錢、多消費、多污染，結果誰都不快樂。這就是為什么一些國家和地區(qū)的GDP在增長，但賺了錢的人并不快樂，精神上沒有歸宿，人民的痛苦指數(shù)在增長，最后導致社會動蕩的原因。
相對應，一個衡量人的幸福快樂的標準GNH（Gross National Happiness，國民幸福總值）出現(xiàn)了。GNH最早是由南亞的不丹王國國王提出的，他認為人生“基本的問題是如何在物質生活（包括科學技術的種種好處）和精神生活之間保持平衡”。
溫州第一代個體戶
■圖/朱躍
從登記、領取工商營業(yè)執(zhí)照的時間上看，溫州第一代個體戶是改革開放后中國第一代個體戶。創(chuàng)業(yè)之初，他們是一些不起眼的、不被主流人群接納的邊緣人。基本上都是這樣的情形：“沒有一個好父親”，沒有門路，找不到固定工作。為了吃飯，為了生存，迫不得已，在自己的家門口擺起小攤，當起了個體戶。
溫州記者朱躍和吳逢旭，從2001年到2006年，采訪和拍攝了75位溫州個體戶，完成了《中國第一代個體戶》一書。這些影像很難讓我們把溫州經(jīng)濟的“前輩”和后來財大氣粗、龍卷風般席卷神州的溫州炒房團、溫州炒煤團聯(lián)系在一起，他們只是更為龐大的中國第一代個體戶群體的縮影。
王石：地產(chǎn)大鱷是這樣煉成的
■本刊記者何三畏馬金瑜
歷史的PK臺總是把話語權交給笑到最后的人。二十年前，在深圳火車站和一群年輕的民工一起，扛上150斤的玉米包搬來摔去的那個33歲的“不像民工模樣”的人，今天把他開心的笑容印在一本大32開本的傳記封面上。
他就是王石。就連當年被在住地樓下電器修理店順口叫上跟他去搬運玉米的那個18歲的農(nóng)村少年，也早已經(jīng)跟王石混得有頭有臉的了。
被天上掉下的餡餅砸中
1983年，王石32歲了。
他還在彷徨。懷揣一顆“法國小說《紅與黑》中的主人翁于連一樣的個人拼搏的野心”，窩在廣東省外經(jīng)委，每天工作，讀書，學英語，日子平淡無奇。但是，他“不甘平庸”，“好表現(xiàn)”。不過，他無論如何沒有想到以后他“表現(xiàn)的舞臺”有如此之大。
1983年春天，王石的岳父在深圳參加“農(nóng)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時住過的東家夫婦，來廣州探望岳父，這一對從前多少有點土氣的農(nóng)民夫婦帶來的不只是他們家的土產(chǎn)，而是他們身上的“洋氣”：丈夫穿著臺灣產(chǎn)的淺灰色夾克，老婆燙了個大卷發(fā)。沒有這樣的樣板更說明問題的了：轉瞬之間，深圳到底發(fā)生了什么？王石要去看看。
1983年5月7日，在王石的生命中是一個重要的標記。這一天，他乘廣深鐵路抵達深圳。當他看到一個巨大的建設工地般的深圳，“興奮，狂喜，恐懼的感覺一股腦涌了上來，手心汗津津的”，強烈地意識到這塊塵土飛揚的土地孕育著巨大的機會。
一切就這樣順理成章地開始了。
第一個站點，深圳特區(qū)發(fā)展公司（簡稱特發(fā)）。
但是，做什么呢，不知道。
一天，王石去蛇口的路上，看見高高聳立著幾個白鐵皮金屬罐，那里面儲藏著玉米。美國大陸谷物公司與深圳養(yǎng)雞公司合資的飼料生產(chǎn)企業(yè)——正大康地，需要大量的玉米。廣東不產(chǎn)玉米啊，經(jīng)打聽，玉米來自美國、泰國和中國東北。其中來自東北的玉米卻不是直接從東北運來的，因為解決不了運輸。
神秘的命運開始造化王石了。
他找到正大康地，說他能解決運輸，他可以組織來玉米，“你們要不要？”
“要！馬上就可以簽合同！”
第一單，一個大單。
不過，王石還并不知道東北和深圳之間的運輸情況，是巨大的誘惑使他硬著頭皮往前闖。
經(jīng)過兩三通打問，確定了廣州海運局的海運。
于是，玉米生意開始了。
特發(fā)公司立即設立了一個“飼料貿(mào)易組”，組長王石，獨立核算。
玉米到了，“飼料組”需要一個組員。樓下的無線電裝配車間，拉出來一個又瘦又小，像個童工的小伙子，他叫鄧奕權，他成了王石的第一個員工。
第一次30噸的玉米生意成交。
王石在自行車后座上夾了兩個條紋塑料口袋，去到養(yǎng)雞公司。
“我來收錢。”他向養(yǎng)雞公司的袁經(jīng)理揚了揚手中的編織袋。
“發(fā)票呢？”袁經(jīng)理問。
發(fā)票是何物，王石不好意思問，但他立刻想到，無非就是收款證明一類的東西。
王石回到特發(fā)公司，對財務部的小張說，“給我開個收款證明！”
暨南大學財會大專班的畢業(yè)生不懂“收款證明”。
“你就寫收到誰多少錢，特此證明。就行了。”
小張一邊嘟嚕著“從來沒有開過這樣的證明”，一邊照辦。還加蓋了財務章。
再騎上自行車，后座還是放著編織袋，特發(fā)公司飼料組王石組長又到了養(yǎng)雞公司。對袁經(jīng)理說，“給，發(fā)票。”
袁經(jīng)理笑得嗆了喉嚨，一邊咳嗽一邊帶王石“參觀了發(fā)票的真面目”。
“他們要發(fā)票。”王石又是回到特發(fā)的財務室了。
“早開好了，我還納悶不開發(fā)票怎么能收到錢。”小張說。
再次來到養(yǎng)雞公司財務室，王石“徹底糊涂”了：塑料袋仍然沒有用處，卻拿到兩張一模一樣的薄紙——銀行轉賬單。
特發(fā)公司財務室的小張告訴王石，這個轉賬單就是錢，如果對方賬上有錢的話。
用王石的話說，在這兩來兩往的經(jīng)歷中，他“深刻感受到業(yè)務知識的貧乏，尤其財務方面，更是個門外漢。”“從那以后，我每天下班無論多晚，都要看兩個小時財務書。還學著記賬，下月初跟財務的對照。三個月后，我閱讀財務報表沒有障礙了。”
今天，“房地產(chǎn)教父”面對巨大的成功和名望，如此講述他跌跌撞撞的第一步。而在那個時代，很多“第一桶金”的傳奇劇都有這樣一個相似的腳本。
暴利時代的不正當競爭
進口貿(mào)易的好時光是短暫的。
1985年，國務院對計劃外調(diào)匯和機電產(chǎn)品進口進行全面清理，銀行收縮銀根，進口電子器材、影視器材市場出現(xiàn)萎縮端倪。但市場仍然顯示著一定的利潤空間，很多經(jīng)營商還沉浸在供不應求的假象中。
但王石已經(jīng)感覺到了危機。展銷中心新簽的2萬臺放像機合同，45天后到貨。這時，王石通過渠道了解到同行的進貨情況：同一時期，其它公司共有5萬臺到貨。
7萬臺同時到貨是一個什么樣的市場前景？王石判斷一定會立刻滯銷，價格會直線下降。退貨是不可能的。怎么辦？
這時，王石所做的對策，成為他后來在各處演講一再提到的，創(chuàng)業(yè)初期的“不正當競爭”的案例。
他叫來廣告投放部經(jīng)理，口授了一則聲明，內(nèi)容如下：由于臺風原因，本展銷中心的放像機無法按預訂時間送達客戶，為保證履行合同，急購放像機2萬臺。
這一則“求購信息”刊登在當時的廣州兩家主要報紙上。同時，當天的報紙正好也刊登著放像機的“售賣廣告”。
廣告后，放像機便向展銷中心涌來。王石叫他的技術部組織了4個小組驗收。而這些前來出售的放像機，除了個別小數(shù)量的，大多是期貨。期貨當然不要！一定要看到放像機才簽合同。這樣一來，展銷中心并沒有購進放像機，其零售價卻上升了200元：市場穩(wěn)住了。
接下來，王石做的是：迅速走貨，不惜虧本。他想的是：溜得越快損失越少，而資金回籠后去做新生意，把損失奪回來。
不過，現(xiàn)在，已經(jīng)練成了中國最知名企業(yè)家的王石反思他早期的貿(mào)易生涯說，一是那時的超高利潤是不合理的，二是說明他“也曾惟利是圖”。
王石的公司在不斷發(fā)展。在那個年代，不斷調(diào)整的宏觀政策，有時就是企業(yè)的生命線。而王石總能及時感覺到春江水暖。
1986年，深圳市頒布“國營企業(yè)股份制試點暫行規(guī)定”。他偶然看文件的影印件，立刻坐不住了。1988年11月21日，一個名叫“深圳萬科股份有限公司”的股票上市交易。它的董事長和總經(jīng)理，叫王石。
與此同時，萬科進入房地產(chǎn)開發(fā)。
此后，萬科的路子與眾不同。很多企業(yè)都在“多元化”的時候，王石開始賣掉萬科蒸餾水公司、零售公司、拍電影的公司、做廣告的公司、做商業(yè)禮品的公司，最后做成一個專業(yè)房地產(chǎn)公司。公司業(yè)務遍及全國十多個大城市。
“超過25%的利潤不做”，這一命題以其不符合人們意識中的資本本性而令人感興趣。在中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市場，特別是在1992年，對處于暴利時期并且接下來還有相當長一段暴利期的房地產(chǎn)企業(yè)來說，超過25%的利潤常常是可能的，在現(xiàn)實中萬科如何取舍，這個命題放在今天也仍然是尖銳的。
2006年2月20日晚，王石的全國巡回演講來到成都，本刊記者以這個問題相問，他的回答，除了一個成功的企業(yè)需要公眾的信任，需要追求公平的利潤，還說道，市場也是公平的，暴利是不能持久的，甚至從長遠看，可能是得不償失的。
按照王石的表述，他跟各地政府的關系，亦誘人想象。他向媒體聲明，從來沒有向公務員行過賄！記者問，如果你的“不行賄”理念，與追求利潤相矛盾呢？王石簡單地回答，“不行賄也可以獲得利潤！”
王石提出過“反對暴利”，并且具體到“利潤超過25%的不做”；王石提出過“公益事業(yè)無止境”，并且把公益與他的公司和他的探險等個人行為結合起來，形成了一連串他津津樂道的案例；提出過“關注普通人”，他把“普通人”定義為，“不享有政治、經(jīng)濟和文化特權的白領、藍領、自由職業(yè)者和工商業(yè)主”。
借著推廣自傳《道路與夢想》的名義，他在十個城市反復宣講“做一個優(yōu)秀的企業(yè)公民”，這個觀念甚至超前于公眾對企業(yè)的期望；王石正在提倡“關注城市低收入人群的居住環(huán)境”，稱接下來會與多個城市的政府合作，“開發(fā)廉租房”。并宣布2006年，萬科成立的第一個基金將用于“古民居住宅的保護”。
王石的話語是不斷升級的，而“2006版”已經(jīng)上升到現(xiàn)代公司文化的最高平臺。如果對照中國房地產(chǎn)界的另一個重要人物任志強對公共領域的發(fā)言——“品牌就是暴利”、“只考慮給富人建房”、“禁止炒房就是違憲”，以及“城市功能窮人與富人應該分區(qū)”等等，可謂鮮明的對臺戲。
毫無疑問，王石，或者萬科，這回又得分了。
李書福給我們一次自殺的機會
為了打破民營小企業(yè)不能造車的神話，他故意說出一句狠話，“造汽車有什么神秘的？不就是四個輪子，兩張沙發(fā)，加上一個鐵殼嘛！”有人說吉利造車無異于自殺，他來了一句，“那就給我們一次自殺的機會！”
■本刊記者徐梅發(fā)自北京
17歲的時候，浙江臺州青年李書福最大的愿望是擁有一輛自行車，“如果再戴上一塊手表，出門就很有面子了”。
21歲時，身為照相館小老板的他成了萬元戶，“在當時是很了不得的事情”。
27歲時，用他自己的話說，“兩三百萬肯定是有的了”。
今年，汽車大亨李書福43歲，據(jù)稱是中國最年輕的億萬富翁之一。
“在對的時候做對的事情”，他說這是他打開財富大門的金鑰匙。
“貧窮可以轉化為力量”
“我很小就開始掙錢了，”李書福把自己的創(chuàng)業(yè)史一直上溯到孩童時代，“七八歲的時候，我就在村子里給人放牛，拉風箱，放牛一天能掙三毛錢，拉風箱可以掙到五毛。”
他說自己的父親是一個頭腦很靈活的人，“他特別肯動腦筋，做生意也做得很不錯，不過，他那個時候都是偷偷摸摸地做”。
“文革”期間搞“一大二公”、“割資本主義尾巴”，還在上小學的他也跟著起哄批斗那些做小生意的人。村里有個賣帶魚的，被高年級的同學抓到學校揪斗，他擠在人堆里看熱鬧，“那個賣帶魚的站在那里，一筐子沒有賣完的帶魚放在前面，校長講話，說這樣的行為是不對的，應該批斗啊什么的。我們也不懂，就跟著起哄，跟著喊。其實我爸爸當時也偷偷在做生意，但是自己不懂，就覺得應該批斗。”
因為父親的操持，一家人日子過得還不算太艱難，三年困難時期當?shù)匾菜懒撕芏嗳耍麄円患移呖诙计巾樀匕玖诉^來。
從小他就不是特別愛讀書，但腦子靈活，學習成績并不差。小學輟學兩年，再讀竟然還是班里較為出色的學生，初中讀了兩年便跳級考上了高中，“考上第一年我就又不想讀了”。
老師專門去找他，勸他的話他到現(xiàn)在還沒忘記，“老師說你不上學不行的，你看那個誰誰誰，他上了大學，現(xiàn)在哪里哪里工作，再看那個誰誰誰，他沒有考上，現(xiàn)在就在鎮(zhèn)子里當個泥瓦匠。”
他哈哈笑起來，說老師總是一片好心，但這個世界并不是只有讀書這一條路。在他創(chuàng)辦的吉利大學里，處處可見他的現(xiàn)實主義主張。新落成的圖書館門前赫然立著他寫的校訓，“走進校園的目的，是為了更好的走入社會！”學校的汽車學院里，“理論夠用、實踐為重”的標語也隨處可見。
他有時甚至偏袒那些逃課的學生，“一個學生不上課并不等于說他就是一個壞學生，也許他覺得老師講得不好，也許他自己在私下里研究的東西更有意義。”
他常常回想小時候，說那個時候是一家人非常美好的時光，“我們家我讀書算是最多的，我姐姐、我弟弟，都很小就輟學了，掙錢養(yǎng)家。”
貧窮的少年時代給了他深刻的烙印，影響直至今時今日。“貧窮可以轉化為力量，它本身就是一種財富。一個經(jīng)歷過貧窮的人，他可能更加珍惜機會，珍惜生活，并且更加富有愛心。我現(xiàn)在資助那些貧苦孩子讀書也因為這個，這些吃過苦的孩子，將來會干大活、創(chuàng)大業(yè)。”
我的發(fā)家史就是一個自己動手的過程
19歲他開始人生的第一次創(chuàng)業(yè)，開照相館。“沙發(fā)、相機、燈光、背景板，這些都自己做，就是花錢買了一個一百多塊錢的鏡頭，還有一個幾十塊錢的‘皮老虎’。”
小店開張，所有成本只花了一千多塊，生意好得很，做了兩年，就掙了一萬多。吃苦他是不怕的，因為“不吃苦你就不能生存”。怕的是各種部門的管理審批，“那個時候開照相館屬于特種行業(yè)，要公安局批準。我沒有批準，被罰過款，還被勒令關門過”。
“一看到穿制服的，還有那些當官的到我店里，我就嚇得渾身是汗。”這樣的體驗在其后的創(chuàng)業(yè)中揮之不去。
1984年，21歲的他以一萬塊錢起家，租了5間舊房子，與人合伙做電冰箱配件，開始了新的創(chuàng)業(yè)之路。之后他覺得既然自己能做電冰箱最核心的冷凍室，那么做出一個完整的電冰箱也沒有什么難的。
1989年，他開辦的電冰箱工廠，產(chǎn)值已經(jīng)超過1個億。然而，由于國家政策的調(diào)整，他不得不終止了生產(chǎn)，把整個廠子都轉贈給當?shù)卣Ｋе鴴甑降膬扇偃f去上學，想通過學習和梳理，為資本尋找到一條出路，“這些錢存在銀行里，肯定是不行的啊！”
最終他選擇進軍摩托車行業(yè)，但是國家政策這一道關口必須跨過，否則又會像上次辦冰箱廠一樣面臨關停。怎么辦?他斗膽到國家機械部跑了一趟，結果碰了一鼻子灰。
他無奈回到臺州。此后他做過建材生產(chǎn)，投資過房地產(chǎn)，但心中始終沒有放棄摩托車之夢。終于在1992年，建成浙江吉利摩托車廠，所謂“吉利”，就是“大吉大利”！1998年，吉利集團摩托車產(chǎn)量達35萬輛，不但占領了國內(nèi)市場，還出口22個國家和地區(qū)。
這個時候他起了造汽車的念頭，有人提醒他造“四個輪子”的汽車與造“兩個輪子”的摩托不可同日而語，他為了打破神話，故意說出一句狠話，“造汽車有什么神秘的？不就是四個輪子，兩張沙發(fā)，加上一個鐵殼嘛！”有人說吉利造車無異于跳樓，他來了一句，“那就給我們一次跳樓的機會。”
作為一家民營企業(yè)，缺人才，缺資金，缺技術，缺設備，沒有“準生證”……他后來回憶說，我們造轎車，媒體不信，銀行不信，行業(yè)不認可，就連汽車零部件公司都不愿意賣給我們零部件。有一次，他到一家零配件廠洽淡合作事宜，接待他的一位負責人聽說他們只有5億資本，又是民營企業(yè)，還想造汽車，扭身就走。
如今吉利進入車市9年，累計生產(chǎn)汽車60萬輛，成長為中國汽車業(yè)最具影響的自主品牌之一。
接受本刊記者專訪的當天，他還接受了一個德國記者的采訪，那位記者問他，“作為中國民營企業(yè)的代表，您覺得創(chuàng)業(yè)路上最大的困難是什么？”他含笑看著他，“最大的困難不能告訴你！”他對本刊記者說，“有一些東西我們現(xiàn)在不能說，不能在公開的場合講，50年之后你再采訪我吧，寫出我們最難的是什么。”
他說吉利汽車學院的學生“很幸福”，“他們有課本、有老師、有模具，什么都是現(xiàn)成的。在創(chuàng)業(yè)路上，他們是有父母的孩子，而我們，什么都靠的是自己，吉利的創(chuàng)業(yè)史就是我們的一個不斷動手制作、創(chuàng)造的過程。”
只知道消費世界名牌，所謂的明星就是有毛病
與這份謹慎形成對比的是他在業(yè)界的“炮手”之名，他敢放炮是出了名的，“造汽車沒有什么神秘的，不就是四個輪子加兩排沙發(fā)嘛！”“600萬的賓利汽車成本不過100萬！”“20年的時間，要把吉利大學發(fā)展成為中國20強的大學！”
“那些所謂的明星只知道消費世界名牌”是這位“汽車狂人”引發(fā)網(wǎng)絡震蕩的最新言論。他有些激動地跟本刊記者說起事情的原委，并堅定重申自己的觀點立場，“現(xiàn)在很多人就沉迷在所謂的‘名牌’、所謂的‘品味’里。其實他們沒有正確理解什么是品味，幾萬塊錢買個包就叫品味，幾萬塊錢吃一餐飯就叫品味，這叫什么品味？這是對真正品味的侮辱。”
他說他是在今年6月份舉行的中國教育發(fā)展基金會——吉利教育資助計劃啟動儀式上說那番話的，因為2005年的善舉，他贏得了“中國十大慈善家”的稱號。今年開始，吉利再度捐資5000萬資助1000個貧困學生上大學。
“我不明白，那些有錢人在干什么？開車只開奔馳、寶馬，買個包花幾萬塊錢。我們國家真的已經(jīng)富到這樣了嗎？那么多孩子沒有錢上學，沒有衣服穿，還有很多老百姓看不起病。”
他很激動地拍拍自己身上，“我全身都沒有什么貴的，襯衣是公司統(tǒng)一做的，皮鞋幾十塊錢，是我們老家一個廠子生產(chǎn)的，陪我去了多少地方，不知道有多好，干嘛要花那么多錢在吃穿上，我真的不明白。”
他憤憤然說起國家大力提倡自主創(chuàng)新，明星中卻幾乎沒有人愿意消費國貨。“人家韓國明星金喜善有次被邀請到中國來參加商業(yè)活動，金喜善發(fā)現(xiàn)車隊中沒有韓國車，就拒絕乘坐奔馳離開。金喜善說自己是韓國人，就應該坐本國車。你看看中國的明星，誰能這樣做？”
他很氣憤網(wǎng)上有人把他批評明星追捧奢侈品、不用國貨跟不買他的吉利汽車扯到了一起，“有人說，我這樣說是嫉妒，是心態(tài)問題，還有人專門寫，你還是先把你的汽車造好再說吧。您瞧，就這樣胡扯！”
“如果您太太要拿幾萬塊買個包，您會怎么辦？”
“這個我管不了，但是我的態(tài)度是鮮明的，我覺得我的觀點是對的。我也不是說大家都要像我只穿一百塊的衣服，你穿兩百三百的也行，但你可別花幾萬塊買個包啊！這不是有毛病嘛!這叫品味？！”
“那您的品味是什么？”
“我的品味是實實在在。應該要面對現(xiàn)實，應該要把個人與這個世界聯(lián)系起來。中國還沒有到這個地步。也許我年齡大了，過時了，看不懂現(xiàn)在的人。我反正天天坐個吉利汽車，我也沒有什么豪華的享受，但是我覺得很踏實，我跟這個世界聯(lián)系得很緊密，跟這個現(xiàn)實聯(lián)系得很緊密。”
我在不斷提高調(diào)控自己幸福指數(shù)的能力
人物周刊：21歲的時候你以一萬元起家，那一萬塊錢是你辛苦存下來的，那個時候您對于這樣一筆巨款的投資，心中是否忐忑不安，那個時候的致富目標是什么，覺得有多少錢就算有錢了？
李書福：萬元戶在那個時候很厲害了。但是講實在話，我對錢從小就不是很迷戀的，我不是守財奴。講浪漫一點，就是一直在追求理想，想做點事情出來。投資的時候從來不會去過多的想錢虧掉了怎么樣。
這個跟我小時候的經(jīng)歷有關系，我很小就開始掙錢。錢是掙出來的，不是省出來的，這個道理很早就明白了。
人物周刊：你在青年時代最渴望的奢侈品是什么？
李書福：那個時候要是有輛自行車，再戴一塊手表，出門就很有面子了。手表一定要露在袖子外面，時不時地拿出來看看。拍照的時候要這樣，在胸前交叉，戴表的那個胳膊一定要在外面。（扮當年最酷最帥的拍照姿勢，大笑。）
我的第一塊手表是走私表，十幾塊錢。時間是不準的，但是要的是個樣子嘛，還是天天很得意地戴著。有一次我想去我們那里專門賣走私表的一個地方，想去修一修。那個時候都是偷偷賣的，打擊投機倒把辦公室要管的，我傻乎乎的，什么也不懂，就在那里大模大樣地對時間，結果一下子就被“打辦”的人抓住了，手表也給沒收了。
人物周刊：27歲你就有200萬了，擁有第一個100萬的感覺是怎樣的？有沒有做夢笑醒？您對您的父母透露過您的財富嗎，他們怎么說？
李書福（笑）：做夢笑醒肯定是沒有的。那個時候就是想，“哦，真的是有100萬了，這個時候該想一想了，該怎么辦”。資本要尋找出路啊，不能放在銀行里啊，必須發(fā)展，實現(xiàn)更大的夢想。
我父母他們從那個時代走過來，經(jīng)濟上總是特別謹慎小心，他們從來不干涉我們的發(fā)展，但是擔心還是很多，怕出事、怕企業(yè)搞不好什么的。
人物周刊：成為有錢人之后的幸福和煩惱是什么？你的財富觀是怎樣的？
李書福：有錢最大的好處是用錢的時候，你不用發(fā)愁。還有一個好處是，你可以用錢去實現(xiàn)你的理想，為理想去賺錢，而不是把賺錢當理想。你看李嘉誠，他辛辛苦苦地賺錢，賺到錢了，又大把大把地往外捐。比爾?蓋茨也是這樣。那你說他們賺錢為了什么，絕不是為了把所有賺到的錢都存起來，他就是在通過賺錢完成自己個人意志的表達。
至于說煩惱，有一些東西我們也不能在公開的場合講。中國的農(nóng)村從貧窮走向富裕，從封閉走向開放，從計劃走向市場，它的變化是很困難的。我們這一路走來，也是碰到很多坎坷和困難。金錢與人情的矛盾，發(fā)展與反發(fā)展的矛盾。親戚啊、朋友啊、同學啊，他們有各種各樣的事情，可能需要你的幫助和參與，中國這樣的事情太多了，過程很復雜。怎樣能處理好，都需要心血。
我今天在吉利大學跟學生講，世界充滿陽光，世界也有黑暗，需要有一個識辨的能力。開學典禮上，有人說不應該說這些，我說這是告訴他們實情。
人物周刊：吉利已經(jīng)成長為一個巨大的經(jīng)濟增長體，對你個人而言，你未來的財富目標是怎樣的？
李書福：財富目標我沒有的。我想把這個學校辦成世界上有影響的學校，造百姓買得起的好車，讓吉利汽車走遍全世界，這個目標是有的。
人物周刊：你是中國民營企業(yè)的一個成功個案，在你的親身經(jīng)歷中，中國民營企業(yè)最難的是什么，最需要的又是什么？
李書福：這個啊，我跟你講，跟剛才那個德國人問的是一樣的，最難的就是想說的話不能說。不能說啊！我怎么回答你呢，50年之后你再慢慢寫吧。
但我相信我們的社會在持續(xù)改進、持續(xù)提高、持續(xù)發(fā)展，中國的改革開放不會止步、中國的未來是非常美好的，但道路是坎坷曲折的，困難問題是層出不窮的。所以我對那個德國記者說，中國民營企業(yè)家要繼續(xù)努力、奮斗、吃苦。
人物周刊：你對幸福的理解是怎樣的？
李書福：幸福與不幸福，不是能用錢來衡量的。幸福的根本、關鍵是在自身的能力，你有沒有讓自己幸福的能力？在最困難的情況下，有本事和能力把自己調(diào)整到幸福的狀態(tài)。有錢人并不一定幸福，你今天發(fā)愁怕被人家偷了，明天又擔心這個錢來路是不是有問題，后天又考慮這個錢怎么花，哎呀，我告訴你，你可發(fā)愁了，你可一點都不幸福。
人物周刊：那么你幸福嗎？
李書福：我覺得相對而言，我自己感覺是幸福的（笑），我在不斷提高調(diào)控自己幸福指數(shù)的能力。
江南春快跑，跑到競爭者全都消失掉
有分析師甚至預測，分眾在營業(yè)收入上將成為繼央視、上海文廣之后的中國第三大傳媒集團
■本刊記者李宗陶發(fā)自上海
秋天來了。清晨6點，江南春在不拉窗簾的臥室被光線喚醒，拉開清一色襯衣西服的衣柜，覺到天凉。他翻出多年前寫的詩《秋天》，傳到自己的博客上。然后，出現(xiàn)在江蘇路兆豐世貿(mào)大廈他6平米的玻璃隔間里，開始這一天17－18小時的工作，正常的話，晚上會有一次足底按摩，他利用這段時間打一圈業(yè)務電話。
21世紀缺什么？時間！新崛起的巨大財富的擁有者如江南春一定這樣回答。
7月末在大連，穿了一雙漏水的皮鞋去見記者，順便說了沒空去補：“對我而言，補鞋或者認認真真到商場挑雙好鞋，時間成本都太高。”于是他看到這樣一篇報道：《江南春：鞋子漏了，我沒時間去補》。“文章第一部分都花在我的鞋上了，我看完一尋思，這都給人留下什么印象呀，整個一艱苦樸素老干部。”江南春笑了。不過，因為傳說中的每月平均花費1萬元，他確實被歸入“節(jié)約型”富豪。
他跟父母住相鄰單元，卻不能經(jīng)常跟他們打照面；他很喜歡吃家里的飯但不能經(jīng)常吃到，他不能保證一日三餐按時吃飯，常以一餐代之；在他250平米的家中，除了臥室，他不知道其余四五個房間放了些什么東西，“只有我媽知道”。他沒有時間談戀愛、聽音樂，沒有節(jié)假日，不愛參加宴會和應酬；業(yè)余愛好是睡覺，見縫插針地睡覺，此外，就是按一按他疲憊的腳了。
這種生活方式不是他一個人的，朝兩旁望望，有馬云、陳天橋、李彥宏為伴，朝前面望望，有盛田昭夫、松下幸之助、2006年6月以前的比爾?蓋茨，等等。要成為擁有80%的財富的20%的人中的一份子，是注定要付出代價的，譬如被人們叫做“工作狂”，譬如這種“程度最淺的痛苦”：每天只睡4個小時，自己動手做150頁的PPT，然后精神抖摟地向陌生人滔滔不絕講上4小時；或者，哪怕忙到早上6點，也要搭乘最早的航班飛往另一城市。
至2006年5月，江南春創(chuàng)建的分眾傳媒在納斯達克的市值已超網(wǎng)易，達30多億美元，成為納市中國第一股，他本人坐擁4.26億美元的財富。在母親的眼里，他還是20多年前那個勤勉省心的兒子么？——坐在煤球爐前，聽著收音機，兩個下午就攤出一大堆蛋餃。
他的大學同學說：“我不羨慕江南春。他能做到的很多事，我都做不到。如果你知道他勞累的程度，你就知道什么是成功的代價。”
他的另一位朋友在博客里寫道：“除了錢，他沒有不良嗜好。”
“不比人更聰明，只是把時間用來奔跑”
在江南春33年的歲月里，有兩次重要的演講。一次是1992年，他以華師大詩社社長的身份參選校學生會主席，當時他已經(jīng)懂得：一個人的成功不完全靠個人才華，而重在整合資源的能力。他在投票前“合縱連橫”因而欠下160元債務的事情已被媒體寫了好幾個來回，但還有一條信息——為了脫稿演講，他提前3個月開始準備講稿，請系里關系“鐵”的老師修改數(shù)遍，臨近競選的一個月里，每天背上20遍。
2005年美國東部時間7月13日，江南春在紐約時代廣場納斯達克證券交易中心的演講臺上為分眾傳媒股票上市致辭，他也練習了大約20遍，但還是忘詞漏了一段。不過，當天的《華爾街日報》報道說，1010萬股招股說明書中定價為14－16元的分眾股最后被17美元的發(fā)行價超過，創(chuàng)造了融資1.72億美元的紀錄。
“投資者不在意你英語好不好，而是在意你的企業(yè)能不能帶來高回報。”他4年前設定的目標——35歲之前擁有一家比較穩(wěn)定的媒體上市公司，提前2年實現(xiàn)了。
“虛榮心”一詞，經(jīng)常從這個祖籍寧波的上海男人嘴里冒出來。他承認自己是一個喜歡虛榮的人，因為，“被關注的感覺很好”：小學五年級老師當眾朗讀了他的一篇東拼西湊的作文；“成為女生追捧中心”的寫詩動因——他一點不掩藏一個男人對“被關注”、對“富貴閑人”的向往——“有兩種生活最理想，一種為萬眾矚目，成為大家心目中的英雄，另一種是45歲以后，每天無所事事，曬曬太陽。”
江南春在中文系最后一兩年沒怎么上過課，他“下海”拉廣告了。他可以騎5小時自行車從學校到松江，被一個賣螞蟻口服液的老板接見15分鐘再原路返回。他接的第一個比較大的單子是拍一個制作費1500元的廣告。他最初的廣告業(yè)績總是占到兼職公司總營業(yè)額的1/3還多，以至于多年以后，他能夠背出徐家匯商圈500米范圍內(nèi)的所有路牌廣告。
1992年底、1993年初，江南春有了第一個5萬元。他坐在階梯教室里，將一個4萬多元的大哥大輕輕放在桌上；有時候，他別著它在學校舞廳里向女生發(fā)出邀請。
1994年2月，大三學生江南春借港資永怡集團的100萬元資金，注冊了永怡傳播公司并任總經(jīng)理。他那時拼命賺錢，是為了讓這間公司改姓“江”。
簡單地說，淮海路燈光改造工程、無錫亮燈工程，兩大宗業(yè)務使江南春在2年不到的時間里擁有了第一個50萬，并很快將永怡收歸名下。當時，他不滿22歲。
到2000年，他的公司營業(yè)額突破1.5億元人民幣，“賬號全滿，賺錢賺瘋了”。
這期間，工作成了生命中惟一的體驗，他不打算為戀愛、休閑、平常的細碎花費時間，當然，他也寫不出分行的東西了。
如果說有一個龐然大物在逼迫新晉企業(yè)家們不敢停步、不敢回頭，不敢有絲毫懈怠的話，這個大家伙就是市場競爭。“對手不會讓你停下來，停下來就是找死。機會轉瞬即逝。今天你少工作1小時，明天要花10小時去解決它帶來的后果。每天我內(nèi)心不斷發(fā)出的聲音就是快跑，快跑，跑到你的競爭者消失掉。不用回頭，你只管往前跑。”這樣的狀態(tài)，貫穿他財富積累的整個14年。江南春說，他不比別人更聰明，他只是把所有的時間用來向前跑，像他的朋友陳天橋那樣。
江南春曾經(jīng)為他的體型抱怨過：“我吃得并不好，常吃盒飯，是壓力太大，內(nèi)分泌失調(diào)。”
“如果生活中都是小憂傷、小快樂，那多沒意思啊”
如果不是2002年12月與陳天橋夫婦在香樟花園喝了那次茶，江南春不會對自己從事了十年的廣告代理業(yè)產(chǎn)生深刻的懷疑，也就不會有今天納市上這支代號為FMCN的強勁股。
數(shù)月不見，陳天橋告訴江南春自己的新營生：他代理的那款韓國網(wǎng)絡游戲，每天晚上有11萬人同時在線，每個用戶每月收費35元，一個月就是2450萬元。江南春當時的感覺是“恐怖”：“4個月，賺1億，拷貝幾個江南春，也不可能完成。天橋當時給我的啟發(fā)是，只有發(fā)掘全新的產(chǎn)業(yè)模式，才會有超額利潤。”
之后有一個星期，他天天到漢源書屋進行腦力搏斗，他痛苦地意識到：自己從事了十年的廣告代理，是整個產(chǎn)業(yè)鏈中最難賺錢、競爭最激烈的環(huán)節(jié)；應該用高科技手段提升傳媒表現(xiàn)力，將細分市場的廣告信息傳送到特定的目標人群。
于是，他在太平洋百貨等電梯時發(fā)現(xiàn)了短短十幾秒的“無聊時間”就不奇怪了。差不多同一時期，年長他11歲，畢業(yè)于復旦大學哲學系，后來成為聚眾傳媒CEO的虞鋒也發(fā)現(xiàn)了這十幾秒。商務樓宇液晶電視廣告時代就此拉開序幕，后來逐步向賣場、便利店、公寓、機場巴士、高爾夫球場、美容院擴展，這就是2003年5月誕生的致力于打造“生活圈媒體”的分眾傳媒。
江南春，自己拎著5厘米、后來改為3厘米厚的液晶顯示屏走進上海最初50棟寫字樓時，無人喝彩，也缺乏歡迎。現(xiàn)在，記者住的公寓樓底層電梯旁，也有一塊有聲有色的顯示屏，右下角寫著“分眾傳媒”。每周會有人來換一張內(nèi)置芯片，所播廣告也就換了一茬。據(jù)分眾副總裁嵇海榮先生講，一條15秒的廣告，每天循環(huán)播放60次，上海目前的刊例價大約是每周21.8萬元。
從一個點子到今天的上市，江南春率領分眾走過的路也是濃縮型的。
2006年1月11日起，分眾傳媒的市值已超過百度，2005年一年的營業(yè)收入達6億人民幣（合并聚眾前），相當于國內(nèi)最大的省級衛(wèi)視湖南衛(wèi)視的營業(yè)規(guī)模。有分析師甚至預測，分眾在營業(yè)收入上將成為繼央視、上海文廣之后的中國第三大傳媒集團。
現(xiàn)在，他的分眾傳媒已經(jīng)不單純是樓宇視頻媒體。在2006年1月成功合并曾經(jīng)的最大競爭者聚眾傳媒后，分眾用半年時間搭建起了全新的“生活圈媒體群”框架，樓宇視頻、賣場終端視頻、戶外LED、公寓電梯海報、手機廣告……
這個初中二年級就讀海德格爾的曾經(jīng)的文學青年，今天依然喜歡引用捷克作家昆德拉的一句話：“人生最大的缺憾，在于不能重新來過，它不可逆轉。”
江南春說：“人生是很多體驗的積累。快樂不重要，悲傷也不重要，重要的是體驗的強度，如果這種強度能夠達到觸目驚心，為內(nèi)心帶來強烈的體驗，就是有價值的。如果生活中都是小憂傷、小快樂，那多沒意思啊。”
周大虎何時能做成龍頭老大呢？
1980、1990年代起家的溫州老板有兩種：“一種是像我苦出來的，一開始就老老實實做生意的；另一種是靠原始積累，在每一行快撈就走，有了本錢，到環(huán)境不允許了，再洗白，干干凈凈做生意。”
■本刊記者水木發(fā)自溫州
回憶起早年能回到老家、不再餓肚皮的日子，溫州老板周大虎一掐算年頭，已經(jīng)是三十年前了。那些屈辱的日子，為生存掙扎的光景，屈死的人，時代大河里的沉沉浮浮，讓這個不擅言辭、表情嚴肅的中年男人，有些按捺不住的激動。
這位“虎牌”打火機的創(chuàng)始人，在2003年中國打火機與歐盟的反傾銷官司中，牽頭中國的打火機企業(yè)，打贏了中國加入WTO后民間反傾銷第一場國際官司。一時，聲名鵲起。
開闊華麗的辦公室，正中懸掛著一幅巨大的猛虎圖，一張色彩斑斕的虎皮鋪在沙發(fā)上，昭示著主人的財力和身份已今非昔比。抹不平的是臉上的皺紋，這是早年奔波勞苦的印痕。
九年“黑戶”
和溫州大多數(shù)出身草根的老板不同。周大虎出生于革命干部家庭，家境好，是老師、同學看重的模范學生，13歲之前的生活充滿著陽光。隨著父親被打成“右派”，一夜間，一切都改變了。戴著“黑五類子女”的帽子，飽嘗人情冷暖。
初中畢業(yè)后，周大虎插隊到溫州的一個偏遠山區(qū)，“地里的活都干過”。生產(chǎn)隊里只有米，知青買菜買衣服、生活用品，都得靠家里支持。父親被送去勞改，全家都靠母親一份工作養(yǎng)活。好強的周大虎怎么也不愿向家里要錢。農(nóng)村里活不下去，他就跑了出來，開始跟著熟人到外地打工。
跑過西安、江西、湖北，跟著包工頭接活干，做鍋爐，裝管道。“一個月能賺上幾十塊錢，那時一個普通的國家單位職工工資是18塊”。周大虎省吃儉用，積攢了幾個月的錢，第一件事就是買了一塊上海牌手表。那時買糧食需要糧票，在黑市也買不到糧食，有一個星期，周大虎曾全部用柿子充饑。
在外流浪的日子，什么苦都吃過，但周大虎就是不愿回溫州——右派的兒子，一個沒工作沒戶口的人，他不愿看到別人的白眼。“在26歲前，我從來沒談過戀愛。因為一談戀愛，對方父母就會調(diào)查你的家庭背景，那就是自取其辱了。”
不久，包工隊隊長被抓回溫州，以黑包工頭的罪名給槍斃了。周大虎則被遣返回鄉(xiāng)，在西安收容所里足足關了一個月。生了一身虱子，途經(jīng)上海，夜宿親戚家，他把姑媽全家都傳染了。
回想當年帶他干活的老鄉(xiāng)，周大虎心里無限感慨：“如果活到今天，他也是一個民營企業(yè)家，也是什么勞模了。”
七十年代末，政治氣候開始回暖。周大虎的父親平反，又成了革命干部了。當了9年黑民后，周大虎回到溫州，頂替母親進了溫州郵電局，平生第一次有了一份正式的工作。兩套綠色的郵電工作服，周大虎白天穿舊的一套，下班后換上新的，足足穿了一年。“舍不得換下，我高興啊。我就想和別人說，我周大虎有工作了，不是黑戶了，和你們是同等的人了”。
這一年是1976年。
他賣力地工作著，處處要求自己干得比別人好、比別人強，要證明給別人看“我周大虎不是個一般的人”。就是干扛郵包這樣的活，他也要扛得比別人多比別人好。
到1990年，周大虎已經(jīng)是溫州郵電局的一個中層干部、公認的能人，愛人在工廠里上班。雙職工，一個獨生子，一家三口住著單位分的60多平方的新房，小日子過得還不錯。
下海當老板
1991年，周大虎妻子所在的溫州汽水廠破產(chǎn)，作為一次性補償，能領到5000元的安置費。為給妻子找份事干，周大虎在家里辦起一個裝配打火機的作坊，招收了三五名工人。當時，周大虎業(yè)余時間幫妻子跑加工、銷售。慢慢地，他開始對打火機市場有了了解。當時，國際上的打火機主要是在日本生產(chǎn)，市場價是300元~500元一只，溫州本地生產(chǎn)的，只要十幾元，價格不到日本的十分之一。
“我當時覺得，這個行業(yè)前景很好，我周大虎的機會終于來了。”辦家庭工廠的第二年，周大虎決心下海。
從來沒聽說什么“品牌”，也沒讀過幾本書。只有初中文化程度的周大虎，朦朦朧朧地覺得要做出自己產(chǎn)品的口碑。1991年注冊的“大虎”牌，成為溫州民營企業(yè)最早的注冊商標之一。
“白天當老板，晚上睡木板”，溫州方言里常常有對小老板的戲謔。1992年，周大虎租了一個300多平方米的破舊廠房，招了百來個工人，每天開工十七八個小時。老婆、孩子跟著他從剛裝修好的新家搬進廠房，一家子擠在7平方米的小閣樓里，沒有衛(wèi)生間，不能洗澡，三餐要在路邊的飯攤解決，離廠100多米遠弄堂里的公共廁所成了他們的衛(wèi)生間。一住就是整整五年。等后來搬到豪宅，兒子已經(jīng)讀高中了。
到1993年，溫州的打火機賣瘋了，幾乎每家工廠外，都有老外拿著現(xiàn)金要貨。短短幾個月時間，打火機廠家由幾十家到三千家。當時，很多溫州老板動了快撈一把的主意，粗制濫造，甚至箱子里放上磚頭就讓老外提貨走。
做事認真的周大虎不肯糊弄客戶，堅持要做好產(chǎn)品，結果上游供應商停止供貨。跟著老板賺不到錢，除幾個骨干外，100多個工人跑個精光。瀕臨破產(chǎn)的處境中，周大虎一下子老了十來歲。當了幾年的司機都沒出過車禍，開著摩托車一周連著出了三起事故。“交警過來要沒收我的駕駛證，一看記錄，‘前天的車禍還沒處理完，你又撞上人了。’”
不愿服輸，也沒有退路，“賺不到錢的時候，每天還在燒錢”。半年后，終于有了轉機。被溫州的偽劣產(chǎn)品坑苦之后，國外進貨商漸漸地認準了這只“老虎”。大虎打火機廠成為溫州市首家質量免檢企業(yè)。很快，有一家美國公司專程跑到溫州，要和周大虎聯(lián)合生產(chǎn)打火機。
“誘惑很多啊。當時很多溫州廠家想和我掛鉤，他們生產(chǎn)打火機，貼我們的‘虎’牌賣給老外。他們還給我算了一筆賬，一般老外可以騙上三四個月。而每只打火機我們可以賺1到2元，一個月就可以賺幾百萬，幾個月下來，就是上千萬元。”
回想起同時代發(fā)家的溫州老板們，周大虎把他們歸納為兩種：“一種是像我苦出來的，一開始就老老實實做生意的。另一種是靠原始積累，在每一行快撈就走，有了本錢，到環(huán)境不允許了，再洗白，干干凈凈做生意。”
“90年代初，這樣的發(fā)財機會真是很多啊。現(xiàn)在想想，這樣的做法也很有道理，那時民營小企業(yè)根本貸不到款，沒有基礎怎么去創(chuàng)業(yè)？等有幾千萬、一個億，再投資其他行業(yè)，是肯定能成功的。”
抵制誘惑，讓周大虎有了道德優(yōu)越感，又為自己確實錯過了不可能再有的機會而惋惜。他為自己的總結感到有幾分得意，立馬起身拿筆記本，第二天他要到溫州大學做講座，“可以到課堂里講給學生聽”。
“什么時候能做成世界的龍頭老大呢？我常常跟我兒子說，我這一代做不成功，就你去做，你成功不了，就讓你的下一代做。”
培養(yǎng)第二代
從最初聯(lián)系到采訪伊始，周大虎的獨生兒子始終陪伴左右。相比黑瘦精干的老爸，被員工私下喚作“小老板”的周小虎白白胖胖，溫和踏實，頭發(fā)被摩絲打理得根根豎起。他現(xiàn)在的身份是董事長助理，和他父親一樣不善言辭。
把兒子培養(yǎng)成接班人，是周大虎現(xiàn)在最重的任務。兩年前他把兒子的名字改成了周小虎。“我常常跟他說，你沒有選擇的余地。原始積累，我已替你完成。你只能做得比我好。”
從兒子進大學開始，周大虎就為他精心設計道路。1999年，周小虎高中畢業(yè)進入寧波大學讀商務管理。2001年畢業(yè)后，到加拿大多倫多留學，從本科開始。
根據(jù)父子兩人的約定，留學第一年，周小虎一邊在學校上課，一邊打工賺取社會經(jīng)驗。父子倆都認為，掌握在社會上的生存能力，比獲得好的學習成績更重要。
在國外，周小虎干過好幾份工作，在餐館送過外賣、洗過車、還賣過“虎牌”打火機。洗車時，他要從早上8點工作到晚上6點，報酬是每小時6元加幣。有段時間，他把每周的三個休息日全用來洗車。賣打火機是替“虎牌”打火機的加拿大總代理商工作，他擺過地攤，做過上門推銷，也做過批發(fā)。為了鍛煉兒子的能力，周大虎還特意叮囑代理商，“不要給他任何特別照顧。”
2004年6月，周小虎留學回來，進公司開始接受老爸安排的三階段培訓課程。先進車間，在各個不同車間熟悉生產(chǎn)流程、產(chǎn)品質量要求以及了解產(chǎn)品研發(fā)。第二階段，進行政辦公室鍛煉，第三階段在銷售部。如今，每當周大虎到外面開會或者談生意、出席重要的場合，都會帶上兒子，讓他學著接觸、應酬，拓展各方面的人脈。
在公司里，周大虎對兒子還有別的要求——要和員工打成一片。從進公司到現(xiàn)在，“小老板”一直在食堂吃員工餐，而大老板在專門的小餐廳；最初半年，周大虎不給兒子派車，也不讓他搭乘自己的寶馬，每天得7點鐘坐廠車到公司。現(xiàn)在，周小虎終于有了自己的專車——一輛豐田越野。
“富不過三代”，周大虎的憂患意識很強烈。他覺得，相比自己，兒子念過大學、留過洋、會洋文、會電腦，基礎都比自己強得多，但是吃苦精神就差遠了。兒子性格、人品都還不錯，但是商場如戰(zhàn)場，充滿爾虞我詐，“他還差一個精明的頭腦”。
他確實有幾分擔心，“我也希望，早點把公司交給他，自己也好輕松輕松”。但現(xiàn)在，肯定還不是時候。
一個農(nóng)民工家庭的進城生活
黃金水和他的一家，離開故鄉(xiāng)到城市求生存，這個平凡家庭的故事和細碎遭遇，某種程度上，正可以看作是30年來中國八億農(nóng)民生活變遷圖的一條路向、一個縮影
■實習記者鐘良發(fā)自東莞
黃金水回到家時，飯桌上的三盤菜已所剩無幾，唯一的葷菜——紅燒魚只剩個魚頭和少許魚肉，妻子給他盛了碗米飯，他和著菜湯津津有味地吃了起來。家里的小黑狗搖著尾巴，討好地圍著他轉。妻子和大兒子黃志紅坐在他身后的床上看電視劇，不時還笑出聲來。
這個集臥室、廚房、出租屋登記室、客廳于一身的房間，還不足8平方米，但和厚街一般外來工的臨時住所相比，這里卻有家的味道。
這個家是這棟8層高樓房、70多間出租房中的一間，而黃金水則是整棟樓房的“管家”。
黃金水：出租樓的管家
黃金水是江西贛州石城縣大由鄉(xiāng)的村民，1999年，已43歲的他帶著老婆和兩個小兒子到廣東揭陽一個玩具廠里打工，四個人一個月能掙兩千多塊錢。
與此同時，大兒子黃志紅在江西一所中專學校讀書，土地管理專業(yè)。“那時候以為讀中專見效快，所以我們四個人全都出來打工供給他讀書。掙的錢全部花他身上了”。但畢業(yè)后黃志紅找不到工作，只能和父親一樣來東莞打工。黃金水一說起來就覺得失望。兩個小兒子更是連初一都沒讀完。
厚街是東莞工業(yè)重鎮(zhèn)，外來打工人口40多萬，蘊含著很大的臨時出租房的商機。早在2002年初，精明的大哥黃金裕就來到這里，先租空廠房，投資近10萬，裝修后做出租房。后來生意做大了，又從當?shù)厝耸种凶饬藥讞澇鲎鈽牵瑑鹤永掀趴垂懿贿^來，當年年底就把黃金水從玩具廠叫到厚街來幫忙守房。就這樣，黃金水四兄弟都陸陸續(xù)續(xù)來到了這里，出租樓越來越多，許多家屬都過來幫忙。
2003年，黃金水湊了兩萬多，在厚街一個稍微偏僻的地方也租了一棟舊樓；還和三弟一起投資租了一棟樓，由兒子守著。
本來黃金水是要兩個小兒子學個手藝的，“有個手藝，不管世道怎么變，都有錢掙”，去年，黃金水讓兩個小兒子去學修理摩托車，并在厚街開了個摩托車修理店。
天算不如人算，上個月東莞市全面“禁摩”，外地的“摩的”全部不許載客。連帶著摩托車修理店也沒了生意，“外地的摩托車還補助100元托運費，我們的修理店什么補貼都沒有就關門了”，修理店開張到關門還不到半年，二兒子只好又進了鞋廠。
晚上7點的厚街，華燈閃爍，各種出租房的廣告牌和價格表擺在街道兩旁，“日租鐵床夫妻房15元，帶電視25元，熱水電視45元，豪華房65元”。黃金水看守的“尹興樓住宿處”外面是一個發(fā)廊，靠近街道的空地上，不知哪個好心的老板擺了臺電視正在放影碟，圍了一圈觀看的人，對面商店的音響正在吼著流行歌曲。
外來打工人員晚上都從廠子里“放”了出來，剛洗過的頭發(fā)，干凈的衣裳，這是他們一天里最放松的時候。黃金水看的那所樓里，租房的農(nóng)民工們進進出出，“他們大多是夫妻，長租的；日租的很少”。
他說，現(xiàn)在出租房生意不好做了，他看守的房子因地處繁華街區(qū)，加上裝修“豪華”一些，將近三分之二已經(jīng)出租了；兒子黃志紅看的那個由于是舊樓，空的至少有一半，“上個月還虧了”。正和一個老鄉(xiāng)下象棋的黃金水，注意力似乎沒有集中在象棋上，一說起生意，他就犯愁起來。
大哥黃金裕正好騎摩托車過來。黃金水說他應該有百萬的資產(chǎn)，但黃金裕很低調(diào)，想給他拍張照片，說什么都不肯。對將來，他的說法和黃金水一樣——“走一步看一步”，出租房的生意兩年后肯定不會做了，換一個城市，再找新的賺錢門道。
黃志紅：還是喜歡住在城里
第一次去黃志紅的住處時，他出去給女朋友小陳修手機了。再來時，他正在睡覺。一張床占了房間的三分之二，電視機放在一堆雜物上，旁邊還有臺舊電腦，“那是我弟弟幾百塊買來玩游戲的。”聽說記者要采訪，他一臉新奇，“我有什么值得采訪的呢？”
讓黃志紅郁悶的是，牽網(wǎng)線進來不僅貴而且麻煩，業(yè)務員一句“你是本地的還是外地的”讓他很不舒服，四五百元的價錢也讓他猶豫了好久，后來和另一棟樓的老鄉(xiāng)合裝了一條線。黃志紅喜歡上網(wǎng)，認識了不少網(wǎng)友，“和他們聊天沒什么約束，是虛擬的”。
中專畢業(yè)后，黃志紅在東莞石碣鎮(zhèn)一個電子廠做倉庫管理員，每個月7、8百塊錢。每月加班5、6天，黃志紅似乎沒有什么怨言，“想多掙錢嘛，自愿加班的”。
進廠不久，弟弟的手機就給了他，“經(jīng)常和同學朋友聯(lián)系，加上工作的電話費用，一個月手機費一百元左右。”去年又花了1200元買了個新的彩屏手機。
去年十一期間，經(jīng)人介紹，黃志紅認識了在揭陽打工的小陳，兩人一見鐘情，今年上半年一起來到厚街，一起看管這棟舊出租房。
看房比進廠自由，人也輕松，但睡不好覺，晚上一兩點才睡，早上五六點又要開門，中間還不時被晚歸的房客叫醒。
雖然輕松，但是掙的錢比進廠要少，“這邊不像我爸爸看的那棟樓那么豪華，房間空的多。生意不好的話，還不夠交房東的三千多一個月的房租。”
現(xiàn)在生活費不用黃志紅自己出。黃金水夫妻倆從大哥黃金裕那里領的1200元的工錢，是全家6個人的生活費，每個月“剛剛夠”。自己掙的錢就收進自己的口袋，每月的支出不多，因為租房處離不開人，兩個人很少一起出去玩，一般就是買些零食吃，“掙不了多少，也花不了多少”。
三年來，黃志紅沒存什么錢，“最大的收獲就是找到了小陳”，說到這里，他的女朋友害羞地低下了頭。
問到什么時候結婚，已經(jīng)24歲的黃志紅很茫然，“結婚，在農(nóng)村即使很簡單的，也得一兩萬，結婚還得借錢”。
結婚是兩家的大事，需要父輩們商量。小陳責怪說：“你爸爸媽媽過年都回不去，怎么商量啊？”黃金水夫妻過年時要在厚街看房子。
現(xiàn)在只在過年時才回家的黃志紅，很喜歡老家的人情味，但他也說，“如果我有錢，還是喜歡住在城市，這里好玩的東西多一些。”
“年紀大了，也不想老在外面”
凌晨，喧鬧的厚街慢慢安靜下來，黃金水的情緒慢慢好了些。說起鞋廠拖欠他房租的事，他就來氣。
去年，一個鞋廠把黃志紅看管的那棟舊房子租了一年，結果是，“單方減少租金并且還拖欠住房租金”，最后還揚言要打黃金水。到外來工法律資助處咨詢，都說可以告到法院，黃金水最終還是放棄了。重提這件事時，他只是按捺下不快，息事寧人地說，希望當?shù)厝四芏嘟o外地人就業(yè)機會，不要盡給外地人找麻煩。
年輕時，黃金水和他大哥一樣，在當?shù)剡€是個“人物”。1986年，用自己攢的錢加上貸款，投資兩萬多元，和人合伙辦磚場，規(guī)模最大時有60多個工人。做磚廠賺了些錢，后來又投資做米粉加工，到1992年開始做布料生意，村里三天有一個集，黃金水就拿布出來賣。由于孩子多，讀書需要錢，生意不好做，四五年后他又回家種田。直到1999年黃志紅讀中專，黃金水才帶著老婆和兩個小兒子到揭陽打工。
去年黃志紅和小陳定親，花了一萬多，對黃金水而言，這是“一筆很大的開支”。在老家，黃金水還有幾間土房子，有親戚在住著，“如果租房生意再不好做，過兩年就帶著老婆回去。年紀大了，也不想老在外面。”
讓財富品質引領前路
■趙曉（北京科技大學教授）
在過去四分之一的世紀中，中國財富積累的速度舉世無雙。中國的國民財富每年接近增長10％，中國居民的個人財富每年接近增長9％。如此財富的狂飚突進運動，打破了人類歷史上英國、德國、美國、日本、韓國等一切先行國家的最快速記錄。2005年，廣東省正式宣布，其GDP總量超過了亞洲“四小龍”的香港。
相比于普通百姓，中國富豪們的財富增長速度更是驚人，遠遠高于中國GDP的增長速度。筆者曾經(jīng)詳細計算過中國富豪榜的最高財富增長變化，并比較世界華人財富變化，發(fā)現(xiàn)大約10余年左右，全球最富的華人將出現(xiàn)在中國大陸，令海外的李嘉誠們黯然失色。
中國人極其強大的國際購買力也泄露出中國人的富裕。目前，全世界最奢侈的物品幾乎都在中國暢銷，中國游客在全世界瘋狂地購買令老外咋舌，而中國企業(yè)對海外企業(yè)的大手筆購買，中國人在美國和加拿大等國一次性付現(xiàn)將整棟豪宅一舉買進的大手筆更令世界驚嘆。中國富裕的小皇帝們到國外留學，發(fā)現(xiàn)外國人原來比“我們”窮多了！呵呵，不知中國人聽到此消息，是感到自豪還是感到可悲！
中國財富增長驚人，但相比中國人追逐財富的胃口更大。目前，中央政府仍然將經(jīng)濟增長作為考核官員的最主要指標；而中國的各級地方政府仍然天天都在不惜血本地招商引資，爭先發(fā)展本地方經(jīng)濟；此外，中國無論國企民企，大都將“做大做強”視為奮斗目標，對于大多數(shù)的中國人來說，財富亦仍然是最現(xiàn)實、最有誘惑力的追求目標。
但是，就在狂熱的財富斂求中，這個國家已經(jīng)出現(xiàn)了許多財富漏洞甚至于危險的財富陷阱。
財富陷阱之一叫“兩極分化”。目前，中國以基尼系數(shù)衡量的收入差距已經(jīng)達到國際警戒線水平，在全世界各大國中名列前茅。
由此相伴生出另一大財富陷阱就是“貧富對立”。中國歷來有“水泊梁山”之均貧富的傳統(tǒng)，如今仇富情緒再度熾熱，網(wǎng)上甚至已有人公開撰文要旗幟鮮明地仇富。
財富陷阱之三是環(huán)境的破壞與資源的耗竭。筆者曾批評中國經(jīng)濟不計成本的發(fā)展方式是“吃祖宗的飯，斷子孫的路”。顯然，如此竭澤而漁的致富方式將導致嚴重后果。
財富陷阱之四是權力資本化。如果中國人財富的增長靠的是為社會創(chuàng)造財富來獲取，那叫“君子愛財，取之有道”。然而情況并非都如此，除了大家所熟知的偷稅漏稅因素外，權力是其中的關鍵因素。比如，權力實施了不同的地區(qū)傾斜政策，導致不同地區(qū)間的收入差距；權力實施了不同所有制的差別政策，導致國企壟斷部門據(jù)壟斷而獲取暴利；權力與資本結盟，讓房地產(chǎn)商一夜暴富；權力自己資本化，不少官員靠腐敗而肥。很顯然，權力導致的分配業(yè)已成為當今中國的一大毒瘤。
財富陷阱之五是財富倫理貧乏乃至迷失。財富本身并不是罪惡，但貪婪追求財富、不擇手段獲取財富，把利益看成上帝、把陰謀當作智慧，為富而不仁則是極大的人性的罪惡。
財富陷阱之六是“后發(fā)劣勢”日益彰顯。所謂“后發(fā)劣勢”，指的是后發(fā)國家因為可以憑借技術上的后發(fā)優(yōu)勢來發(fā)展經(jīng)濟，因此放慢制度變革，其結果經(jīng)濟增長一俊遮百丑，制度改革過于滯后的結果是導致社會崩潰，因此反陷于“后發(fā)劣勢”。很顯然，中國還沒有進入后發(fā)劣勢的困局，但已顯出后發(fā)劣勢的跡象。
綜合上述情況可知，表面上財富中國很像《紅樓夢》中描寫的那樣“鮮花著錦、烈火烹油”，實際上卻是《圣經(jīng)》中講到的以賽亞的時代，危機四伏，值得警省。
出路何在？
最根本地，就是中國人必須從對于財富的數(shù)量追求轉向對于財富品質的追求。這包括要尋找到財富背后的更加神圣的意義，今天的中國要尋找到超越財富的更具真善美的精神追求，包括真正落實“科學發(fā)展觀”，改變政府行為，包括通過大力改革來構建完善的商業(yè)制度及政策環(huán)境，也包括重建中國人的倫理道德。一句話，中國真的是到了重建物質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以及考慮它們之間的配套關系的時候了！
中國不能再有“均貧富”的革命，推倒重來式的方式永遠不是財富的可持續(xù)發(fā)展之路。也不要指望在中國依靠權力發(fā)起一場向人性宣戰(zhàn)的文化革命，因為“文化大革命”失敗的教訓并未遠去。但中國的改革與財富創(chuàng)造的確不能避開一些實質的問題，那就是改革必須徹底，必須配套，中國人人格必須重新塑造。
“路漫漫其修遠兮”，謹祝愿古老的中國，偉大的中國、崛起的中國，富裕而又貧窮的中國，莫讓財富迷失了心靈，在現(xiàn)代化的道路上加快步伐再度出發(f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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