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日方說，在轉變增長方式、創造新的增長源泉時，應當充分利用中國當前勞動力無限供給為我們帶來的一個勞動率遞增延緩的緩沖時間，最大化就業，最大化利用人口紅利，同時發展教育與培訓，加快勞動力轉移，同時還要創造條件，清除勞動力轉移障礙，包括現存的制度性障礙，保持勞動力增長源泉。
正當中國人大多認為，中國啥都缺，但惟獨不缺乏勞動力時；正當中國大量的人力資源被閑置：許多勞動年齡人口下崗、許多大學生就業困難時，有人口學家提出，中國人口紅利即將耗竭。曾經有過的一些關于勞動年齡人口增長率的預測認為，中國的勞動年齡人口總量最高、增長最快，而且可以一直增長到2030年。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所長蔡日方的研究與此項結論大相徑庭：中國的勞動人口平均增長率并不很高，事實上，今后一段時間內，甚至不如發展國家的平均增長率，后者的數字為1.1%，而中國僅僅是0.4%。蔡日方說，我國勞動年齡人口增長率，現在已經開始以極快速度下降。
中國經濟增長的源泉
為什么中國經濟能持續保持高增長？這一中國奇跡出現的因素何在？從人口學家的角度考慮，人口，其中主要是人口結構對經濟增長是有貢獻的。蔡日方認為，人不僅僅是消費者，也是生產者。蔡日方解釋說，人口學家所謂的“人口紅利”的含義即是，從事經濟活動的人口不斷提高帶來的高生產率與高儲蓄率導致的較高的資本積累。當前，我國可以獲得的人口紅利對G D P增長的貢獻率占到了26.8%。
應當說，人口紅利對于經濟增長是正相關的。從中國20年的經濟增長分析，蔡日方得出以下數據：1978年到1998年20年間，物質資本對中國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在28%；勞動力(不含人力資本)的貢獻率在24%；教育程度提高形成的人力資本，貢獻率為24%；勞動力轉移的貢獻率在21%。
而勞動力的數量無疑是受到人口數量的約束的。由此，蔡日方稱，人口轉變對經濟發展的影響，不在人口的增長速度和人口總量，而取決于人口的結構。人口結構較好，社會就可以獲得充足的勞動力供給。蔡日方的研究正是表明了這一點。以“總撫養比”做人口年齡結構指標進行研究，蔡日方的結論是，1983年至2000年中國總撫養比下降對人均GDP增長貢獻率在26.8%。蔡日方的研究同時還表明，撫養比每上升一個百分點，中國人均G D P則上升0.116個百分點，反之相同。
國外也有基本相同的研究結論：被美國蘭德公司相關研究稱之為東亞奇跡和新大陸國家奇跡的是，從1970年到1995年間，在東亞諸國超出常規的高增長率中，由勞動年齡人口高比重所做出的G D P貢獻比例高達1/2至1/3；北美新大陸開發之初，人均G D P增長率比舊大陸高出部分中，大約為90%至100%可以歸于富有生產性的人口結構優勢。
蔡日方舉例說，為什么東亞沒有明顯的技術進步，但還是走向了經濟持續增長，并且最后最終走向了以技術進步促使經濟發展的道路？就是因為它的人口結構較好。而另一個相反的例子是，前蘇聯沒有此項優勢，則經濟增長趨向遲緩。
人口紅利即將耗竭
蔡日方有一個與眾不同的看法是，當我們有一個符合中國國情的增長模式：充足的廉價的勞動力供給和資本積累時，就應當充分利用這一發展模式，保障最大化就業。根據東亞各國的經驗，從勞動力優勢促進經濟發展最終是可以過渡到以技術進步促使經濟發展的道路上的。
曾經有過的關于勞動年齡人口增長率的預測認為，中國的勞動年齡人口總量最高、增長最快，而且可以一直增長到2030年。蔡日方的研究與此項結論大相徑庭。他說，按照現有的人口發展變化曲線看，中國人口總量和人口結構變變化趨勢如下：人口總量2030年到達最高點，為14.06億；勞動人口在2020年左右達到頂點，為9.23億；而勞動年齡人口增長率，現在已經開始以極快速度下降，并將一直下降到2013年。同時，研究還發現，中國的勞動人口平均增長率并不像人們一貫認為的那樣很高，今后一段時間內，甚至不如發展國家的1.1%的平均增長率，僅僅是0.4%。同時，在人口結構中，兒童比例將會一直下降，而老年人占人口的比重會一直升高。根據上文所述的研究成果———撫養比每上升1個百分點，中國人均G D P則上升0.116個百分點，反之相同的結論，蔡日方認為，屆時，我國由于從事經濟活動的人口不斷提高而帶來的高生產率與高儲蓄率導致較高的資本積累現狀將不復存在。綜上所述，蔡日方認為，我國的人口紅利即將耗竭。
蔡日方說，到2050年，中國人口的年齡結構將接近倒金字塔形。蔡日方說，中國會成為典型的未富先老社會，而且會越來越明顯。針對此，有國外學者提出兩方面解決方案，一是改變生育政策，將現有的1.8%的生育率提高到2.2%，二是提高老年人的經濟參與率。
未來增長靠什么
那么，在當前的形勢下，怎樣使中國的人口結構盡可能長的繼續對經濟增長做出貢獻？
蔡日方提出，從勞動力無限供給到稀缺，人口學家稱之為“劉易斯轉折點”。事實上，“十一五”期間，我們一定會出現這個轉折點。從總量看，2004年至2009年，是我國非農產業勞動力供給和需求平衡期，以后將持續下降。同時他認為，近年愈演愈烈的“民工荒”也將不再是周期性的，政策性的“荒”，而是趨勢性的、總量的，從勞動力市場變化也已經可以看出這一趨勢，從2002年起，我國的真實失業率是在下降的，勞動參與率則從2004年起開始上升。
蔡日方認為，“劉易斯轉折點”的出現究竟是好是壞，完全取決于我們是否能夠預見到這個轉折的到來，取決于我們是否能夠理解好這個轉折，還取決于我們在政策上如何應對這個轉折？是建設和諧社會還是剝奪勞動者。
綜上所述，蔡日方說，在轉變增長方式，創造新的增長源泉時，應當充分利用中國當前勞動力無限供給為我們帶來的一個勞動率遞增延緩的緩沖時間，最大化就業，最大化利用人口紅利，同時發展教育與培訓，加快勞動力轉移，同時還要創造條件，清除勞動力轉移障礙，包括現存的制度性障礙，保持勞動力增長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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