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王海征 黃庭滿
——改革開放20多年以來中國經濟總量持續已接近兩位數的速度增長，排名世界第七；然而，除以“13億”的人口基數，人均GDP卻排在世界幾十位。
——成功地承接發達國家傳統工業轉移，中國已被譽為全球制造業基地；然而，“世界工廠的工人們”的總體生活水平比發達國家還有相當大的差距。
——憑借高速甚至超高速的出口增長和巨額順差，中國外匯儲備已接近世界第一；然而，勞動力低成本的付出卻被低價享受的國家指責為“傾銷”。
——投資與出口“兩匹馬”強力拉動經濟的“三駕馬車”快速奔跑；然而，消費乏力的“短腿”卻導致中國經濟的投資制約和出口依賴。
中國的人口國情對于經濟社會發展而言，壓力仍然遠遠大于動力。
13億中國人，既是生產的主體，又是消費的主體；既是發展的動力，又是發展的目的。
在新世紀新階段的戰略機遇期，中國將從以“廉價勞動力優勢”換取積累的模式轉向低投入、低消耗、低排放和高效率的軌道，促進13億人口勞動素質的提高和消費能力的增強。
中共中央十六屆五中全會關于十一五規劃的建議提出，要把我國巨大人口壓力轉化為人力資源優勢，增強消費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使全體人民共享項改革發展成果，充分揭示出科學發展觀以人為本的真諦。
推動收獲“人口紅利”
人口學家預測表明，中國今后十五年處于收取“人口紅利”的黃金時期。所謂“人口紅利”，是指，生育率迅速下降使少兒撫養比例迅速下降，總人口中勞動適齡人口比重的上升，在老年人口比例達到較高水平之前，將形成一個勞動力資源相對比較豐富，少兒與老年撫養負擔均相對較輕，對經濟發展十分有利的黃金時期。“人口紅利”的收獲需要將龐大的勞動年齡人口轉化高素質的人力資源，要求提高勞動力成本。
截至２００５年１月６日，中國總人口達１３億。據２０００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數據顯示，中國１５歲－６４歲勞動力人口為８．８億，占總人口的７０．１５%。到２００３年提高到７０．４％，專家預測，在未來的１５年中，勞動力人口所占比重都在７０％左右，到２０２０年達到峰值。這是世界上勞動人口的最高比例。
從勞動年齡人口構成看，中國“人口紅利”的“大頭”在農村，農村地區有豐富的勞動力資源，大量農村勞動力人群從土地中走出來，走向城市，走向發達地區。據２０００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數據顯示，“農民工”占二、三產業就業人口的比重高達４６．５％，其中第二產業占５６．７％，建筑行業占８０％。因此，中國收獲“人口紅利”的程度將取決于農村剩余勞動力資源轉化成現實勞動生產力的實現程度，取決于農村剩余勞動力的發展程度。而勞動力的發展又取決于勞動力成本的合理程度。
由于歷史和國情的原因，新中國是從“低價工業化”道路走到今天的。勞動力成本低在促進經濟發展的同時，卻阻礙勞動力自身的發展。２００３年中國首次公布的“中國教育與人力資源問題報告”顯示，農村勞動人口人均受教育年限為７．３３年，而城市是１０．２０年。另據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專家預計，目前中國至少有１．２億農村人口流入城鎮。其中１/３—１/４為１５—２５歲的農村勞動力在城鎮就業，但得不到應有的教育與培訓。低成本勞動力的創造力也相對較低。制造業１小時勞動力的價格，美國是３０美元左右，中國大約是２美元，而美國的勞動生產率也比中國高１０－２０倍。提高勞動力成本，中國才能兌現“人口紅利”。
轉向消費拉動增長
中國經濟在經歷投資拉動型、出口拉動型增長之后，必須加快進入消費拉動階段，提高勞動力成本是重要途徑。
生產價值的實現依賴于產品的最終消費。促進一個大國的經濟發展，國內消費應占主導地位。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統計，２０世紀９０年代以來，在所統計的３６個國家中，只有８個國家的消費率低于７０％，其他國家的消費率均在７０％以上。美國國內消費對經濟的貢獻達到７８％，日本更高，達８５％。
中國經濟的投資率大致高于世界平均水平２０個百分點，而消費卻低于世界平均水平２０個百分點，居民的最終消費率長期偏低，從１９８０年的６６％持續下降到１９９５年的５８％，其后緩慢回升，進入新世紀才達到６0％以上。
中國目前的商品生產能力過剩，是一種低層次的過剩，在中高層次的消費領域，住房、通訊、網絡、教育、旅游、文體、環保和第三產業的發展等方面，與較發達國家相比差距較大，這也反映出中國的市場潛力還十分廣闊。要把潛力變成現實生產力，首先要開發的是消費力。
中國的消費率低迷，根本原因是占人口大多數的低收入群體收入提高慢，中等收入群體太小，導致消費能力較低。從收入結構看，目前的收入結構呈“寶塔型”。據國家統計局披露，內地最富裕的１０％人口占有了全國居民財富的４５％；而最貧窮的１０％的人口所占有的財富僅為１．４％。有關資料還顯示，中國平均勞動力成本僅為０．９美元／小時，不僅遠低于德國、美國等高人力成本國家，也低于具有勞動力成本比較優勢的墨西哥。低收入必然導致低消費，中低收入階層的民眾難以有能力在城市化的進程中相應增加自己的消費。從消費市場來看，高成本勞動力國家的消費市場無論深度還是廣度都比低成本勞動力國家容量大得多。資料顯示，高成本勞動力國家的個人消費能力，相當于一般低工資國家的５至１０倍，甚至幾十倍上百倍。
提高勞動力成本，有助于釋放潛在的消費需求。資料顯示，中國低收入家庭的消費傾向明顯高于中高收入家庭。通過增加收入，大量的農村人口、進城務工人口和城鎮低收入人口以及其他中低收入人口，較高的邊際消費傾向將加速消費品市場的啟動過程。基礎消費品的爆發式需求增長，新消費群體的各類時髦需求增長，居民消費觀念的更新和消費結構的升級，將啟動中國龐大的內需消費市場。
提高勞動力成本
低勞動力成本嚴重影響企業經營運轉。當收入低得不足以維持勞動力本身的簡單再生產時，勞工的社會供給就會出現問題，近年來，由于長期不漲工資、缺少最基本的社會保障和勞動條件惡劣等原因，珠三角、閩東南、浙東南地區的制造業出現“技工荒”、“民工荒”，導致企業因招工不足，只得取消訂單，甚至停產歇業。
據統計，現階段中國農村進城務工人員總數已逾１．５億，成為第二、三產業真正的主力軍。中國農村８０％的家庭有人在外打工，意味著有七億人與“農民工”有直接經濟關系。
改變目前許多領域實際存在的“不完全的勞動力成本”狀況，按勞動力成本實際構成完全支付勞動力成本，有利于提高經濟運行的良性程度。
有媒體報道，全國政協常委蕭灼基指出，改革開放以來，我們對資本這個生產要素參與收入分配十分重視。無論對外國資本或本國非公經濟，都給予一系列優惠條件。但對勞動這個最重要的生產要素，在收入分配上都沒有得到充分體現。一方面，我國就業隊伍在擴大，另一方面勞動收入占GDP的比重卻在下降。從上世紀８０年代至今，已從１５％下降至１２％。一些城市雖然經濟較發達，人均收入水平較高，但最低工資標準卻很低。例如最低月工資標準，上海為635元、南京為620元、蘇州為620元、深圳為610元、北京為545元等。要認真研究勞動要素的報酬標準，研究勞動要素與資本要素的收益比例，提高勞動收入在GDP中的比重，提高工資在成本中的比重，提高職工平均工資水平，尤其是提高低工資水平。
有關專家認為，要通過一系列制度創新，形成合理的勞動力價格，給予人力資本以正確的回報。盡可能將初次分配的不公平程度壓縮在有限范圍內，提高中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再通過合理的稅收等再分配手段來調整，大力減少低收入人群，培育壯大中等收入的消費群體。同時，建立和完善有效、可持續的社會保障體系，加大公共財政在社會保障及教育醫療衛生等方面的支出，這樣才能消除勞動者后顧之憂，促進消費市場的啟動，提高勞動力的整體素質。
伴隨全球自然資源價格的新一輪上升，中國的人力資源成本也將面臨上升，而后者作為“增長代價”的同時，也必將成為中國經濟社會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的強勁動力。
經濟參考報2005年11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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