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統戰部負責人在接受《人民日報》采訪時表示，新的社會階層人士主要由非公有制經濟人士和自由擇業的知識分子組成。
最近11天的每個早上八點半，林凱文都準時坐在中央社會主義學院的教室里，“安靜地接受培訓”。
作為上海凱泉泵業集團董事長，他很樂意在“百忙之中”抽空到北京參加這次培訓。這次由中央統戰部組織、被稱為“中央社會主義學院秋季班”的培訓，共分三個班，即民主黨派干部進修班、遼寧省黨外人士培訓班和新社會階層人士理論研究班。其中新社會階層人士理論研究班共36人，林凱文是來自上海市的唯一代表。
“參加統戰部組織的培訓班，對我來說，是學習從更高的層面來理解國家政策，以更有效地參政議政。我是一名企業家，但現在的工作重心應不僅是董事會了。”這位中國泵業的龍頭企業創始者如是說。
一個背景是，今年7月中旬，中共中央召開了新世紀新階段的第一次全國統戰工作會議，加強新的社會階層人士工作成為會議的一大亮點。
按照中共中央統戰部負責人日前接受《人民日報》采訪時的說法，新的社會階層人士主要由非公有制經濟人士和自由擇業的知識分子組成。目前全國私營企業有450萬家，投資人1100萬，自由職業者約有1000萬。
據相關統計，新的社會階層以及從業人員人數已超過1.5億，約占總人口的11.5%，掌握或管理著10萬億元左右的資本，使用著全國半數以上的技術專利，直接或間接地貢獻著全國近1/3的稅收。
構建和諧社會的新要求
“現在我國以階層來劃分人群，人人都可以通過自己的努力去獲得相應的尊重，也就是說，社會地位是可以互動的。這顯然是一種更好的社會激勵機制。”林凱文昨日對記者說，“這是今天老師說的。”
中央黨校黨建研究專家葉篤初向《第一財經日報》分析指出，7月份的統戰工作會議第一次全面系統地闡述了中國共產黨關于新的社會階層人士工作的理論和政策，其中培養和造就一支具有較強代表性和參政議政能力的黨外代表人士隊伍的要求，格外引人注目。
“這次提法中的‘黨外代表人士隊伍’，顯然包括新的社會階層人士。”葉篤初說，這次統戰工作會議的精神，正是著眼于團結新社會階層構建和諧社會的新要求。
幾天前給林凱文所在培訓班講過課的中央統戰部研究室副主任張獻生向本報記者指出，中央統戰部的工作主要是放在兩個層次上，一是具備一定企業資產規模且政治素養又不錯的代表性人士，另外就是一般的非公經濟人士。
“后者主要是由各地的工商聯配合開展，中央統戰部主要就是做這些代表性人士的統戰工作。他們經濟實力強、社會影響力大，又具備參政議政能力。凡是參加統戰部組織的培訓班，或者其他中央統調的學習培訓代表們，都是政治能力相當強的分子，就很有可能按照我們的會議精神，作出一定的選拔任用等其他政治安排。”張獻生說。
據張獻生介紹，中國社會階層結構已經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和知識分子早開始逐漸分化，但非公人士還只是新社會階層的一部分，并不能忽略其他的組成力量。
葉篤初注意到，今年中央統戰部網站上開設了“非公有制經濟人士”一欄，“這絕對是很有意義的舉措。網站上的這一細微改變，實際是構建和諧社會的要求，也是統戰工作的需要。”
“現在如此強調對非中共人士的培養任用用意是很明顯的，我們需要廣攬新社會階層人士，直接參與國家的治理，與執政黨一起挑起構建和諧社會的重大任務。”葉篤初說。
葉篤初稱，上半年以來，中央與地方的非公人士培訓頻繁，這體現了黨對這一群體的關心和重視，“表明了黨的一個政治態度，也給新社會階層指出了一個大的努力方向，同時是為迎接十六屆六中全會作準備。”
新階層的訴求
事實上，隨著新的社會階層的逐步成熟，以更豐富的形式參與國家建設也成為他們的一種訴求。經營一家廣告公司的唐建旗對記者說：“新階層人員的內心都是愛國的，但在以更豐富形式參與國家建設問題上，始終有些途徑和通道的問題。”身為重慶市政協委員的他，這次成為了林凱文的培訓班同學。
眼下一個有意思的現象是，在中國私營經濟最為發達的浙江溫州，一下飛機就徑直往自己村里趕的都是大大小小的商人，因為各個村都在進行村民委員會的選舉。據當地有關部門知情人士說，有很多私企老板都希望選上“無品”村官，就連作為民間組織的商會會長，也競爭激烈。不少溫州知名民營企業主，紛紛成為了省市級人大代表或政協委員，有的還跨入了“國家隊”。
最近兩月已經巡回演講了六七場的張獻生，對課堂上接觸的非公人士印象頗佳。“不管是把這些私營企業主作為新階層看待還是社會群體看待，他們的可塑性都表現得相當強，而且對整體的政策把握得很不錯。”
不過在專長研究社會分層和社會發展的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所副所長陳光金看來，現在所謂的新社會階層遠沒有形成整體意義上的共同階層意識，政治上的追求也缺乏一整套系統的東西。“他們只是在主觀和客觀上被逐漸建構起來，某些問題的認識上傾向性非常明顯，還不是作為一個階層的集體意識出現。”
陳光金也分析指出，新社會階層的主要利益訴求是希望能在一定程度上影響政策的執行力，從而為非公經濟發展創造更加穩定的政策和法律環境，“通過對政策執行力度產生客觀影響，變成政府對投資環境的一個考慮。”
“更重要的還有一點是，希望能降低產業準入門檻，讓自己的私營經濟也能進入到某些比較壟斷的基礎建設或其他領域。”陳光金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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