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一輪沙塵暴活躍期已經開始我國荒漠化治理存在三大誤區：重建設、輕保護；在干旱區與草原地區大面積造林，用樹木阻擋沙塵暴；信奉人定勝天，忽視了自然界的自我修復能力
“未來10至20年內，除個別自然條件好、生態環境得到控制的地區外，大部分地區沙塵暴的頻率、強度和危害程度有進一步加劇的可能”
從北京到寧夏銀川，從內蒙古阿拉善到甘肅民勤，從河西走廊的武威再到隴中古城蘭州，在短短的9天時間里，《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行程5000余公里，踏上黃土高原，翻越賀蘭山，進入騰格里沙漠、巴丹吉林沙漠和民勤沙漠化最嚴重的干旱區，實地調查我國最大的沙塵暴中心和起源地。
根據記者的調查和對中國科學院沙漠化研究權威專家的走訪，得出的結論是：沙漠化是我國目前面臨的一個嚴重的社會經濟與環境問題。雖然我國為治理土地沙漠化開展了大量工作，但是沙漠化的態勢仍然是治理速度趕不上惡化速度，土地沙漠化和荒漠化形勢依然十分嚴峻。
而對于近日人們普遍關注的沙塵暴，國家“沙漠化”973項目首席科學家王濤給出的結論是：我國西北荒漠及其東緣的半干旱區(內蒙古中東部和東北西部)是亞洲塵暴中心向東延伸的區域，具有沙塵源廣布、突發性強、危害大的特點。未來10至20年內，除個別自然條件好、生態環境得到控制的地區外，大部分地區沙塵暴的頻率、強度和危害程度有進一步加劇的可能。
僅靠水利部門治沙會走進誤區
我國是世界上受沙漠化影響最嚴重的國家之一。全國沙漠、戈壁和沙漠化土地約為165.3萬平方公里，其中人類活動導致的現代沙漠化土地約有37萬平方公里。
沙漠化土地主要分布在北方干旱、半干旱和部分半濕潤地區，從東北經華北到西北形成一條不連續的弧形分布帶，尤以賀蘭山以東的半干旱區分布更為集中。沙漠化表現為土地生產力下降、資源喪失、地表呈現類似沙漠景觀的土地退化。
根據沙塵暴發生頻率、強度、沙塵物質組成與分布、生態現狀、土壤水分含量、水土利用方式和強度等因素，科學家將我國北方劃分出4個主要沙塵暴源區：河西走廊及阿拉善高原區；內蒙古中部農牧交錯帶及草原區；塔克拉瑪干沙漠周邊區；蒙陜寧長城沿線旱作農業區。
“整個環境退化的過程主要是人為因素造成，錯誤的政策主導了人的行為。”中國科學院寒區旱區環境與工程研究所研究員陳廣庭稱，例如1958年大躍進時期,政府曾組織群眾到冰川撒草木灰，搞“融冰化雪”致使祁連山冰川提前融化，“冰川水庫”面積迅速縮減；20世紀90年代政府在祁連山山區搞“冷糧高產”試驗，使石羊河出山水量大大減少，諸如此類的政策錯誤值得好好反省，認真總結經驗教訓。
“早在上世紀80年代初，民勤生態問題剛顯露時，中國科學院蘭州沙漠所、蘭州大學地理系的有關專家就一再對石羊河流域的問題提過不少意見，但沒有引起有關領導的重視，以至于問題積欠到如今的嚴重程度。”陳廣庭說，“現在進行民勤生態問題仍然沒有認真聽取有關專家的意見，在閉門搞規劃。”
陳廣庭所說的“規劃”，是指甘肅省某規劃院正在設計的治石羊河流域治水方案。他認為，“這一方案仍然沿著舊的治水老路進行，準備再修6座水庫，幾百公里的水泥渠道。這樣做對區域生態環境的恢復不利，并繼續破壞生態平衡。”
根據中國科學院寒區旱區環境與工程研究所多年研究的成果，干旱地區有水才有綠洲，地下水和地表水是一個可以相互轉化的整體。西北干旱區降雨稀少，地下水的補充來源主要靠山區河流的滲漏補給。
但目前許多地方(包括石羊河流域)地表水和地下水分管的管理體制，地表水管理部門很少不顧及地下水的補充，在出山口地區修建水庫，用固化的渠系替代了水庫以下自然河道，渠系系統講求“滴水不漏”，田間搞“節水灌溉”，斷絕了地下水的所有補給來源，一旦地表水源不足就抽取地下水，中游、下游一起超采，造成區域性的地下水下降，生態環境惡化。
“民勤或石羊河環境惡化的一個重要教訓是：沒有從生態平衡的角度思考問題，就水論水。如果僅靠水利部門一家搞就會走進了一個誤區，越搞越糟糕。”
王濤剛剛帶領數十位科學家完成了國家“沙漠化”973項目(中國北方沙漠化過程及其防治研究)，作為首席科學家，王濤認為，土地沙漠化是在不斷增長的人口壓力下，人類不斷向未開發的脆弱生態系統遷移和引入不適宜的耕作制度引起的。他將人類不合理的土地開發活動歸結為三個方面：濫墾、過度放牧和濫樵。
傳統社區的蒙族人的游牧有三種方式：多次遷徙(最起碼隨著一年四季的變化而遷往不同的草場)、二次遷徙(一年之中搬遷兩次，前往冬營地和夏營地，目前牧區的主要游牧方式)以及走“敖爾特”(臨時遷徙，解決草場受災時的草畜矛盾的問題)。無論采用何種的游牧方式，其目的都是為了利用草原地帶各個草地的季節差異，以便更大限度地獲取牧草，同時又使草場得到合理的保護。
據阿拉善SEE生態協會所作的調查，畜草承包以后，當地政府通過信貸等政策鼓勵牧民發展牧業，擴大牧群規模，而此時由于1963~1975年人口的生育高峰和外來移民的涌入，更多的人需要草場和維持其生活的牲畜，超載放牧問題在阿拉善蒙族社區普遍存在，并成為有些蒙族社區生態退化的最直接原因。
當地政府政策上的失誤在客觀上也造成超載放牧現象的出現，1984年開始實行草畜雙承包責任制，而到了1997年才落實草原雙權一制(所有權、使用權、有償使用)。這使得牧民只有利用草原的積極性，而缺乏保護草原的積極性。
王濤認為，目前，人類控制天氣的能力還很有限，減緩沙漠化的關鍵在于搞好地面的生態保護與建設，特別是地表植被的保護。如果沒有人類活動造成的壓力，在現代氣候條件下是不會自然沙漠化的，在消除了人對土地施加的負面影響后，沙漠化土地可以恢復生產力。
滴灌與沙漠化防治新思維
“我國荒漠化治理存在三大誤區。”中國生態學會副秘書長蔣高明說，這三大誤區是重建設、輕保護；在干旱區與草原地區大面積造林，用樹木阻擋沙塵暴；信奉人定勝天，忽視了自然界的自我修復能力。
在沙漠化防治中，“水”是一個關鍵性的問題。
“民勤的生態問題，實質上是個水的問題，有水就是綠洲，無水就是沙漠。”甘肅省委書記蘇榮說，不僅民勤如此，整個河西走廊也是如此。水不僅是農業的命脈，而且是人類生存的命脈。
但目前在水資源的利用上，存在嚴重的問題。
國家科技部中國技術市場管理促進中心生態環境建設、水土資源開發與節水灌溉首席專家邱為鐸對《第一財經日報》說，我國中低產田占耕地面積的60%，沙化和荒漠化土地占國土面積45.58%。不論是改造中低產田，還是防治土地荒漠化都離不開水資源的投入和灌溉科技的支持。
“在我國，由于灌溉技術落后浪費的水資源高達國民總用水量的50%至60%，傳統的地面灌溉技術是造成我國水資源緊缺的罪魁禍首。”他分析說，我國現有有效灌溉面積8.1億畝，98%仍然采用古老的漫灌技術。由于技術落后，斗渠以上的輸水渠道損失的水量占灌溉總用水量的60%，加上田間渠道的輸水損失和田間深層滲漏損失，浪費的水資源高達灌溉用水量的70%，說明灌溉不僅是水資源的浪費大戶，也是節水潛力最大的一個領域。
邱為鐸正在阿拉善等地推廣滴灌技術。他說，以色列三分之二的國土是沙漠，人均水資源占有量僅為我國的12%，他們發明了滴灌技術，并從145公里以外引水到沙漠，通過滴灌高效利用水資源，在沙漠里建設了世界發達的農業。我國自1974年引進了這種滴灌技術，中國的科技人員經過30年的不懈努力，在學習外國滴灌技術的基礎上結合中國國情再創新，形成了中國式的滴灌技術，工程造價只有以色列滴灌的五分之一至十分之一，適用于除水稻之外的各種農作物和防沙治沙的生態作物。
據邱為鐸稱，我國已在黃土高原建成了1000畝連片的大田半固定式滴灌系統，滴灌小麥比旱地小麥增產 300%。
“我們應該汲取定西地區向河西地區移民，盲目擴大綠洲的教訓。防止水資源緊張和對沙漠綠洲過渡帶的開墾。當前重要的是加緊下游民勤地區生態恢復，安定人心，號召群眾投身家鄉的環境恢復和建設。“目前，對‘資源性的生態移民’可以采取‘既不支持，也不約束’的‘放任’政策。”陳廣庭說。
作為國家“沙漠化”973項目的重要成果，《中國沙漠和沙漠化》報告認為，西北沙漠化地區農業的出路是確定旱作農業的北界，實施“退耕還林還草”政策。革新耕作制度，實施農機具改革；西北沙漠化地區林業的出路是根據林本生態學的特性，做到“適地適樹”；西北沙漠化地區牧業的出路是嚴格保護和合理利用天然牧場，因地制宜建立不同比例的人工草地，對退化草地要進行綜合治理，并建立草地生態系統持續利用管理體系。
據國家防沙治沙辦主任劉拓介紹，2005年12月發布的《國務院關于進一步加強防沙治沙工作的決定》已明確提出，要遵循自然和經濟規律，在沙區建立和鞏固以林草植被為主體的國土生態安全體系，打好生態建設相持階段攻堅戰。力爭到2010年，重點治理地區生態狀況明顯改善；到2020年，全國一半以上可治理的沙化土地得到治理，沙區生態狀況明顯改善；到本世紀中葉，全國可治理的沙化土地基本得到治理。（本報記者章軻發自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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