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農村扶貧取得實效的同時，城市貧困人口卻在增加。這是政府面臨的一個頗為尷尬的難題
近來城市貧困人口的增加日益成為人們迫切關注的問題。在最近舉行的一個研討會上，數十名經濟學家在不同區域做的調查報告顯示，近年來，城市貧困問題并沒有因為中國經濟高速增長而有所減輕，相反呈明顯加重的趨勢。據這些專家提供的數據，2004年，中國城鎮人口貧困發生率達到6-8%，已經明顯高于農村同期2.6%的水平。
“相對于農村貧困，城市貧困居民沒有土地保障的底線，這種貧困是絕對的赤貧，若沒有進一步的政策保障，他們可能成為最貧困的弱勢群體。”一直在關注城市貧困問題的遼寧籍全國人大代表趙喜忠不無擔憂地說。
與趙喜忠一樣，中部地區湖南省政協委員郭晉云也一直在調查城市貧民的生活現狀。他在一份提交給當地政府的調查報告中呼吁，城市貧困群體正在擴大，要謹防形成“貧民窟”。
與這些城市貧民的生存狀況相比，郭晉云更為憂慮的是，如果不能幫助這些城市貧民迅速脫貧，在他們比較集中的區域就會出現治安惡化、商業蕭條的現象，進而容易引發集體暴力和犯罪蔓延等一系列社會問題。
在一些專家看來，問題還不僅僅止于此。
城市貧困出現“代際轉移”
湖南省湘潭市魯班殿社區是臨近繁華街道的老城區，在當地被稱為“貧民窟”。在這里居住的大多是老人、下崗職工等低收入人群，盡管他們中有一小部分有退休工資，但還是比較難以維持基本的生活。此外，大多數貧困家庭的住房面積小，往往三代擠居在一起。對當地的一項調查顯示， 65%的貧困家庭有一個以上的慢性病或大病患者；34%的貧困家庭有殘疾人；72%的貧困家庭認為，就業難、看病難、子女學費貴等是影響他們脫貧解困的“三座大山”。
綜合一些專家的分析，貧困人群主要包括以下幾類：在國有企業改革中的失業人員；資源枯竭型城市大量具有正常勞動能力的城市居民，如東北產煤地區遼寧省阜新市，失業人員中有30～40%是青壯年勞動力；退休較早、僅依靠退休金生活的老年人；流入城市、成為城市新貧困階層的大量農村人口。
讓人更擔憂的是，許多因為貧窮而過早輟學的年輕人，有可能同樣沒有多少創造收入的能力和機會，只能在貧困的道路上繼續掙扎，根本難以擔當拯救全家的重任。于是，一代人的貧窮，將有可能更加嚴重地轉移到下一代。這種城市貧困出現的“代際轉移”現象，正是一些社會學家極為擔憂的。
據中央政府官方刊物《瞭望》周刊報道，有關部門調查表明，當下的中國，不僅城市底層群體靠個人努力改變命運的難度加大，其子女通過教育、就業等正常渠道進入更高階層的難度也越來越大。這個底層群體既包括城市下崗職工，也包括流入城市的大量農村人口。
不僅如此，在貧窮發生代際轉移的時候，富裕也在發生代際轉移。同樣調查表明，父母的社會地位越高，擁有的權力越大，社會關系越多，子女也更容易獲得較高的社會地位和工作收入。
任何社會都難免出現貧富差距，但一個公平的社會能夠給底層民眾提供向上流動的渠道，窮人可以通過自己的努力改變命運。“當貧窮與富裕成了涇渭分明的兩個群體并且長期保持的時候，社會的潛在風險也會加大。”該刊評論說。
警惕“制度性致貧”
城市貧困在中國成為一個比較嚴重的問題，是最近幾年出現的事情。其中的主要原因是，隨著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入，原來計劃經濟下的“鐵飯碗”基本被打破，國有企業在改制過程中出現了大批失業人員。
據權威數據顯示，1993年中國失業人員的總數為300萬，1997年增加到1760至1820萬，其中約1218萬是國有企業的下崗職工。目前約890萬下崗人員仍處于待業狀態。這種情況在東北重工業基地表現得最為最嚴重。
可是，在經濟改制快速進行的同時，社會保障制度的建設卻相對滯后。從目前的社會保障體制來看，不僅保障金基數低，難以起到真正的生活保障作用，而且保障范圍并沒有覆蓋到所有人群，只限于城市里一部分有正式工作的人。雖然中國政府正在努力擴大這個范圍，但離真正做到健全完善還有很長一段路要走。
今年2月初，據中國知名獨立市場調查公司--零點調查公司公布的一個研究報告顯示，2005年，教育花費成為城鄉居民致貧的首要原因。城市、小城鎮、農村的貧困人群中均有40%～50%的人提到家里窮是因為“家里有孩子要讀書”，特別是農村家庭，教育花費是他們的頭號家庭開支。
該報告還顯示，貧困居民的第二大負擔是醫療費用，約有25%的貧困居民認為貧窮是因為“家里有病人”。另據遼寧省民政廳統計，“看病難”是困擾城市困難群眾的最大難題。在遼寧的城市困難居民中，因病造成家庭困難的占30%左右。
何東一家原本是內蒙古自治區一個幸福的城市家庭，如今卻因為缺少醫療保障陷入貧困的深淵。這一切皆因兒子患了骨癌。
為了能給兒子治病，何東不得不去借錢。但是，病魔還是奪去了兒子的生命。那一年，孩子才12歲。
“60多萬是從朋友那里借的，朋友不說什么，但是這錢總不能不還。”然而，何東的噩夢并沒有因此結束，尚未年老的父親剛剛查出腎功能衰竭，家庭中又一個人躺在了病床上。
家徒四壁，能賣的東西都讓何東換成了現金。一臺80年代產的舊彩電放在了一個破紙箱上，“這是我唯一能夠娛樂一下的工具。”何東說。
何東并不是特例，如今像他這樣因為沒有得到更好的社會保障而一夜之間跌入赤貧的家庭，在中國并不鮮見。
綜合開發研究院（深圳）國情研究中心主任丁四保2005年下半年對東北地區5個資源枯竭城市的貧困群體進行了調查。他對城市貧困居民有這樣的描述：離開原有在國企或者集體企業的工作后，大部分員工在實現再就業、獲得失業和養老保險、參加就業培訓、享受醫療和教育服務方面，遭遇到了比較嚴重的排斥，“貧病交加”使他們的命運堪憂。
“窮人貧窮并不僅是因為他們觀念落后，在一定程度上是由政策性歧視造成的。” 中國社會學研究會會長陸學藝提出警告說。一些專家把這種現象稱為“制度性致貧”。一個最為明顯的例子是，近年來進行的備受爭議的醫療和教育體制改革，著重點是放在了市場化和產業化方面，而忽視了其本應賦有的公平性和公益性。這也是導致教育花費和醫療花費過高成為城鄉居民致貧的首要原因所在。
如何破解城市貧困？
丁四保主任認為，中國解決城市貧困問題要比農村脫貧還難。因為城市貧困居民沒有土地等生產資料，不存在“增收和減負”的可能，而且城市人的生活成本遠遠高于農民。
在大多人看來，增加就業、擴大就業，是解決城市貧困和低收入問題的首要措施，而增加就業的主要手段就是大力發展服務業。可是，丁四保經過調查發現，依靠服務產業脫貧可能在經濟發達地區走得通，但在貧困地區不一定行得通。他在東北一些資源城市看到的情況是，當地發展服務業遭遇的是小買賣“賣不動”，做家政“沒人要”，當護工也“沒人雇得起”。
在這種情況下，很多專家認為在城市扶貧的時候，對貧困人群應該從“輸血”轉為“造血”，即淡化現金或實物資助，強化技能培訓，提高生存本領。如今，這種扶貧思路已被越來越多的城市所采納。例如，從今年2月起，上海市將有30萬就業困難的貧困市民陸續獲得一張“職業培訓賬戶卡”，這張卡里由政府注入2000元人民幣，市民可持卡申請參加各項職業技能培訓。
與這些軟性的扶貧政策相比，趙喜忠主張一種更為硬性的手段，就是呼吁制定專門針對城市扶貧工作的法規，對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的范圍、標準、保障程序、保障資金等加以規范和明確。
還有一些專家認為，要想從根本上解決城市貧困問題，必須增加社會的透明度。
現在中國的情況是，不僅城鄉居民收入差距不斷拉大，而且城市居民收入差距也逐漸拉大。最近，國家發改委經濟體制綜合改革司發布報告稱，當前中國城市居民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數已達到上限，在0.4左右。如果把各種崗位外收入、非正常收入也算上，則實際基尼系數更大。具體來說，20%收入最低的城市居民，擁有的全部收入還不到城市總量的3%。
“從理論上來說，整個社會財富的增加，有利于解決貧困問題。但是，如果沒有建立公正的財富分配制度，沒有增加整個社會的透明度，那么，相對貧困人口很可能仍會增加。”一則評論分析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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