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城市的“邊緣”生活 關注1400萬城市貧困人口
在城市的“邊緣”生活
解決溫飽離不開政府救助
俗話說，家家都有一本難念的經。對于城市貧困家庭來說，這本“經”尤其難念。最近記者來到北京市幾戶低保家庭采訪，他們的生活狀況令人同情。
李永利一家四口住在西城區大乘胡同的一個大雜院里。大哥大專畢業以后沒有工作，二哥雙眼先天弱視。李永利14歲時因患脊髓壓迫癥走路靠拐棍，而且還時常大小便失禁，讀完初中以后只能呆在家里。70歲的老父親，1992年退休以后每月有600塊錢退休金。1999年起全家開始獲得每月320元的城市最低生活保障金。海淀羊坊店街道辦事處普南社區居民張玉弟老太太今年80歲。從上世紀80年代起，她和現年77歲的老伴張傳文就一直住在一棟普通住宅樓的一間半房里。由于二老沒有子女，家用只能靠張傳文每月300多元退休金，張玉弟沒有收入。從去年起張玉弟老人每月領到北京市市民最低生活保障金285元。政府發放的最低生活保障金對低收入家庭來說，都是“雪中送炭”的救命錢。有了這筆錢，低保家庭的吃飯問題得到了解決，生活的擔子稍稍輕了些，但情況依然不容樂觀。
在李永利家，我們看到不到15個平方的房子分為里外兩間。老人拉開了里屋20瓦的電燈，家里還是顯得陰暗。床角堆著不少衣物，老人說，因為永利經常需要換洗，所以特別費衣服。記者隨手拿起一件黑色的毛衣，兩個袖肘子都已經稀拉成大洞，一件豆綠色的氈褲也在臀部厚厚地補上了一大塊。張玉弟老太太則每月憑政府發放的“貧困卡”到糧店領取糧油。吃菜大都只吃幾毛錢一斤的。她說：“像兩元一斤的豆角這類的時鮮菜，一冬都沒吃過。家里一個月買兩三次肉，我們更舍不得買水果”。一眼望去，床上的被褥、床單非常陳舊，張老太太說：“家里的被褥用了三十年了，這些年沒做過新的。”她指著一床被子說：這條新被子是前幾年街道來慰問時送的。家住海淀區五道口的某國企下崗女工邢大姐今年49歲，但1992年先后遭遇下崗、喪夫的雙重不幸，現在獨自帶著17歲的女兒靠每月210元的退休金和320元的最低生活保障金過日子，生活也非常艱難。為了給女兒補充營養，她經常在小攤販收工前買些最便宜的處理水果。她說，爛掉的部分水果削掉就一樣可以吃了。
日常生活離不開親友援助
中國人在傳統上歷來重視親情關系，以血緣和親緣為紐帶的人際關系，使得這些低保家庭緩解了部分生活重負。記者采訪的這幾戶低保家庭，之所以能夠在極度困窘中還維持著基本的日常生活，更多的是靠親戚朋友的幫襯。
李永利家里簡單的幾件家具看來都有年頭了，老人說，大衣柜、書桌、書柜都是1981年做的，木頭是跟單位要的廢木再搭上自己拼湊的幾塊三合板，鄰居木匠幫著打好了也沒要手工錢。唯一的櫥柜也是別人給的。家里顯眼也值錢的家當要算墻上的分體式空調了。老人說，這是北京最熱的那年，河南老家來的親戚看老人的手臂紅熱得像燙熟了似的，一起湊錢買的。張玉弟老人家的情況也差不多。張老太指著記者坐的人造革沙發說：“這是1987年我搬過來后買的。這些年沒有買過別的家具。”她告訴記者，家里的大衣柜是鄰居搬家不要了給她的。大床也是人家給的。張家老倆口為人很好，街坊鄰居、張老太過去當過保姆的一家人和一個在北京工作的侄子常關照他們。每逢年節，兩位老人從不出門，有時有人來看望老兩口，會帶些菜和生活用品，偶而還給他們留一點錢。張老太太的樓上有一個鐵路醫院的女醫生認張老太當了干媽，因此張老太被算作醫院職工家屬，享受了在鐵路醫院看病收半費優惠。家住西城區阜成門北營房西里的梁璞一家1987年夫妻倆從百萬莊汽車靠墊廠下崗。梁璞家里的電器和家具倒也不少，他告訴記者：“彩電是1983年結婚時妹妹給買的，洗衣機是媽媽淘汰的，沙發是妹妹淘汰的，寫字臺、立柜是小舅子結婚時淘汰下來的，雙人床和玻璃魚缸都是遠房侄子留下的，空調、抽油煙機以及做生意時才添置的保鮮柜和冷柜也是姐妹們買了送過來的。我們自己沒正經置辦過什么東西，說起來人們都不信。”現在廠里每月給他們兩人生活費各305元，加上365元的最低生活保障金，這種情況已經維持了兩年。由于他家姐妹經濟狀況相對好些，孩子的吃穿玩費用以及過節的費用都由她們管了。對于城鎮低收入家庭來說，在吃飽飯、凍不著的基本生存問題解決之后，還有許多現實的生活問題需要得到解決，這是依靠政府最低生活保障金無法解決的。低收入家庭只有依賴他們的親友施以援助之手。對于相當一部分低保家庭來說，這種援助顯得非常重要。
發展問題誰來援手
邢大姐穿著干凈得體，她說自己的衣服都是兩個姐姐給的，丈夫去世以后家里幾乎沒買過什么東西。邢大姐身患多種疾病，膽結石、心臟病、高血壓、糖尿病、腹水，可謂眾病纏身，但眼下手頭上還捏著五六百元錢的藥費單子沒有報銷，所以她也不敢再上醫院去看病。女兒很爭氣，在學校重點班。邢大姐常發愁，她不知道一旦孩子考上了大學，費用怎么解決，家里實在是沒有錢。梁家的女主人張彥鳳的情況與此相似。她身患腎小球腎炎，嚴重時吃中藥一年也要兩萬元，現在病得再厲害也不敢去醫院：檢查說病重了吧，實在沒錢治，不治吧心里又過不去。就這樣，每年拖著。她說，我們的錢基本上也就是花在孩子的學習上。女兒現在念高二了，開學還不到兩個月就已經七拼八湊交了近1500塊錢，加上每個月的飯費和月票220塊，這么大的開銷讓我們很為難。為了孩子，梁璞不得不拖著帶上了鋼制肢具的病腿四處打工。在采訪結束后他便匆匆出門，張彥鳳說，今天可能要干到夜里12點。張家兩位老人年高體弱，一年到頭都斷不了藥。這些年，看病吃藥是大支出。去年她住了兩次醫院，花了3000多元。張老太說，年紀大的怕生病，為了預備醫療支出，他們得壓縮其他生活費用。為了增加些收入，77歲的張大爺找了一份值班室的工作，每月能掙380元。李永利的父親對記者說得更直接，這日子吧怎么樣都過得下去，買二斤面一點咸菜也夠四個人吃的了，可就是怕有緊急的事要用錢。老人最擔心的是家人的健康。這種想法在低保人群中很有代表性。
健康和教育的缺乏往往是構成低收入家庭經濟惡性循環的元兇，此外還會進一步影響到婚姻和就業。這些問題令低保家庭舉步維艱，一籌莫展，就像是兩枚定時炸彈，隨時可能將這些家庭推入絕境。□(趙憶寧劉心惠鐘立)
數字透露的城鎮貧困
從三個角度看生活狀態
城鎮貧困人群收入低且不穩定，用于食品消費的支出比例較大，營養水平較低，穿戴和日用品簡陋，住房條件差。困難職工反映最怕的是過“三關”：生病關，子女輟學關，年節關；他們最發愁的是無力承受日益加重的醫療、教育、住房方面的開支。
從收入狀況、財產狀況和消費狀況三個角度，大體上可以看出我國城鎮貧困群體基本生活狀態：
收入狀況。國家統計局對城鎮17000戶居民家庭的抽樣調查顯示，2000年，占調查戶數5%的貧困戶年人均可支配收入2325元，不及城鎮居民6280元平均收入的36.9%，與10%的高收入戶相比(人均收入為13311元)，則相差5.7倍。我國由基尼系數反映出來的收入差距呈現出一種迅速上升的勢頭，城鎮居民基尼系數由1978年的0.16上升到2000年的0.32。財產狀況。國家統計局的數據顯示，到1999年6月底，城市居民戶均金融資產已達52895元，與1984年城市經濟體制改革開始時戶均金融資產1338元相比，增長了38.5倍。但居民金融資產的分布呈不均勻狀態。20%最低收入家庭僅擁有全部金融資產的1.5%，戶均為4298元，僅為平均水平的1／12，與20%的高金融資產家庭相比(戶均146615元，占全部城鎮居民金融資產的55.4%)，則相差34倍。以如此微薄的金融資產，卻要面對諸如子女教育、買房、贍養老人、醫療保健以及人情交往等必不可少的開支，其生活困難可想而知。消費狀況。2000年，城鎮貧困居民人均消費支出為2320元，比全國城鎮居民平均水平(人均4798元)低51%，其中用于食品方面的消費支出1173元，恩格爾系數為50.6%，比城鎮居民平均水平(恩格爾為39.2%)高出11個百分點，按恩格爾系數的一般分類，為勉強度日。貧困群體成員在其他主要消費項目的支出也遠低于社會的平均水平，其中：衣著支出166元，為城鎮居民平均水平的33%；家庭設備用品及服務支出106元，為平均水平的24%；醫療保健支出141元，為平均水平的44%；交通通訊支出125元，為平均水平的32%；娛樂教育文化服務支出258元，為平均水平的41%；居住支出281元，為平均水平的27%。由于貧困群體收入低、消費水準低、營養不良狀況比較普遍，加上心理壓力大，因而他們的患病率往往要高于非貧困者。但是，貧困群體的醫療保健條件則較差，患病后能不看就不看，能拖則拖，這就加重了貧困群體生活的困難程度。許多貧困戶因病致貧，因病返貧，形成惡性循環。
數量約達1400萬
我國各地的最低生活保障標準(通常也被認為是當地的貧困標準)，一般是采用基本需求法確定的。民政部城鎮貧困與反貧困課題組認為，根據國務院頒布的《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條例》規定，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標準，是按照當地維持城市居民基本生活所必需的衣、食、住費用，并適當考慮水電燃燒費用及未成年人的義務教育費用來確定的。目前，對我國城鎮貧困人員狀況的統計，既無統一標準也無準確數據，可以說是底數不清，情況不明，不同部門有不同統計口徑，同一部門也有不同的數據。
民政部的統計數據：經國家統計局批準，民政部于2000年8月至10月，在全國組織開展了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情況的摸底調查工作。摸底以各市、縣最低生活保障標準為依據，凡家庭人均收入低于當地最低生活保障標準的，無論是否已享受最低生活保障，均作為最低生活保障對象(即城鎮貧困人口)進行統計。從統計匯總情況看，標準最高的是廣東省深圳市每人每月310元，最低的是貴州省黔西縣78元，全國平均水平在130-150元左右。全國保障對象人數為1382萬人，約占非農業人口3.12億人的4.43%；如按全國城鎮人口3.9億計(注：城鎮人口統計數據中包含著大量的農業人口在內)，則為3.5%。國家統計局提供的數據：據國家統計局提供的資料，1999年全國平均貧困線為每人每年2310元，月人均193元。最高的上海市每人每月303元，最低的青海省每人每月124元。按各省貧困標準統計，全國貧困人口為1477萬人，約占非農業人口的4.73%，占城鎮人口的3.8%。另據國家統計局1999年對全國40044戶城鎮居民家庭收支的抽樣調查資料，最低收入組中的5%的困難戶年人均可支配收入為2325.70元，年人均消費性支出為2327.54元，收支相抵，負1.84元。由此看出，國家統計局測定的貧困線水平大體與5%的困難戶的收支水平相當。中華全國總工會提供的特困職工數據：據中華全國總工會政策研究信息統計處提供的資料，1999年全國特困職工(包括在職職工、下崗職工和離退休職工)人數為321.9萬人，按國家統計局統計的1999年家庭平均人口3.14人計算，特困職工家庭人口為1010.8萬人。如加上失業、無業人員中的貧困人口和傳統的民政“三無”對象，全國貧困人口應不低于1500萬人。綜合上述情況，民政部、國家統計局、中華全國總工會雖然調查統計貧困人口的方法和角度不盡相同，但得出的數據大體接近。有關學者的研究結果也印證了有關部門的數據。因此，2001年全國城鎮貧困人口總規模應在1400萬人左右，約占非農業人口的4.5%，占城鎮人口的3.6%。
城鎮貧困人口分布的兩個特點
城鎮貧困人口的分布有兩個特點：一是行業性特點。貧困人口多來源于傳統的采掘、制造、建筑和商業等行業。國家統計局2000年的最新數據顯示：社會服務業的貧困發生率為6.01%，建筑業為5.52%，批發零售貿易餐飲業為3.52%，煤炭等采掘業為3.51%，紡織、軍工等制造業為3.32%。而在金融保險、科研綜合技術服務業、電力、煤氣及水的生產和供應業，貧困發生率幾乎為零。二是地域性特點。貧困人口多在內陸地區、“三線”地區、計劃經濟色彩仍然較濃的地區。有數據顯示，中部地區的貧困發生率為4.42%，西部為3.03%，而東部沿海地區則只有1.54%民政部2000年的調查統計資料也顯示，北京、上海、山東、江蘇、浙江、福建、廣東等7省市共有最低生活保障對象154.7萬人，占全國保障對象的11%，占7省市非農業人口8952萬人的1.7%；中西部24省市區1227.3萬人，占全國保障對象的89%，占24省市區非農業人口22266萬人的5.5%。而在中西部24省(區、市)中，中部14個省、自治區、直轄市(遼、吉、黑、津、晉、蒙、冀、豫、鄂、湘、桂、瓊、皖、贛)共有保障對象897.7萬人，占全國保障對象總數的65%，占14省非農業人口16796萬人的5.3%；西部10個省、自治區、直轄市共有保障對象329.6萬人，占全國保障對象總數的23.8%，占10省非農業人口5470萬人的6%。□(趙憶寧劉心惠鐘立)
城鎮反貧困任重道遠
據全國政協社會和法制委員會調查組的調查，雖然現行的城鎮反貧困機制已具雛形，對緩解和消除城鎮貧困現象發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由于各項制度措施尚處于探索建立和規范完善階段，相互配套銜接不夠緊密，因而從總體上看還存在一些明顯的缺陷和問題。
再就業率持續走低近期形勢難以好轉
據分析，2000年全社會可提供的就業機會總共約700萬到900萬個，而實際的勞動力供給在2000萬人以上，勞動力的實際供給過剩高達1100萬到1300多萬人。下崗職工基本生活保障與失業保險并軌后，失業人數還將大大增加，加上農村勞動力已經并將繼續大量地涌入城市，城鎮就業形勢相當嚴峻。加之下崗職工的自身素質與當前勞動力市場需求之間結構性矛盾大，盡管各地為安排下崗職工再就業想了很多辦法，但近年來再就業率仍在逐年下降，1998年為50%，1999年為42%，2000年為35%，2001年上半年的再就業率還在繼續走低。許多地區都估計近期形勢很難好轉。中央和地方為解決擴大就業問題制定了一些政策措施，但大多不易落實。不少下崗職工反映，一些地方的業務部門不肯執行促進再就業的優惠政策，各種名目的行政收費仍然很多，使優惠政策流于形式。值得注意的是，不少用工單位甚至包括某些國有企業，反而利用勞動力供大于求的形勢，在吸納下崗職工時往往采取不訂合同、不繳保險、同工不同酬等做法，以獲取廉價用工所帶來的利潤，致使許多再就業職工收入低且不穩定，社會保險關系難轉移，使再就業問題雪上加霜。貧困人口急需救助
政策落實仍有問題
“兩個確保”沒有完全落實。據估計，全國至少有600萬以上的下崗職工未進入“中心”，已進入“中心”的仍有一部分人沒有全額領到基本生活費；全國至少有250多萬集體企業的下崗職工不能享受國有企業下崗職工的政策，基本生活缺乏保障；關閉破產企業的部分職工得不到安置，或安置費標準偏低且不能及時兌現。
據全國總工會對121家破產企業的28.2萬名職工調查，破產程序啟動后，有32%的職工領不到基本生活費。在部分經濟發展滯后的地區和困難行業，拖欠職工工資情況仍然十分嚴重，據全總2000年末對已建工會的近86萬個單位統計，拖欠職工工資的占9.2%，涉及職工1393.4萬人，占這些單位職工總數的12.1%。困難企業離退休人員養老金偏低，引發了新的社會矛盾。一些地方財政拮據，社會保障工作陷入困境，有的城市的勞動保障部門明確聲明，社保體系面臨崩潰邊緣，現已無計可施。今明兩年是企業與下崗職工解除勞動關系的高峰期，據預測，今年約有200多萬職工出“中心”，但多數企業無力支付與職工解除勞動關系所需支付的經濟補償和拖欠的工資、養老保險金、失業保險金、醫療費、集資款等。據黑龍江省勞動和社會保障局調查，全省有下崗職工的國有企業中，具備支付經濟補償金和償還債務能力的僅占1.4%，有部分支付能力的占20.2%，完全沒有能力支付的占78.4%。部分職工的基本醫療得不到保障。到2000年底，全國有303個地市啟動了醫療保險制度改革，但僅覆蓋職工4587萬人，占應保人數的29%。據有關部門調查，約有50%的企業職工不能按規定報銷醫療費。一些患病職工因此而債臺高筑，個別大病患者因無錢醫治而陷入困境。
一些失業人員享受不到失業保險。到2000年底，全國城鎮登記失業人員595萬人，目前因各種條件限制實際能夠領取失業保險金的僅有220多萬人，占37%。
現行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尚未起到社會保障體系“最后屏障”的作用。在下崗失業職工多、財政困難的地方，許多城市只能“就米下鍋”，根據地方的財力來確定最低生活保障的人數和金額，降低了保障標準，人為地縮小了保障面。由于一些企業拖欠工資、欠發或未足額發放基本生活費、養老金，但在“低保”工作計算家庭人均收入時都被視同有“應得收入”，甚或對一些處于勞動年齡段的失業人員均按最低工資標準這一“虛擬收入”計入其中，使得本應納入低保范圍的困難職工未能納入。據民政部統計，截至2000年底，全國實際納入最低生活保障范圍的人數為381.8萬，約占各地低保對象的1／4，占全國城鎮人口的比例不到1%。
貧困情況因地而異
“一刀切”值得商榷
受經濟發展水平和工作水平等諸多因素影響，各地的貧困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不同，貧困程度也差異很大。但即使在經濟發展較好的東部地區，也同樣有一些城市貧困人群。據了解，北京市、天津市的貧困人口在5%以下，廣東省的貧困人口為2.9%，浙江省寧波市的貧困人口僅為0.5%。這些地區的低保對象大體上能吃飽穿暖，他們怕的多是教育、醫療、住房等支出增加帶來的困窘。中西部地區困難程度則比較嚴重，湖南省城市低保對象人數已超過農村絕對貧困人口的數量；湖北省的貧困率為9.5%，武漢市七城區為11.5%；青海省困難職工占職工總數的26.2%；黑龍江省4個煤礦城市、2個林區城市以及國有中央、省直企業集中、地方經濟欠發達的城市應納入低保范圍的人數達到8—12%。這些地區不僅貧困人員比例大，困難程度也嚴重，有的甚至難以保證基本生活。從行業分布看，城市貧困群體主要集中在煤炭、森工、軍工、紡織、機械、有色金屬等行業。面對如此龐大復雜的城市貧困群體，現行城市扶貧解困政策不少屬于“一刀切”，缺乏針對性。如下崗職工生活費的“三家抬”政策，在經濟狀況比較好的地區，大體上能按政策發放下崗職工基本生活費，而在經濟狀況困難的地區，社會統籌已陷入困境，困難企業大都無力承擔各自應負擔的“三分之一”，這些地區和行業的職工的生活困難程度遠比發達地區的下崗職工大得多，但由于各地均統一執行“三家抬”政策，許多中西部地區的困難職工的貧困問題根本無法解決，還增加了他們心理上的不平衡。在資源枯竭的礦區、一些老工業基地中受經濟結構調整沖擊大的行業和企業，已形成了大大小小貧困人口相對集中的貧困片區。在這些片區，人氣低沉，即便是尋求非正規就業的機會也不多；開展相互救助也有困難。例如，重慶市主城區已出現多處貧困片區，主要分布在長江和嘉陵江沿岸；困難企業比較多的沈陽市鐵西區、齊齊哈爾市碾子山等地，由于下崗失業職工集中，被戲稱為“工人度假區”。對貧困人口相對集中的現象，應引起高度重視，有關部門應做專門研究，給予特別的重視。□(趙憶寧劉心惠鐘立)
編織社會保障“安全網”
關注城市低收入群體生活已被明確列為中央和各級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隨著改革的進一步深入，我國社會保障制度不斷完善，政府將用更多的財政用于社會保障，社會保障覆蓋人群也將隨之擴大。
社會保障的“第一要務”
完善社會保障近年來一直是擺在中央和地方政府面前的一項重要任務，而增加低收入群體收入水平則是其中的“第一要務”。
2002年中央財政共安排社會保障性支出860億元，按可比口徑比較，比2001年增長28%。其中，2002年對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的補助由去年的23億元增加到46億元。中央之所以大幅度增加對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的補助，就是要切實提高城鄉居民，特別是低收入群體的生活水平，增強他們的購買力，保障擴大內需政策的順利實施。有關專家指出，只有建立完善的社會保障“安全網”，才能確保社會穩定、促進社會公平；才能解除人民群眾的后顧之憂、改善居民心理預期；才能保障擴大內需政策的順利執行，促進我國經濟持續、快速、健康發展。
記者從勞動和社會保障部了解到，到去年底，全國參加失業保險的人數達1.035億人，基金收入200億元。失業保險基金在確保失業人員基本生活和促進再就業的同時，還調劑近30億元支持下崗職工基本生活保障。今年預計參保人數將達1.1億人，全年基金收入超過210億元。去年底，全國已有97%的地市啟動、實施了醫療保險制度改革，覆蓋人數達到7630萬人。今年的目標是全國所有地市都要實施改革，覆蓋人群達到8500萬人。到2001年底，全國基本養老保險覆蓋人數已達到1.06億人。今年的目標是：參保人數達到1.09億人，確保基本養老金按時足額發放，全面建立養老保險個人賬戶，推進企業退休人員管理服務社會化。
“低保”覆蓋人群擴大2倍
民政部提供的資料顯示，2001年下半年以來，我國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工作取得了突破性進展，各級財政的投入和享受最低生活保障的人數都大幅增加。
2002年1月底，全國領取最低生活保障金的人數已達1235萬人。比去年年初的382萬人增長223%。2001年各級財政共投放低保資金54.2億元，其中中央財政投入23億元，占42.5%；省級財政收入10億元，占18.5%；省以下財政投入21.2億元，占39%。2001年1月至2002年1月，各級財政共支出最低生活保障金52.25億元。保障對象實際領取的保障金額為月人均70元。記者從民政部了解到，2001年10月以來，新增的最低生活保障對象，主要是符合低保條件的特困職工家庭。全國已有12個省份基本實現“應保盡保”，其中除北京、上海、廣東、江蘇、浙江等發達省份外，還有內蒙古、遼寧、黑龍江、重慶、貴州、海南、新疆等中西部省區。貴州全省近50萬城鎮貧困居民得到最低生活保障。浙江在全國率先建立覆蓋城鄉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全省有3萬城鎮居民和23.6萬農村居民納入最低生活保障。貧困群體的生活保障正在隨著社會保障體系的健全而逐步穩定。
應保盡保的“倒計時”
2002年民政部把實現“應保盡保”列為首要任務。今年上半年，將采取“倒計時”的方法和一系列工作，督促地方加大財政投入力度和工作力度，盡快將符合低保條件的城市貧困人口全部納入保障范圍，實現應保盡保。從今年4月份開始，民政部將建立“倒計時牌”，并定期在中央新聞媒體公布各地工作進展情況。與此同時，民政部將全面貫徹屬地化管理原則，落實中央企業、省屬企業以及城鎮集體企業特困職工家庭的最低生活保障，堅決糾正按勞動年齡段計算“虛擬收入”的做法。對因病因災或意外事故等情況造成有特殊困難的家庭，還要通過發放糧油卡或臨時救濟等辦法，進一步幫助他們解決生活困難。為了確保“低保”對象不漏、不重，從今年開始，民政部要求各市、縣每季度將低保對象家庭主要情況，以軟盤或光盤形式逐級上報到省級民政部門。省級民政部門匯總制成光盤后報民政部。民政部將根據各地上報資料，組織人員深入基層檢查保障對象落實情況。通過建立城市低保對象家庭備案制度，使各級民政部門都能準確及時地掌握城市低保對象家庭的詳細情況，加強監督檢查，保證低保資金及時足額地發放到低保對象手中。為促使各級低保資金的落實，各級政府將按每年財政總收入或總支出的一定比例列足低保資金預算，并落實財政專戶管理措施，專項管理，專款專用，從根本上解決低保資金投入不足和擠占、挪用等問題。□(趙憶寧 劉心惠 鐘立)
《暸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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